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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霞飞

今天,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作为一个特殊而又独立的重要学科,跻身中国社会科学重大学术研究领域,被中央和地方列为重点研究项目。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首倡当代中国史研究,亲手开拓这一研究领域,创立这个研究学科,并创办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是邓力群。

开当代中国史研究之先河

当代中国史研究,无论从政治角度看,还是从历史科学的学术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为核心,前伸至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党史研究(它本身也是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的推进),后延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多方面,涵盖各省市自治区史、各种行业史、重要人物传记、重大历史事件研究、重大政策和决策研究等内容。但是,这样意义重大、内涵丰富、领域广阔的研究学科,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没有人谈到,更没有人提出要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邓力群,就认真思考并提出要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一开始,他是从重视党史、革命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倡导把中共党史教育扩大到近代中国革命史教育,新中国发展史教育,重视党史人物、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使政治思想教育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角度,提出这一重大课题的。当时,从上到下,一般性提出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党史宣传教育工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口号,并不少见,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邓力群提出的观点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许多人甚至没能理解邓力群提出这个重大课题中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以为他也只是像大家一样,在进行一般性的倡导和宣传。因此,当时认为应该把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作为一个重大研究领域和重要理论学术研究学科的人并不多,在中央高层也没有应该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列入重要议程的打算。在此情况下,邓力群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没有放松自己的宣传,并且以扎实的工作,开拓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逐渐建立起这一重大研究学科,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力群首先在中央提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主要是研究、宣传当代中国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成就。为此,成立《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总的组织领导机构设在北京,承担收集新中国历史发展资料的任务,为下一步编写总体的国史稿做准备。各地方、行业,组织本地方本行业的丛书编委会,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邓力群把这个意见先和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工作的胡乔木谈了,得到了胡乔木的同意和大力支持。胡乔木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建议,宣传部写了报告以后,又经过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讨论并得到批准。此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后,《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很快建立起来。领导机构非常精干,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办事效率自然也非常高。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的督促下,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各大企业,陆续成立了本地区、本行业的当代历史发展研究和编写机构,有的称编委会,有的称编写小组。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当代中国历史资料收集、编写的组织网络就建立起来了。此外,为了顺利出版编写成熟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成果,邓力群提议,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设立《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抽调资深编辑出版人担任领导职务,并调来一些水平高的学者型编辑,建立编辑队伍,连配备校对员,也要在认真考核基础上选调。《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虽然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但任务专一,相对独立,以此来保证《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质量和顺利出版。这个《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传记书籍具有权威性和起领头羊作用的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各级编写组织建立起来后,邓力群亲自领导这一组织机构。他不仅亲自拟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编写时间,还亲自过问、督促编写进度。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邓力群,还经常到各地、各行业、各企业去,亲自督促检查各地、各行业、各企业的《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进度和质量,并且亲自担任《当代中国》丛书主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每项研究成果,每部地方史、行业史、人物史书籍,都灌注了他的心血;书稿的结构、主要观点、重要史实,他都认真研究、考证;许多重要文字,由他亲自动手或者按照他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他的领导和督促下,多数省市自治区撰写并出版了地方发展史丛书,许多重要行业和企业也出版了历史丛书。1989年11月,《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召开。11月27日,邓力群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说:“这不是个人的著作而是集体的著作,是对党和人民这个伟大集体在三四十年中的历史创造、丰功伟业的文字实录和科学总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为国为民造福的事业。我们能够把这样伟大的事业呈现、表现、再现出来,是值得高兴的。”

邓力群还对出版当代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给予高度重视。经他和中央有关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共和国重要历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开展起来,共和国元帅传记的研究和撰写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了。在经过数年收集资料和研究基础上,九大元帅的传记写作,进展很顺利,并且很快出版。出版之前,邓小平亲自为九大元帅的传记题写了书名。十位大将的传记研究和写作跟着展开,陆续出版了多位大将的传记。其他许多共和国重要领导人的传记,也在认真研究、撰写的基础上得以出版。

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丛书、重要人物传记编写和出版取得系统性成果后,中共中央对邓力群领导此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当代中国》丛书发行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接见编写、出版人员,并且和邓力群谈话,在会上讲话。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拓者邓力群十分谦虚,他在带有阶段工作总结性质的《当代中国》丛书出版发行会议上的讲话中,一个字也没有提自己的功劳和作用,而是全部归于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料收集、研究、写作的同志。

