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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嶷先驱萧志仁

李万青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两百余年的封建统治和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挽救了民族危亡,推动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在这场革命斗争中,除了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等人的名字熠熠生辉外,还有一个人虽未居要职,却辛苦奔波,默默工作,为武昌首义成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他,就是前清秀才、中国同盟会湖北省分会书记、黄兴的秘书萧志仁。

投身革命  首义成功

萧志仁,湖南省宁远县人,字子敬,笔名一鸣,晚号九嶷山樵,生于1884年农历二月十七日。他的老家琵琶岗村,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萧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萧志仁自幼博闻强记,9岁能文,18岁考中前清秀才,是人才辈出的萧氏家族中的佼佼者。

1906年春,萧志仁只身远离家乡,前往湖北武汉,就读于由两湖书院改成的两湖总师范学堂。

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萧志仁结识了民主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黄兴是长沙府善化(今长沙县)人,宋教仁是常德桃源人。他们与萧志仁均为湖南同乡,平日往来甚为密切。在黄、宋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影响下,萧志仁于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萧志仁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当时,清政府为扑灭四川的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趁此机会,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决定做出后,包括萧志仁在内的许多同盟会成员,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暗中联络,传递信息,组织力量。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并决定邀请黄兴和宋教仁由上海来鄂主持起义大计。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聚集,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与此同时,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和10月12日占领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首义成功后,萧志仁任中国同盟会湖北省分会支部书记。其间,他为健全湖北同盟分会组织、发展同盟会员、宣传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做了大量的工作。

此时,清政府并不甘心失败,派袁世凯领兵进攻汉口,义军力薄难支,退守汉阳。在革命形势危如累卵之际,黎元洪拜黄兴为起义军总司令,萧志仁力佐黄兴,任司令部秘书。在这些日子里,萧志仁一方面以己所长,操持笔墨,夙兴夜寐地应付繁杂的案牍工作;另一方面洞观时局,细察舆情,积极为黄兴出谋划策。最后义军奋力反抗,终于打败袁军,坚决保卫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首义成果。

反袁失败  东渡日本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武昌起义后,清朝灭亡前,袁世凯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取得了军政实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革命阵营内的君主立宪派,迫使革命政权与他谈判。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孙中山最后不得不同意对袁妥协。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取而代之。

感念时局,萧志仁大失所望。1912年6月,黄兴委托他在湖北武昌蛇山南麓(今武昌阅马场红楼后山)筹建旅鄂湖南中学(后改为克强中学),并让其出任校长。萧志仁受此任务后,便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亲选校址,延聘教师,广纳学子,制定校训。由于学校课程设置新颖,教学方法新潮,湖南以及其他各地许多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纷纷慕名前来就读。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时,董必武就在旅鄂湖南中学一边教书,一边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

不久,黄兴又委任萧志仁兼任湖南强国工艺厂协理,以办企业的方式筹集革命活动经费。萧志仁边学边干,身体力行,很短时间就掌握了协理的工作流程,并把厂里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不料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孙中山闻讯从日本返回上海,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主张讨伐袁世凯。8月13日,拥袁桂军攻占广州。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全国各地纷纷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一直追随黄兴的萧志仁,也自然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

萧志仁和黄兴几经商议,决定东渡日本。几天后,他们两人就潜离北京,到达日本东京。

孙中山是萧志仁非常敬仰的革命先驱,遗憾的是在国内一直未有机会与之谋面。来到日本不久,经黄兴介绍,他在神户与孙中山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亲耳聆听了孙中山的教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体会。他后来和黄兴谈及与孙中山见面的感受时,说“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并表示要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把复兴中华大业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到日本后,萧志仁进入东京政法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业。东京政法大学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学校,以“自由与进步”为校训,被人们誉为日本法律家与政治家的摇篮。

留日期间,萧志仁广泛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书籍,他都有所涉猎。他对日本明治维新这段历史的学习与思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是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19世纪60年代,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三大口号下,实行一系列改革,把日本建成亚洲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对萧志仁的思想触动很大,他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必须像日本一样,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实行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根本改革。

萧志仁在东京政法大学学习3年后,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1917年春,他怀着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告别东京,回到祖国。

东瀛归来  热心媒体

萧志仁回国后,先后出任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和中国大学教授,时间长达10余年。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和工农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个时候相继发生。作为一个献身革命、渴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萧志仁很不习惯坐守书斋。更确切地说,他希望在风云变幻的实际斗争中展示自己的智慧才情,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受聘兼任《北京舆论报》《天津正义报》的主编及《北京教育》《交通》《内务》等杂志的特约编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报社的主编和记者,萧志仁的新闻触觉绝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社会层面,而是大胆地指向上层社会特别敏感的人物和事件。当时,他做的两件事情被社会各界大加赞赏。

一是痛斥曹锟贿选案。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指使其党羽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逼宫”,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为自己上台当总统扫清了道路。但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要披上“合法”外衣,于是就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9月,在总统选举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去贿赂款1350余万元。就这样,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萧志仁一向对崇洋媚外、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政府深恶痛绝,常在报刊上发表专文,抨击时政,伸张正义。曹锟贿选事件发生后,萧志仁怒不可遏,立即在他主编的《天津正义报》上发表长篇专文,予以义正辞严的揭露与申斥。由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曹锟不久就灰溜溜地下台了。后来,张学良曾劝其东山再起,曹锟深有感触地说:“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

