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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德谈芷江受降彩照背后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新华社等曾经以《芷江受降彩色照片首次公布》为题,报道了美国士兵约瑟夫·德在二战期间所拍摄的高清彩照。这些照片以个人视角深入展现了芷江受降过程的历史瞬间,反映了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这些珍贵彩照的公布,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胜利荣光:芷江受降》的主编、武汉大学副教授李松对约瑟夫·德进行了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李松(以下简称“李”):约瑟夫先生,您好!距2011年10月我与您在波士顿见面,已经过去4年了。这4年人世沧桑,变化太多了。您的上司小弗雷德里克·F·施安勒先生和他的爱人去世了,您的老伴也走了。二战老兵一天天凋零,抢救这段历史已经刻不容缓了。这4年来,我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我一直在对您交付给我的近400张中缅印战区彩照进行深入整理,现在终于要交付出版了。

约瑟夫·德(以下简称“约”):李松博士,谢谢你。能够在波士顿和你认识,才有这批照片的公布。我很乐意和你说说我在这段历史中的亲身经历。

李:请问您何时入伍?

约:1943年8月6日,我18岁,当时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了一年学。当年12月,我应征入伍。

李:您决定上战场时,您的家人态度如何?

约:那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法律规定的职责。不过,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自愿参加了陆军医疗队,并被任命为军官(他是一位医学博士)。我的几个朋友也自愿上战场,当时我们知道必须去打仗,也愿意去。

我服役的时间只有2年8个月,其中一半是在美国接受训练,学习怎样操作无线电,一半是在中缅印战区。我与信号兵团的11个专家一起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出发,乘坐一艘货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途中只在澳大利亚加油时停留了一个晚上。我首先被派往缅甸八莫的一个信号服务站,负责警卫一列从加尔各答开往终点站印度利多的货运火车。利多是一条新公路的起点,这条公路连接旧的滇缅公路,卡车通过它从仰光运输军需补给到中国。我奉命从利多飞往密支那,然后坐卡车到八莫,这两个地方位于新的利多公路上,中美军队刚刚把它们从日军手中夺回。那时缅北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很多的中国军队开始返回中国。

不久后我接到命令,加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的美国顾问队。这支顾问队是由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派飞机直接从缅甸送到中国湖南的。我坐飞机到达芷江(我们的地图上把芷江写作“Chihkiang”)的总部。总部离美军和中美混成部队使用的新机场不远。

李:您在中缅印战场服役时为什么带着相机?

约:我上小学时就有一间黑白暗房,喜欢自己制作照片。我入伍时柯达公司已经开始生产35毫米彩色胶卷。我带了两台旧的小莱卡相机和五六个彩色胶卷去中缅印战区。到达加尔各答当天晚上,我放在包里的两台相机就被偷了。抗战结束到达上海之前,我的照片都是用借来的相机仓促拍出来的。

李:您在芷江呆了多久?

约:我在1945年的三四月间到达芷江,1945年8月6日20岁生日时还在那里。当时,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接着,很快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8月在芷江举行了一个受降仪式,之后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开始被空运到华北地区。因与日本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顾问队被送到昆明,服役时间较长的官兵开始转道印度加尔各答乘船返回美国,而服役时间较短的则被空运到上海去做各种日常服务工作,直到有运兵船可以送顾问队其他成员回国。

李:您能描述一下当您与同事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的感受吗?

约:开心!还有一些意外。长舒一口气!我们就是为这个胜利而去那里的,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再对日本本土进行攻击,不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可避免的伤亡。就我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我可以安全地回归平民生活,继续回去做我的大学生。我喜欢此前在中国的很多不同经历,接下来肯定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回家的愿望仍然强烈。

李:日本签署投降协议时,您在芷江看到了什么?

约:美国顾问都住在一个前政府大院,隔壁是一支中国部队,既有男的又有女的。他们很擅长装饰和制作海报,很快就把芷江大桥和各处的大门用绿色的松枝装饰起来。他们还接到任务布置机场附近的受降大楼,在墙上挂上战胜国的旗帜。在受降大会之前,他们邀请我们去参观,我拍下了他们坐在会议桌后的照片。

受降当天,在日本投降代表到达之前很久,就有大量人群在机场等候。过了很久,我们的两架战斗机终于抵达,引导着日本的三菱轻型轰炸机降落并滑行到指定地点。中美军方用正式的礼节迎接日本的高级军官,并安排他们一人乘坐一辆军用吉普到达附近的受降大楼。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系列受降仪式中的一个。对我们来说,这场戏已经看完了。

李:您在中缅印战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约: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无论是新编第六军的士兵,路上遇到的农民,还是在餐馆外练习英语并教了我几个普通话词语的年轻人。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多与我之前预想的不一样,例如:中国人实际上并非都是吃糙米的,乡下餐馆的卫生实际上非常好。我很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食物。

李:对于您在中缅印的经历,您想说些什么?

约:中国在战时的古朴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古老的文化历史,毕竟我自己的国家在大约325年前才由欧洲人建立起来。不过,从谷歌地图的图片看今天的芷江或中国的现代建筑,就显得我的国家历史更长一些。

李:当你用相机记录下你的见闻时,有没有想过这些照片在将来的影响?

约:完全没有。当时我只是用它们来记录我的个人生活。我从未想过以后要公布这些照片,只是偶尔可能对一些有艺术性的照片有过这样的想法。

李:您怎样看待中美关系?

约:在二战时,两国的关系是实际的。我当时了解到日本皇军包括50个师团,其中有28个在中国,有几个在满洲与俄罗斯对抗。只有14个师团分布在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缅甸和太平洋的岛屿上。港口城市不能运输军需补给,从仰光出发的传统公路也被截断,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从印度开通另一条公路。最后,更多的补给通过飞机越过喜马拉雅的“驼峰”空运到中国。

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您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约:我不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能代表我个人。我看到了历史文化背景迥异的民族怎样通过合作和共同的美好愿望一起努力所创造的成果。我也见过太多因为缺乏合作和共同的意愿而导致的结果。我肯定更喜欢前者。

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结束人性的弱点,但它证明了合作可以获得良好的结果,也标志着变化的延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战争岁月的善意和相互尊重将会使所有民族的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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