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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怎样进入邓小平视野的

钱江

1950年2月至1952年7月,胡耀邦主政川北区。恢复和发展经济,使人民摆脱贫困是他的中心工作。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农业生产上,成绩相当明显。以1952年的农业生产统计情况来看,与1949年相比,粮食增长132%,棉花增长150%,蚕丝增长120%。在地方工业的发展上,也相当显眼。全区的发电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川北的煤矿业、南充的丝织业稳步发展。

胡耀邦当时工作异常繁忙,心情却是舒坦的。在这些日子里,他逐渐熟悉了自己的上级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正是由于主政川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胡耀邦不但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还和邓小平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友谊自川北而始,大致可以肯定。

主政川北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初识可以推溯到江西苏区,但那时胡耀邦职务尚低,并没有和邓小平一同工作过。长征到陕北以后,邓小平长期独当一面地担任战略区统帅之职,自太行而淮海,胡耀邦也没有机会和他有较多接触。

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命运将胡耀邦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

1950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为全歼川康之敌,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正在陕南集结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接受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从这时起,邓小平成为胡耀邦的领导。

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邓小平主持中央西南局;胡耀邦担任书记主政川北。他们之间的工作联系更加直接和密切了。

身在川北的胡耀邦短则一个月,多则两三个月,一定要到重庆参加会议,事关政务。邓小平是胡耀邦的主要领导,凡有大事,胡耀邦必须向他汇报。邓小平和胡耀邦迅速地熟悉起来。当时四川的党政官员之间传说,邓小平曾开玩笑地以水浒中的梁山泊大将评价四川4个区的书记,说川西李井泉是豹子头林冲,川南李大章是黑旋风李逵,川东谢富治是霹雳火秦明,而川北胡耀邦则是大刀关胜。但在各地的区县部门干部之间,较多地给予胡耀邦一个绰号“小钢炮”。

胡耀邦性格中果断、爽朗的一面,和邓小平颇有相似之处。明显不同的是,邓小平沉静,遇大事有静气,常常一言不发,最后一语定乾坤。胡耀邦思想活跃,凡有所思,常常奔泻而出,口若悬河,激昂慷慨。然而性格不同并不影响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信赖。在西南工作时的邓小平有一次曾说,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邓小平雄才大略、举重若轻的风范,亦使胡耀邦敬佩不已,决心向这位领导学习。从川北起,胡耀邦的命运就和邓小平紧密联系,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川北工作两年多,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工作加以肯定、表彰的文电计有20余件,其中包括对胡耀邦主持川北土改工作的肯定。1952年4月,川北土改结束,川北区党委送交总结报告,西南局复电:“你区土改发展正常,甚慰。你们的各项处置均属妥当。”

打桥牌,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共同爱好

来到南充,胡耀邦的一项业余爱好明显地发展了起来,这就是桥牌。那时常和胡耀邦在牌桌旁捉对厮杀的老部下黄天祥曾推测,胡耀邦可能在延安时期就学会了打桥牌,在解放战争中明显停顿,到四川以后打桥牌的兴趣大大提高,下了一番功夫认真研习,以致对以前曾经喜欢玩的麻将逐渐疏远,对桥牌的喜爱却相伴终生。但实际上,正是在来到西南以后主政川北,由于邓小平的建议,胡耀邦才学会了打桥牌,入门以后提高很快。

主持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和张际春都喜欢打桥牌,他们发现胡耀邦不仅学会了打桥牌,而且牌艺精进,因此一旦有机会,就相约打上一把。他们从此成为牌友,一打几十年。胡耀邦和邓小平最后一次打桥牌,是在1987年12月最后的一天。

知名作家马识途比胡耀邦小一岁,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担任过西南联大中共支部书记,建国后任川西区组织部副部长,著述颇丰,晚年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打桥牌较多,至少已成一位熟手。