这可透视出邓力群的高尚品德和谦逊精神,也能看出他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自内心的重视。

研究并主持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邓力群开创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始终抓住一个关键点: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他曾多次引用古人和中外领袖人物关于研究撰写本国历史重要性的话,引导研究者认识撰写国史的重大意义。他自己也始终把关注点和所抓的要点放在国史研究和撰写上。早在1989年11月27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上讲话时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40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该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了。”

邓力群着手研究国史时,已经年近80岁,但他却是全身心投入,以他精深的马列主义水平、广博的学识,以及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深邃洞察力,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入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间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及其经验教训。

邓力群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都刻苦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史类书籍,长期保持极大的阅读量,超过了他的眼睛负荷,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他年过80岁之后,眼睛只有微弱视力,看书、看资料已经十分艰难,即使见到熟悉的老同志,他也只能认出一个大致轮廓,主要是凭借说话的声音和行动举止识人。但是,邓力群研究国史,仍然坚持自己阅读,他就是用这微弱的视力,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重要著作,阅读了大量国史资料。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视力,虽然有著名眼科医生多次为他医治,视力仍然再度大幅下降。有时实在看不清楚了,便请秘书阅读,他听。由于一侧耳朵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他只能用另一侧听力稍微好一些的耳朵听。他的这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细密的科研态度,令人敬佩。

邓力群研究国史的巨大付出,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先是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研究国史,包括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又以宏观视野思考整个历史发展线索,把握规律性。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他也不急于下定论,而是召集国史研究专家学者会议交流一下,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再进一步研究。他建立一种学术研究制度:每双周,召开一次国史学术研究讨论会,会上请大家谈研究某段国史或者重大事件的体会,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共同讨论,深入研究。邓力群经常在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谈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然后真心诚意征求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有不同意见,他都虚心听取,再进一步研究。邓力群在国史学术研究双周讨论会上的发言,后来经过整理,编辑成多卷本《国史讲谈录》。整理者们发现,如此高龄的邓力群,每次发言,一张纸条都不拿,都是即席而谈,但整理者凭借录音如实记录成文字时,就是一篇思想深刻、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而且生动活泼的国史文稿。从收录进多卷本《国史讲谈录》的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邓力群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体现了他宽广的胸怀,高远的目光,严谨的治学态度,严肃认真的治史精神,深刻洞察事物的能力,以及严密的历史逻辑和生动活泼的写史风格。

在阶段性深入研究国史的基础上,邓力群开始着手组织撰写国史稿。他亲自主持这项浩大工程。根据邓力群提出的宏观研究计划和整体撰写思路,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史研究第一阶段,先从1949年写到1984年。计划一旦确定,邓力群投入全部精力组织国史稿撰写。他的考虑是,这一阶段的国史稿,分为序卷和一、二、三、四卷,分别由一位国史学术界专家负责,每卷都组织数位国史学者撰写,撰写过程中,有分有合,写作提纲由大家集思广益拟出,最后由邓力群反复研究,并组织专家讨论后确定。撰写过程中,如果涉及重要内容,还要请国史研究机构之外的专家来参加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反复讨论,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理出科学的历史发展逻辑。重要的历史问题,大家反复讨论,集中正确意见,再落笔。写出初稿后,还要反复研究讨论,然后再修改。这样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每卷国史稿都经历许多遍的讨论、修改。最后,眼睛几近失明,当时已经年近90岁的邓力群,在秘书帮助下,认真听读了全部国史稿,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修改后的稿子,他仍然在秘书帮助下认真听读。