二是揭露金佛郎案。1921年,法帝国主义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秘密协议,法国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已贬值)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6200余万两。接着,法国政府又联合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要求四国庚子赔款都以金佛郎计算,并串通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款,以压迫中国政府。1924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萧志仁立即在他主编的《北京舆论报》上发表题为《金佛郎案议》的文章,对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予以严厉谴责。文章发表后,激起了国民抗议的愤怒浪潮,萧志仁也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当时的反动势力及其御用文人却把共产党斥为“过激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其进行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萧志仁却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认为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国内许多右翼报纸对其大肆攻击和污蔑,萧志仁却在《北京舆论报》上以“华共产党在沪会议”为题,予以积极的报道,称:“该大会议决:力行扩充中国共产党,任募工人与激烈分子入党,使该党为一大中国人民团体。该大会又发表一宣言,向中国农民历述中国时局之现况,与农界所以迭遭损失之原因,并要求彼等组织团体,加入爱国运动,以谋中国自由与保护农民之权利。”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理解与同情。

1925年3月,为争取关税自主,北京3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师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在长安街与巡警发生冲突。萧志仁连夜写出长篇通讯《京学生昨日示威游行》,详细列举了受伤学生的名字以及受伤的部位,以无比激愤的心情鞭挞了巡警的倒行逆施,热情赞颂了爱国师生的正义行动。因为这篇报道,《北京舆论报》被查封,萧志仁本人被非法拘禁于北京西苑,后经好友冯玉祥仗义营救,才获释放。

愤然离京  回乡办学

获释的萧志仁并没有被反动军阀的淫威所吓倒,他一如既往地坚守新闻阵地,继续抨击军阀政府的种种罪行。反动当局恼羞成怒,视萧志仁为眼中钉、肉中刺,直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栖居北京的萧志仁,心情是郁闷的:辛亥革命以后,他本以为从此天下共和,不料被军阀篡夺了政权,连年发生内战;北伐取得胜利,他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不想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萧志仁深感“壮心忧社稷,无力挽乾坤”,常常面对苍天浩然长叹。他当然不愿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出演“反共大合唱”。正当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萧志仁于1929年春辞去所有职务,愤然离开北京,远走福建,出任福建省禁烟局科长及冰灾善后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几经周折,于1930年回到家乡宁远。

萧志仁留学日本时,曾研究过日本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箫志仁决心致力振兴家乡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回乡当年,他就应命出任宁远县教育局局长。

当时,宁远正值灾荒之后,千村万户,满目疮痍,许多农村小学或因校舍校具被毁而无法复课,或因无力延聘教师而任其闲置。少数能够勉强开课的学校,或因百姓生计艰难,就读学生极为有限;或因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高。面对严峻现实,萧志仁及时采取措施,一方面吁请宁远县政府充实教育经费,一方面发动殷实富户集资兴学,同时组织人员逐村逐户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到1934年,宁远县已办起了370多所小学。为充实师资力量,萧志仁亲自创办了宁远县立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亲自授课,并以高薪聘请著名学者任教。与此同时,萧志仁还自掏经费,购置图书、教具和体育器材,大大改善了教学条件。

几年时间,先后有174名学生在乡村师范学校毕业。这些学生大部分成了当时宁远普及小学教育的骨干,少数有特长的学生后来成了作家、教授和体育界杰出人士。在萧志仁主持下,1933年,宁远县举办了首届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湖南省属于首例,所以影响颇大,令各地刮目相看。《天津大公报》就以“美哉宁远,大哉邹平(指山东省邹平县)”作为标题,对宁远县重视教育和体育的事迹作了生动的报道。

除了从事教育外,萧志仁还创办了《宁远民报》,自任社长。在蒋介石镇压工农、“围剿”红军的日子里,萧志仁忧愤不已。他以“一鸣”为笔名,在《宁远民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动面目。

日寇侵华期间,特别是七七事变之后,萧志仁写文章,作演说,抓募捐,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动员民众抗日救国。由于常年奔波,积劳成疾,五十出头的萧志仁便染上了咯血的重病,家人和亲友都劝他就医休养。萧志仁却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倭不灭,何敢休闲?”1936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出于对抗日时局的关注,他应老友、通道县县长李慎独的邀请,前往侗乡,出任县府秘书。他除了利用公务之便和闲暇时日,常向民众公开发表进步演说,还建议政府恢复久已停办的通道师范讲习所,并亲自授课,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抗战军兴,萧志仁在湘发起建立“老子军”。时值老友李抱冰肩负江西马当要塞的抗日重任,萧志仁频频去信,鼓励其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李抱冰不负老友拳拳之心,为抗击日寇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萧志仁不仅是著名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媒体工作者、教育家,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勤于著述,爱好诗词,著有《九嶷山樵诗文集》手抄本,共6卷,计18万字,多为感时愤世、忧国忧民之作。

萧志仁是1938年4月24日辞世的。当时,他正在通道任上。马当失守的消息传来,他悲愤成疾,口吐鲜血,病中被抬回家乡,几天后便在宁远县育婴堂病故,享年54岁。他去世时留给妻子的仅3间瓦房、20余亩薄田,除此而外,别无所有。

编后语: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104周年。

104年前,“辛亥革命老人”萧志仁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参加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武装起义。

今特编发《九嶷先驱萧志仁》,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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