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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与莫斯科间的神秘红色国际交通线

李戈瑞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几条神秘的红色国际交通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通过这几条红色交通线进行着物资、人员和情报之间的往来。在抗战期间,红色国际交通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弱小的中国红军,苦苦寻求建立一条通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中共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能否胜利信心不足。1928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布哈林曾说:中国红军应该不断地游击,今天在这里吃鸡,明天到那里吃鸡,以免把一个地方的母鸡都吃光了。布哈林的这番话虽然直白,但却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的窘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全部位于经济十分落后的各省边沿农村地区,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根据地经济就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急需共产国际和苏联向中国革命提供政治、道义及物质上的支持和援助。因而,建立一条稳定的、能直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国际红色交通线,成为中共中央不断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33年,军阀盛世才取得了新疆的最高统治权。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苏联结盟,建立了亲苏政权。由于在新疆地区出现了对中国革命发展十分有利的新形势,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试图打通由河西走廊经新疆到苏联的国际通道,在靠近苏联连接中苏两国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取得苏联直接、方便和有效的支援。

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这一有利形势,立即向红军发来指示电报。电报称,共产国际和苏联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甚至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以便打通一条可以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1935年,共产国际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资料,考虑建设两条红色国际交通线。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另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前者距离过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手中,保密性较好;后者虽然比前者方便,但安全性却没有保障。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组织了一个3人小组,特别研究建立一条连接苏联和中国西北的国际交通线问题。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斯大林特别叮嘱中国代表团的林育英,向中共中央转达他在红军战略发展上的明确意见。斯大林希望红军主力向西北及北方发展,靠近苏联以便建立起红色国际交通线。

中共中央与斯大林的想法不谋而合。1935年8月,中共中央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北发展,争取“地理上接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的战略设想。但由于张国焘的反对,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单独北上。

9月12日,红军长征到达俄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把北上抗日和打通国际交通线联系起来,强调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具体行动方针,决心经过游击战,全力打到苏蒙边境,背靠苏联创造一个根据地,以便“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但此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其实已经中断。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长征,兵力锐减。毛泽东认为,如果再找不到一个立脚点,共产党所剩下的最宝贵的精锐力量就可能被消灭,这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如果能在苏蒙边境建立一条红色交通线取得苏联援助的话,不但能摆脱蒋介石军队的穷追猛打,还能使红军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当时,毛泽东设想的通往苏联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是经甘肃、宁夏,到达绥远的定远营。这是当年邓小平等人由苏联前往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时走过的路线;另一条是由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但以当时毛泽东所率领的几千人部队,不论走哪条路,失败的可能性都极大。因此,当中共中央在获知红十五军团在陕北有一块根据地时,立即取消了北上苏蒙建立国际交通线的计划,决定先将立脚点放到陕北,再寻机打通能取得苏联援助的国际战略通道。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了建立国际交通线进行援助的请求。斯大林批准了对中共军事援助的方案,同意红军攻占宁夏后在当地接收援助物资。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便开始积极筹划,准备实施打通由宁夏北上经外蒙古地区到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计划。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宁夏战役未能完成,该方案没能实现。随后已西渡黄河的2.1万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开始转战甘肃河西走廊,试图打通由河西走廊经新疆到苏联的国际通道。由于主客观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西路军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尝试最终未能实现。但是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了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成功开辟国际交通线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因势利导,打通连接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1937年,苏联政府给国民政府的各种援助开始通过经新疆的国际交通线运送,同时苏联也借助这条线路秘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战略物资援助。据苏联驻华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回忆:苏联的人员、车队入境,从苏联向新疆或相反方向运送物资实际上不受中国当局控制。来自苏联运送武器的车队也畅通无阻。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办事处承担了莫斯科与延安之间援助物资的中转任务。曾担任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的伍修权回忆:从苏联长途运来的物资和军事装备,由办事处负责接收和转运,有时到了兰州,仍由原车运出兰州送到解放区,办事处只派人押送和领路。西兰公路,从西安经邠县、泾川、长武、平凉、静宁、定西到兰州,全长706公里。兰西公路有一段正好通过陕甘宁边区所管的长武县境,这些车辆开到那里时,就将物资卸下交给驻守在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再由他们经庆阳送到延安。

