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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洋的思想碰撞

邹艳

1920年7月5日,位于巴黎东南100多公里处的蒙达尼一扫连续的阴霾,天空亮光乍现,太阳似乎就要绽开灿烂的笑脸。

这一天,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从克鲁邹、圣伯尼、勒哈佛尔、枫丹白露等做工和学习的地方到达蒙达尼公学,召开会议。会上,大家就新民学会的方针,即“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蔡和森成立共产党的主张未获通过,持另外一种意见的萧子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各自拥有一部分支持者,谁都没有形成压倒对方的优势。因此,会议决定,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请他来评判选择。

由是,蔡和森将自己的建党思想和主张先后写信告诉了国内的毛泽东和陈独秀,以期引起他们的共鸣。毛泽东和陈独秀也分别就蔡和森的来信给出了肯定的回复。

在相隔于大洋彼岸的两片古老的大地上,3位最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跨越了宽广的大洋,碰撞出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思想惊雷,闪耀出了光彩夺目的思想之火,照亮了黑暗中国前进的方向,为生活在暗夜里的四万万苦难同胞勾画出了一幅蓝图。

“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蒙达尼会议上严重的意见分歧,使蔡和森意识到,新民学会的组织形式和会友的主义信仰,已难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的革命政党的要求,“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在学会之外,必须要以会友为基础在会外另行建立党的组织。

恰逢此时,蔡和森获得了一个消息,觉得这是中国组织成立共产党的好机会。

蒙达尼会议后不久,1920年7月,30多个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了万国共产党会议。蔡和森从法文报纸上获悉后,十分兴奋,认定苏联一定会派人到中国帮助成立共产党。

在急切的建党心情的驱使下,8月13日,蔡和森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下了第一封讨论关于他的建党主张的信。这封寄自法国的越洋信函,因为记录了中国革命道路上最早明确要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字,注定了它会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留下耀眼的位置。

蔡和森这封写给毛泽东的信,共有2700余字。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将它加了一个“给毛泽东信——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

在信中,蔡和森称毛泽东为“润之兄”。他首先从阐明共产党性质的角度入手,强调指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得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认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随后,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党主张,明确将党的名称定为“共产党”。他指出:搞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而在这“四种利器”中“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信中,蔡和森还热切地希望毛泽东:“我愿你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信的末尾落款为“彬”,因为蔡和森曾用学名蔡彬。

因当时交通条件的制约,中法之间的邮路并不是很通畅。蔡和森这封闪耀着炫目思想火花的信件,跨越重洋,辗转数月,一直到1920年11月才送到毛泽东手中。

接到信后,经过深思熟虑,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长达4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泽东反对了萧子昇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不同意萧子昇等所主张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对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毛蔡二人的第一封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通信就获得了彼此高度的共鸣。在未来两人并肩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上,这次的思想共鸣,仅仅也还只是探索这条艰苦的革命道路刚刚弹奏的一段序曲,从这段序曲出发,蔡和森终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从蔡和森的信中可以看出,留学欧洲的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书本的研读上,而是研以致用,将它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武器,明确地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怎样建党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关于中国建党的光辉思想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穿透历史迷雾的光芒,正如当代有研究者指出的:“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玩弄新的辞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给毛泽东寄出了第一封关于建党的信之后,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建党热情,通过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俄国共产党发展的考察,蔡和森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建党信念。虽然还没有等到好友毛泽东的回信,甚至还无法知道毛泽东对他建党主张的态度,蔡和森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又迫不及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长信,说上次寄的信的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这次趁萧子昇归国,带去此信,再陈其略。

之后不久,绝不轻易放弃自己主张的蔡和森找到即将启程回国的萧子昇,除了继续说服萧子昇同意他的建党主张外,还委托萧子昇把这封长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1920年12月底,萧子昇回到中国,把长信当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后来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时,把这封信加了一个“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标题。

在信中,蔡和森非常重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从理论上、从认识论的分析入手探讨了“共产党的哲学依据”——唯物史观。他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继而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客观世界中物质是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精神是第二性的,处于被决定的地位,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鉴于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蔡和森认为它的出现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使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蔡和森强调了党在领导人民“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深刻地指出:“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成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

为此,蔡和森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反对暴力革命和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修正派、改良派的考茨基、伯轮斯丁”等,认为他们主张的“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会使工人阶级“永远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因此,“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的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关于怎样建党的问题,蔡和森在信中也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和步骤。首先,他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原则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强调指出,一定要“严格物色确实的党员”,“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这些人应确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蔡和森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说:“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出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最后,关于组建党的步骤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传和组织,“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可“潜在从事”。待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至此,蔡和森已经完全确立了唯物史观,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家和传播者。一旦把唯物史观变成了革命工作的思想武器,蔡和森的精神世界变得如此的辽远和深邃,虽然身处法国,但是他的根还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尽管他当时尚未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的蔡和森,却凭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国际国内情况的独到分析,无比清醒而准确地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发表了正确而精辟的见解,这奠定了蔡和森在建党初期的卓越贡献和独特地位。

蔡和森充满激情的来信,让当时同样满怀报国热情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1921年1月21日,在长沙城南,毛泽东热情回复:“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这个蔡和森,简直就是位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家”

得知陈独秀正在国内建党的消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感到非常的振奋。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内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在此之前,虽然陈蔡二人从未见过面,但是共同的信仰,使蔡和森对陈独秀心仪已久。

1921年2月21日,蔡和森提笔给陈独秀写信,讨论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问题,以“极端马克思派”的态度,批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步骤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

在信中,蔡和森分析了社会革命之所以不会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的英、美、法,而发生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的农业国俄罗斯的原因,断言中国“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必然一样,行所必然”。

蔡和森还提出,在中国虽然革命是必然的,但是革命前要“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运动的第一步是公然起来向政府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和政治管理权。他说:“我深以为上列3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

蔡和森认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他列举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不同点,认为“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是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

在信末尾,蔡和森诚恳地提出:“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并表示“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言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返回上海,终于看到了蔡和森发自蒙达尼的信件。读了蔡和森的信后,陈独秀对蔡和森的思想主张很重视。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把蔡和森的来信拿去给张国焘等人看,说:“这个蔡和森,简直就是位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家。”张国焘等人看了后,都赞成陈独秀的看法。

陈独秀回信肯定了蔡和森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乃针对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对于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误解具有积极意义,并表示“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把蔡和森的来信和他自己的回复,冠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发表在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在法国,蔡和森连续致信毛泽东和陈独秀,提出了系统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字字烁金,不愧为中国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喊出了救国的最强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被学界誉为“建党问题的鸿篇巨著,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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