国史稿基本定稿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报和出版之事却被放下了。在被放下的十几年时间里,邓力群时刻关心着国史稿的上报和出版问题。每当有同志去看望他时,他总要谈到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适时督促,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仍不放松对国史稿的深入细致修改加工。由于在国史稿上报和出版被搁置的十几年时间里,原来参加研究、撰写国史稿的人员变化很大,有的人调离国史研究岗位,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承担了其他工作任务,对国史稿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细致修改,就要把这些人从各方面组织起来开会,再请这些人深入研究和反复修订。凭借邓力群的崇高威望和高尚品德,每个参加研究、撰写国史稿的人却心甘情愿为此反复付出劳动。邓力群考虑到参加研究、撰写国史稿的同志付出许多劳动,就把他原本不多的工资所余拿出来,作为稿费发给大家。拿着这笔沉甸甸的稿费,有感于邓力群为修国史而如此倾心尽力,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在邓力群和许多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序卷加一、二、三、四卷,共五卷本国史稿,印发全国一定级别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审读,征求意见。数量众多的审读者们,在认真阅读审查基础上,全部给予国史稿高度评价。这是对邓力群以耄耋之年付出巨大心血主持研究撰写国史稿的最大赞扬,也是对参加国史稿研究、撰写工作人员辛苦劳动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随后决定,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于2012年底前,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一、二、三、四卷。中央的决定下达后,已经行动很不方便的邓力群,坐着轮椅,来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亲自布置下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国史稿的任务。

当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套精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一、二、三、四卷送到已经卧床的邓力群手上时,他双手反复抚摸,最后深情亲吻,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2012年11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发行和研讨会。邓力群行动不便,不能到会。他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了几瓶茅台酒,请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喝,还委托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有林同志代表他向与会者表示感谢,代他向大家敬酒。

培养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

在开拓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领导研究、撰写国史稿的同时,邓力群关注建立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

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最早的基础,是《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邓力群在着手当代中国史学科建立的同时即着手建立专门的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机构,并借此延揽人才。

1989年,邓力群、《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和胡绳同志商量,《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即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时进行两方面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邓力群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门机构的意见。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确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同时决定该所由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领导。邓力群开始着手调配研究人员、后勤行政人员,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

在调配研究人员问题上,胸襟开阔的邓力群采取的是五湖四海原则。他经常亲自多方面了解考察研究人员,努力发现适合这方面研究的人才。

笔者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大概是邓力群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笔者发表的学术成果,又侧面进行了认真考察,便有了将我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想法。邓力群此前根本不认识我,但他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吴介民同志找我多次谈话,一方面了解、考察我,另一方面也向我介绍当代中国史研究学科。几次谈话后,我才知道,是邓力群委托吴介民同志和我谈话的。之后,邓力群通过吴介民同志,邀请我到他家里,和我谈话。首次见面谈话,邓力群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尚的思想境界、广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就令我十分敬佩。这次谈话后,我心里感到很畅快。后来,邓力群又多次请我到他家里谈话,话题不限,海阔天空。他还邀请我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多次聆听他在国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后来,我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了较深认识,也出于对邓力群高尚品德、渊博学识、严谨治学精神的敬重,在原单位很受器重的我,心甘情愿同意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邓力群为调配研究人员,花费了很多心血。对于从外地调京的研究人员,邓力群责成有关人员努力帮助解决户口、住房、家属随调、医疗待遇等问题。有的同志的问题解决迟缓一点儿时,他就多次催促,亲自过问。调来的研究人员,他按照以前的学术背景和专长,安排合适的研究岗位。在邓力群的亲自关心和安排下,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调来一批干部,形成了科研、后勤、资料三大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建立,陈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了所名。

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时是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部级单位。当时调来的研究人员,多数都已经不算年轻了。看得远的邓力群,从学术发展和事业接续角度考虑,特别注重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和使用。那个时候,博士研究生还不多,邓力群通过严格考察,调来了几名博士研究生,并且热心培养,大胆使用。有的博士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取得高级职称。当有的很有能力的年轻研究人员出于种种考虑,想要调离当代中国研究所时,邓力群总是亲自出面谈话,了解其思想和困难,积极帮助解决,以真诚和热心挽留。如果有的年轻研究人员确实另外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单位,邓力群也由衷为他们高兴,同意调离。

邓力群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尤其关心。他经常给研究人员出题目,和他们谈研究思路,谈自己的研究体会,甚至谈某些研究论文的写法,推敲某些用语。有一次,笔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内部召开的国史研究讨论会上,谈自己研究某项课题的体会时,用了一个词“无与伦比”。发言后,邓力群讲话,对笔者的研究成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我们搞研究,写文章,讲话,都尽量不要用“无与伦比”这类极端性的词汇。邓力群的这个话,笔者一直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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