从1937年底起,苏联开始通过新疆这条秘密红色交通线路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部分记载如下:“1937年12月21日,苏联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事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一车,押车武装士兵二十一人至迪化(乌鲁木齐)。”“1938年5月初到6月初,苏联接济延安军车未经督署顾问登记者,共有三次五十一辆,装载物品不详,均系编号之木箱,大小不等可能系武器,直接入关。”同时期,还有许多未经记载,时间、物品不详的物资不断运往延安。

蒋介石对苏联通过新疆国际交通线对延安输送战略物资的行动有所察觉。他曾指示孙科,对苏联援助中共战略物资一事进行抗议。苏联担心中苏同盟关系会受到影响,一度减少向中共援助战备物资。

蒋介石除了在外交上多次对苏联施压之外,还严密监控苏联在华人员,加强对红色根据地的交通管制,企图切断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红色交通线。1938年,国民党加紧了对苏联运输车队行驶区间的限制,先是不许苏联车队超过兰州,后来又不许越过哈密。蒋介石还派汽车团和空军人员直接在哈密接收苏联援华物资。同时,蒋介石还派胡宗南部队进入甘肃控制西兰公路,调马步青骑兵入西康;检查苏联来华外交飞机,甚至还在兰州机场扣留苏联飞机一个多月。在国民党的不断破坏和封锁下,国际交通线要完成运输任务日益艰难。

即便如此,在1940年时国民党仍有记载称:“苏俄曾用新盛名义运军火三十六辆至延安。”这说明,1937年底至1940年初,“苏联——乌鲁木齐——兰州——西兰公路——长武——庆阳——延安”的这条红色国际交通线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1940年,随着国民党反共磨擦不断升级,新疆的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翻了脸,在新疆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蒋介石也决定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共中央和苏联决定把经新疆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改为经北线,即“蒙古——绥远”的线路进行运输。

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如果八路军能够打通延安经由绥远到外蒙之间的通道,苏联就可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详细通告了中共中央通过蒙古转运武器的3个方案:第一种,组织精锐的小股骑兵部队(2~3个骑兵连,每个连配备100匹马)定期往返于这一路线上运送武器;第二种组织大部队(1万人左右,配备1000匹马)接收并运送武器;第三种收买镇守绥远的傅作义(可以用金钱收买,也可以向其提供部分苏联军援)以方便运送武器。实际上绥远与蒙古交界处人烟稀少、水源短缺,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因此中共中央实际上是否定了第二个方案,将第一和第三个方案提请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裁决并尽快回复。12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专门就此事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协商。不久,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表示正在对此援助方案进行研究,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复,要求中共对此事绝对保密。后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记载:中共新辟路线,由陕北三边经伊盟、桃力民至大青山,与外蒙联络,苏俄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另有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朱绶光在呈蒋介石的密电中称:“中共自苏联有由大青山经内蒙打通路线之企图,并取得现款枪弹大炮等接济等情。”此外,也有苏联红军的汽车兵依·戈·明卡有对此交通线方面的回忆称:“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最终将武器交给当地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强烈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准备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与蒋介石决裂。2月1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称:“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彻底破裂之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那时我们无疑将会处境艰难,受到来自日本和蒋介石两个方面的打击。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但苏联方面认为国共两党关系仍可避免彻底破裂,此外苏联为了防止国共两党分裂和内战,在暂停对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同时,也不再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斯大林认为国共两军团结抗战最符合苏联本国的利益。如此一来,蒙古——绥远的红色国际交通线在皖南事变之后就不再使用。

除了以上两条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的红色国际交通线,延安与莫斯科之间,还构建了一条绝密的通讯情报交通线。