1952年夏天四川四大区撤销前后,邓小平、张际春、胡耀邦等人已获知将调中央工作,曾到成都短暂度假数日,住在永兴巷招待所,打桥牌三缺一,就请当地负责人找一位牌手,结果马识途被物色上了,被请去和3位打过几回桥牌。虽然打得不多,印象却特别深刻。马识途写下了一段专门的回忆文字:

那一局桥牌是邓小平和张际春搭档,我和胡耀邦搭档。我对他们的牌艺和牌风是一无了解的。一开局我就比较谨慎,一般不开叫,派司(Pass)。就是要叫,也一定要照牌经上的规矩,没有两个半王牌,我不开叫。因此每局基本是胡耀邦开叫,我应或不应。打了一阵,我开始了解,张际春和我的牌风差不多,比较保守,也可以说比较稳重,没有多少冲劲,可也没有多少漏子,平平淡淡。小平同志的牌风却是比较稳健,叫得比较仔细,反复探问,摸得比较实在了,叫得比较实在了,才决心叫打。所以打起来做成的把握大些。但是当打到大家亮出的牌多了,他已经把对家手上的牌摸得比较八九不离十时,他就比较放开打了,常常能操胜算。

胡耀邦却和小平同志不同,只够叫一幅,他却一开叫就跳叫三幅,我以为他手上真有那么多的好牌,我马上应他四幅,他也以为我手上有两张帽子(A),便一下叫到五幅。小平同志他们大概手上已经有了两张帽子,而且估计我们俩手上没有缺门,他们有把握起码吃两幅。他(胡耀邦)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开局他很少叫派司,几乎都要叫开,有时还跳叫。开口就是什么花的二幅或三幅,造成声势以鼓舞搭档,迷惑对家,叫对家不敢叫打。这么诈唬,有时本来对家的牌好,应该对家打,而且可以做成的,对家却不敢打,让我们打,结果我们真的做成了。然而我明白这有很大的冒险性,搞不好被对家察觉,是容易做垮的,可以垮得一塌糊涂。所以,我给他(胡耀邦)亮牌时,比较谨慎。他却总嫌我没有对他应牌应够,打低了。

我不知道小平同志是不是知道胡耀邦的这个牌风,不保守,敢打敢拼,甚至冲劲很大,可以以势压倒对手,从而取胜。但是有时没有摸实在就冒叫,咋咋呼呼的。我不摸底,不能和他配合好,应得不对,打起来也容易失脚。小平同志打牌也很勇敢,敢冲敢打,但他是在尽可能多地摸清对家牌况的基础上,感到可以制胜,他才敢冲敢打。而且他也很善于抓住对家已经暴露的弱点,一冲到底,结果叫对家毫无还手之力,彻底垮台。有一局我们就被打惨了。胡耀邦手上的牌大概有两幅,他(邓小平)看到胡耀邦决心要打,于是有意抬了一下,叫了一个五幅。我派司,表示不能再高叫了,让他们打五幅吧,肯定可以叫他们垮两幅。但是胡耀邦却坚持要打,张际春叫派司后,胡耀邦却跟着叫一个小满贯,打六幅。好家伙,打六幅,只能丢一幅,实在太难了。小平同志知道我们这回要垮,就叫了一个“加倍”。胡耀邦打得眼红了,他反叫“加加倍”。我知道这回要垮惨。我把牌一放下就明白了,这牌不好打。小平同志他们出牌抓住帽子先吃了两幅,我们便已经垮了一幅。再往下打,因为胡耀邦手上的主牌已经不够多,几下调光,小平同志抓住不放,反客为主,冲了我们一串。我们“全军覆没”了。结果是加加倍,算起来乘4倍,一下子我们输了2000多分,输惨了。

以马识途的回忆,那一局,邓小平和张际春配对打赢了。而且从这一局牌上就显露出邓小平和胡耀邦打牌风格的不同。邓小平大局观稳健,看准了搏杀。胡耀邦的牌风勇敢而热烈,喜欢激烈对抗与厮杀。

