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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精竭虑用干部: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制胜之道

戚义明

为政之要在得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不光在于有切合实际的路线政策,还在于有正确的干部政策。正确的干部政策能够起到凝聚人、培养人的作用,使得人尽其用,各得其所,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共同努力奋斗。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军力已经大大削弱。但面临抗日救国的新形势,毛泽东在陕北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干部思想,使得我党的干部政策逐步走上正轨,红军逐步发展壮大,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用骨干:长征留下来的干部“是中国革命的精华”,“要以一当百、当千”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长征,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壮举,在长征中,红军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虽然失去了南方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锻炼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岷山进入甘肃哈达铺后,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他强调,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

11月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从这两次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对于长征后保存下来的干部非常重视,寄予厚望,希望这部分革命力量能够成为种子,在陕北生根发芽;相信这些星星之火,很快能燃起燎原大火,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正在此时,毛泽东听说,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中,还有300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犯”的同志没有做结论。他当即指示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对于经过长征的积极分子,应该广泛地吸收入党。他指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对肃反扩大化的纠正和广泛吸收入党,体现了毛泽东对长征留存干部在政治上的关心。政治上的关心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正确地使用、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则更为关键,成为毛泽东思考的另一重大问题。

1936年1月4日,毛泽东在和周恩来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并告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中明确指出:“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2月10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还指出:“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也就是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对于长征留存干部要提拔重用,以老带新,发挥他们的骨干和火种作用,不断扩大队伍。对于他们,不能一般性地使用,更不能降级使用。

对于在部队中提拔老干部、老战士这一问题,毛泽东在1936年初反复强调,多次阐述。2月13日,他在和彭德怀联名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电报中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他强调要切实清查降级使用人员问题,把干部们提升起来;要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

以发展求巩固:“猛烈扩大红军”是“中心工作”“主中之主”

经过长征,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从中央苏区高峰时的数十万之众,减少到只有几万人。红军长征胜利,标志着国民党“追剿”政策的失败;但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很快就开始组织进一步的“围剿”。红军如何在陕北立住脚跟?一方面,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赢得同情;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以发展求巩固,猛烈扩大红军。如果说重用骨干,是在干部“存量”上做文章;那么扩大红军,则是在干部“增量”上做文章。

红军刚刚到达陕北,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做结论。他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他在结论中明确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

此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将“猛烈扩大红军”作为第一位的任务。11月30日,他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他甚至连用了3个“最重要”来强调要“猛烈扩大自己”。

面对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和应对抵抗日本侵略的新任务,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中央确认了毛泽东的主张,提出“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任务。

面对国民党组织的新的“围剿”,红军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自己,而必须在消灭敌人中发展自己。同时,要坚持有后方的作战,就必须扩大苏区。因此,毛泽东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这三个任务相辅相成,从战略上和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大量消灭敌人就没有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条件;不猛烈扩大红军就不可能大量消灭敌人;不扩大苏区,消灭敌人和扩大红军就失去了依托。但三大任务中也有主次之分,猛烈扩大红军居于主要地位,其他两个任务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只要有了人,队伍扩大了,就不愁不能消灭敌人,也不愁没有地盘。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在给各个军团布置具体行动目标和战斗任务时,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点。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决定,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4月1日,毛泽东在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的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中,再次重申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7个月内完成5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完成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不断扩大的新局面,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以担负起党领导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在正确方针指引下,党的武装力量和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使我党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的大党。

提升素质:教育干部,训练干部,“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队伍要有战斗力,除了要有“量”上的扩张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有“质”的提升。尤其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国内矛盾的转变,面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局势转变之际,干部能不能适应和引领这种转变,是关键问题。不管是对长征时期的老干部,还是扩大红军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都有一个学习和重新学习的问题。这样,进入1936年,对教育、培训干部问题的重视,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工作重点。

1936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中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他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这里所说的“西北局面”,指的是瓦窑堡会议后,在我党的积极努力下,红军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下实现联合的局面。所谓“全国大局面”,就是瓦窑堡会议所指出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形成的新局面。在这样的局面转变之下,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作出了调整,干部在思想政治和各项工作中也要做出相应调整。毛泽东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犯罪”。

随着抗日局面的不断发展,毛泽东不断强调干部教育这一问题。1936年10月13日,他在和杨尚昆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负责人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的电报中指出:“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1937年5月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针对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共产党和国民党必须而且很有可能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指出:“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围绕着政治路线来教育和培养干部,以适应新形势需要,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而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举办干部学校。

为培养高级党政军干部,1936年初,毛泽东提出建立红军大学的建议。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批准建立红军大学。红军大学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教育方针是:政治、军事、文化并重。教育方法是:自学为主,讲授为辅。培养目标是:“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在革命任务重、我们的干部力量缺乏的形势下,下决心从前线抽调大批高级干部来校学习,“储为将来之用”。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呼应了他上面所说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

毛泽东对红军大学的开办非常重视,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亲自出席1936年6月1日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红军大学(全称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又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他出席抗大开学典礼并讲话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担任红军大学及抗大的教员。1936年10月至12月,他为红军大学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12月,他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110多小时,历时3个多月。为准备这次讲课,他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大规模的干部教育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为我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迎接全国抗战局面,提供了组织保障。

提出好干部标准和培养途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好干部,“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是局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在此前,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在此后,国共高层谈判开始,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地向团结抗日阶段过渡。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则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终形成。局势转变的最终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契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

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需要造就大规模的干部队伍。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有一个明确而正确的干部政策,要解决好什么是好干部、怎样大规模造就好干部这两大问题。

关于什么是好干部,早在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4条标准: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937年5月8日,他在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做的结论中,又集中阐述了什么是好干部的问题。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那什么是好干部呢?从反面说,“狭隘”,“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是不行的。从正面说,毛泽东强调,好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这里毛泽东所论述的好干部应有的“性格和作风”,包括政治立场(政治远见、忠诚为党)、工作能力、联系群众、工作纪律和作风(不要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消极懒惰)等,实际上与此前提到的4条标准,在内涵上是根本一致的。

好干部的标准有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好干部。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如何培养呢?首先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提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其次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强调,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再次,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了爱护干部的5种方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得到提高。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提出的好干部标准和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对历史上我们党干部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既强调标准和质量,又打破关门主义,主张大发展;既强调教育和提高,又强调尊重和爱护,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无情打击的错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在政治路线上基本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在干部政策上,事实上确立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所阐明的什么是好干部以及如何培养好干部的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开始不断走上正轨,为开展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没有这种正确干部政策的形成,不纠正干部使用、培养中的各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关门主义错误,我们就不能大规模造就干部队伍,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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