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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李达:对话四十载

尹家民

毛泽东和李达,是同乡,也都是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色彩,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个人性格;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有过多次对话,有时相谈甚欢,有时激烈交锋,有时不欢而散,既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反映了认识的不同,以至留下最后的遗憾。

相识在一大,开国前后十分热络

李达,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一个佃农家庭。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中共准备召开一大,会议正是由李达、李汉俊通知的。他们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等地党的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并没有说明。李达给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

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清水塘。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秋,由于种种原因,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去广州,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此后,李达先后在武昌、上海、北平、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授唯物主义哲学。其间,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3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著作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这一阶段,毛泽东受李达思想影响很大。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毛泽东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据毛泽东自己讲,《社会学大纲》他就读了10遍,还做了许多眉批,《经济学大纲》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10遍。李达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1939年,李达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于是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知道这个消息,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解,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李达接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兴奋不已。

毛泽东让李达睡在自己的硬板床上,并帮助其重新入党

随后,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毛泽东又两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在北平,李达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他出门迎接,并握着李达的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喽。”李达先回顾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李达还受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那天李达和毛泽东谈至深夜。李达那时因胃穿孔出院才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谈着谈着就有点支撑不住了。毛泽东看到他那疲惫的样子,就留李达住下,还要他睡在自己床上。开始李达硬是不肯,要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毛泽东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李达才睡在了毛泽东的那张硬板床上。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零陵小老乡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

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肤,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肤。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被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一批大学校长之一。也是在这个月,李达又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他到中南海叙谈。在这次谈话中,李达郑重地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请求。

那天,还有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等老朋友在座。当着这些老朋友的面,李达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检讨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过错。

对于李达的这一请求,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鹤鸣兄,你早年离开了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对的,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你现在能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各位后说:“鹤鸣兄,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你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也是知道的。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你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即使是与陈独秀赌气,作出了离开共产党的决定后,你还是一直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这块阵地,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延安时,就读过你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你的专著《社会学大纲》,对我可有很大的影响哟!特别是你与湖南地下党组织一道,推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此,党是了解你的,人民也是不会轻易忘记你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对李达的一生做出了简洁而正确的评价,使得年近花甲的李达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接着又说:“鹤鸣兄,我了解你的过去,同意你重新入党,而且我将向党中央建议,你的入党问题直接由中央办理,不要候补期。当然,正式手续这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今天在座的几位,都是你的湖南老乡,与你都很熟悉,大家都尽一份力。少奇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有李维汉,对你当时的情况最了解,由我们俩来做你的历史见证人,大家说行不行?”

刘少奇、林伯渠等人都表示赞同。

不久,李达正式履行了手续。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等3人为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重新入党。

后来,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称赞毛泽东的理论,而毛泽东则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李达非常喜欢这两篇文章,并决定解说这“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这年3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订。27日,毛泽东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信的末尾还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1952年,李达又接着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李达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这期间,李达对毛泽东佩服至极,对于毛泽东渐渐走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但没有异议,还仍然扮演着毛泽东口号的解说者。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6篇文章;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

他的胡适批判论著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读了回信说:“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受省委的派遣,到毛泽东身边帮忙工作。梅白后来生动地记载了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相见的情景。

当时,毛泽东知道李达正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

梅白一到,毛泽东就特别嘱咐:“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但不要什么都研究研究,审查审查。我知道,我是要遵守中央和省委为我制定的那些‘纪律的。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但他还是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

再次见到毛泽东的李达,面对毛泽东已经拥有的领袖光辉,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毛泽东。他想改口喊“主席”,但由于不习惯,一连“主”了好几次,都没说连贯。毛泽东见李达那副窘态,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喊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李达这才恢复常态。宾主坐定后,毛泽东与李达谈起了他们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分手时说的那些话。李达惭愧地说:“润之,我很遗憾,没有和你们一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不同意李达的话:“你在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呀!你还遗憾什么?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笔者:因繁体字达与逵字十分相像,又加之李达的犀利风格,早年就有人戏称他为“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李达见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更感到不好意思,忙说:“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

毛泽东见李达仍不愿原谅自己,忙又开玩笑地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

两位老朋友边谈边开玩笑,一谈就是一个下午。

李达走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或者把你刚才说的话发表出去?”

毛泽东回答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梅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958年李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接着任院长兼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

然而,这以后,李达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许多想法与做法渐行渐远。

思想步伐开始不一致,对话变成了激烈的争论

李达毕竟是个讲究实际的理论家,在最初的对毛泽东的极度赞扬之后,生活实际让他渐渐冷静下来了。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他对一些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反感了。他看到一家报纸神乎其神地宣传一个14岁的农村小姑娘是如何讲哲学的报道后,生气地说:小孩子都能这样讲哲学,还要我们干什么?

1958年4月6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李达陪同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

李达去接毛泽东。据陪同的人后来回忆说,在汽车上毛泽东对李达说:“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

担任过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的林克回忆说:“毛泽东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会面。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著,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这些话显然有些不准的地方,比如他们的年龄及那本书的书名,但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毛泽东已经不满意李达的理论了,毛泽东的步伐已远远走在这些老知识分子、理论家的前面了。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准备刊发一篇文章,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作者系湖北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毛泽东让梅白就此问题去征求李达的意见。李达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已得到毛泽东审批并肯定,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跃进”中,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知道后给梅白打电话,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还提出要见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1958年9月10日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见李达的。

李达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顿了顿,他说得更激烈了:“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毛泽东也有些激动:“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在场的梅白见此情景,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口号可以由省委取消。”

李达仍坚持说:“口号可以取消,思想不取消不解决问题。”

两位老熟人终于争得沉默下来。也许他们都觉出对方的固执,已难于抹平思维隔阂。

卫士李银桥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今天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略深思一会儿后说:“我记得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4,但不耳顺。刚才,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你转告鹤鸣兄,就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谈。当然,那是心平气和地谈。你再转告他,‘六十而耳顺,我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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