长征时期,由于大功率电台损坏,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中断,各种指示和援助也随之中断。1935年春,刘长胜携共产国际电讯密码由莫斯科启程归国,历经一年的长途奔波,于1936年春到达陕北。很快中共中央便建立了一条从延安到莫斯科之间,专门用于传递情报、文件和资料的绝密红色交通线,也被称为“第三国际路线”。这条情报专线所途经的地区是:延安——庆阳——固原——靖远——兰州——河西地区——乌鲁木齐——莫斯科,其中延安、兰州和乌鲁木齐是中国国内的三大中转枢纽。

乌鲁木齐、兰州都有苏联内务部和苏军的情报人员,中共的方针就是掩护、协助他们工作。此时,虽然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但由于电台功率小,设备差,通讯困难。后来,苏联送来了新的电台设备。1940年任弼时回国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电报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延安。任弼时即在延安小砭沟筹建专门负责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机构“农委”。1940年11月,农委正式开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其中极端绝密和十万火急的电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和处理。当时在中央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这个电台。当时担任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曾回忆:“当毛主席确知通讯联络工作已经可靠地建立起来后,他就开始写较长、较具体、较详细的情报了。有的电报长达数千字,甚至万余字。每当这时,一份电报就要分若干次拍发。每次,毛主席把电文送给任弼时,由他交我译出,然后我又同任弼时一同校审,定稿后才发出,来电由我译出后,也是先送任弼时,由他交主席处理。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毛泽东保持延安和莫斯科通讯的这一专线通道,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才停止。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电讯往来,则有苏军情报组的电台承担通讯任务。当时在延安枣园,苏军情报员弗拉基米罗夫化名为“孙平”,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随时保持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来往的电报均须通过孙平的电台发出。经毛泽东批准,孙平的电台主要由中共中央社会部、八路军总部、新华社、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其提供情报。据师哲回忆说:“孙平的电台几乎成了毛主席的电台。孙平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也随时可以叫他来。”

红色国际交通线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不影响同国民政府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财政、军事、医疗、通讯、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援助,使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渡过抗日战争最为困苦的阶段并不断壮大,这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中共中央通过国际交通线,在保存革命力量、培养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西路军左支队393人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西行从甘新边界进入新疆。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建议联共(布)批准这部分人到苏联留学,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100人到150人,其余人员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央表示反对,决定在乌鲁木齐成立军校,由苏联提供经费和师资,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这里学习。乌鲁木齐军校开设的课程包括飞机驾驶、炮兵射击、装甲兵技术、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此后,军校也开始招收部分八路军官兵,到1939年,学员人数已经达到400余人。这些干部战士完成学习任务后,除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同志外,其余分批乘飞机或汽车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干部战士被盛世才当局逮捕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经张治中的帮助也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延安,成为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人才,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及高金城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在甘肃河西走廊对西路军将士进行组织营救,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精华力量,使他们沿西北国际交通线从河西到兰州,然后设法从兰州或西安直接进入解放区回到延安。2000多名西路军将士正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在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营救下到达延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2.苏联援华物资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运往中国抗日前线,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八路军驻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上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和药品、书籍的转运任务。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苏联出钱,新疆人民首批支援八路军的2万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长武,再由三八五旅收转运往抗日前线。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时,带着高射机枪4挺、子弹200万发、西药400公斤,沿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延安。1938年1月,邓发用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币,在苏联购买了500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沿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着机枪4挺、子弹43万发,分别乘飞机、汽车从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延安。这些战略武器和物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及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往来于中苏之间,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期间,利用红色国际交通线往返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亚楼、陈昌浩、邓颖超、王明、康生、林彪,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也是从莫斯科到达兰州,再经八路军办事处转抵延安,最后返回越南领导革命斗争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38年6月,王稼祥携带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重要文件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回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团结与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共赴苏联学习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进步人士以及经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选送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都是通过红色国际交通线到达目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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