到北京,邓小平、胡耀邦常在一起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较快适应地方建设和经济工作的干部有很多提拔机会。胡耀邦在川北的工作引起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注意,遂于1952年7月提名,调胡耀邦进京到政务院建工部任职。

胡耀邦当月进京,恰好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因事调离,需要接替。此事由刘少奇提名,在陈丕显、谭启龙和胡耀邦3人中,毛泽东圈定胡耀邦担任新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当年的8月走马上任。

8月23日和30日,毛泽东两次主持会议讨论青年团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都参加了。原来,比胡耀邦稍晚几天,邓小平也从西南局离任,来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他还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及财政部长。1954年2月,他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两个月后接替饶漱石任中组部长。1955年4月,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1954年起,共青团事务也归于邓小平麾下。邓小平又一次成为胡耀邦的主要领导,而且总是放手让胡耀邦大胆工作,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支持胡耀邦。

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13年,举凡共青团的代表大会,邓小平都作为中央领导人出席。还有许多团中央的重要活动,邓小平也参加了。

这段时期,胡耀邦有时会到“养蜂夹道”的中央干部活动中心,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他们打牌时都十分专注,不谈别的事务。

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在陕西受委屈

1964年冬,胡耀邦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轰轰烈烈地推进经济工作,纠正一些“左”的做法,陕西经济发展出现好势头。但他与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发生了明显的分歧,遭受打击。1966年6月,胡耀邦返回北京,向中央书记处申述,要求分辨正误。他的申述直送总书记邓小平手里。

10月初,中央办公厅通知胡耀邦,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部分成员来北京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央书记处打算把他们请来,谈谈和胡耀邦的争论,请胡耀邦出席。

10月16日,胡耀邦带着准备好的材料走进中南海会议室,只见到邓小平一个人坐在那里,并没有陕西方面的人。

邓小平直言快语地对胡耀邦说,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

邓小平还告诉胡耀邦,中央已经决定,霍士廉将担任陕西省委书记。

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是否给我做一个结论?”

邓小平说,没有必要。

胡耀邦申辩说:“他们写的《省委第128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而且要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呢。”

邓小平明确地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做结论。”

胡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小平又答,没有必要。

胡耀邦希望争辩个清楚的事情就此搁置,然而邓小平对这场争论两方面的看法心里一清二楚。

“文革”中,胡耀邦对邓小平复出充满希望

“文革”爆发,胡耀邦和邓小平先后被解除一切职务。胡耀邦蹲了“牛棚”,然后被放逐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林彪事件后回京赋闲。邓小平先是被打倒,后闲置于江西南昌,1973年春回到北京,当年8月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前9年,胡耀邦和邓小平彼此没有见面,也没有联系。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在1月17日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

1月16日上午,原团中央干部周倜来看望胡耀邦。这天早晨,他从广播中听到周恩来总理主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消息,邓小平的名字也出现了。周倜想就此听听胡耀邦的意见。

一见面,胡耀邦兴奋地说:“十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令人兴奋。”

周倜问:“什么大事?”

胡耀邦说:“我感觉到,眼前的大事就是安定为好,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这就好了。”

胡耀邦说:“用干部,就要比较。比较的方法是最好的识别方法,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经过多少年,比来比去,看来还是他行。”这个他,胡耀邦明指邓小平。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胡耀邦出山工作的进程加快了。4月,胡耀邦进入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于7月毕业面临工作分配。

叶剑英参加了这期学员的毕业仪式,在会场见到胡耀邦并和他交谈。叶剑英回去后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处境,举荐胡耀邦可堪大用。

这时,邓小平已经多年不见胡耀邦了。他在请示毛泽东获准后,决定要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找胡耀邦和李昌谈话,向他们通告中央的新任命,并传达了邓小平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邓小平还向胡耀邦、李昌提出3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第二天,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上班。他生命中新的一页就此展开了。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全面整顿,邓小平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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