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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领导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吴振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在陈云的主持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延续多年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创造了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组建中财委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准备,党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由陈云任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1949年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宣布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明确中财委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归中央政府领导。

筹建中财委的工作千头万绪,陈云做的第一件事是物色干部。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的人才。怎么办?陈云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揽人才。他说,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

在紧盯党内人才的同时,陈云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都是陈云组建中财委过程中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过程中,陈云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

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他先作自我介绍:“我叫陈云,个子小,瘦瘦的,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现在让我来管财经工作。上海有个什么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我原来像是在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让我来当这个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要靠大家努力了。”这朴实、幽默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体与会者。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举,千头万绪,中财委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陈云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稳定物价和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

“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经济战线仍硝烟弥漫,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送到陈云案头。陈云在北平筹建中财委的同时,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金圆券的信用已接近于零,收兑工作十分顺利,《规定》发布仅7天,就收兑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

然而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每天麇集着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人数更多。原来l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银元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人民币只起辅助作用。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上。人民币只能购买小额货物,根本买不到整批货物。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在认识清楚银元问题的症结所在后,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指示》在分析了大军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后新解放区金融问题的新情况后指出,对待银元的斗争,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等。

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后,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到证券交易所,把银元投机的大本营端掉了,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执行中央《指示》。上海的这次行动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由于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市军管会在同旧经济势力的“银元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日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米棉之战”

由于战争还未结束,加上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量大增,投机分子兴风作浪等原因,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投机资本掀起的一场物价大波动,影响广泛而深远。从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北京、天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与此相近。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这次涨风,上海、武汉是由纱布带头;天津、北京是由粮食带头。11月12日、13日,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高出7月底指数四五倍。

这次物价上涨尽管已在预料之中,但涨风之猛、波动之大、范围之广,不能不令人深深担心。

中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尝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头。从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增加1400多亿倍。市场物价有如脱缰野马般飞涨。这种状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愈演愈烈。有人计算,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5年只能买两个鸡蛋,1947年已只能买一个煤球,到1949年5月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二点四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心丧尽,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物价,扭转国民党多年统治留下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状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看共产党的笑话。

陈云分析物价猛涨的原因,决定采取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并且慎重地选择采取制止物价上涨措施的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已有可能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人到东北去调运粮食,还专门交代: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取方针的指示。其中,包括紧缩银根的指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等。还有对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指令: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还包括了提出应在此次稳住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要给以适当教训的指令: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陈云起草这份文件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那时,毛泽东工作后尚未入睡。陈云的文件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当天,文件就以电报的形式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16日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一开始,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物价越跌。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许多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战”。

从此,投机商人_蹶不振。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上海当时的资本家说:银元斗争共产党靠的是行政手段,这一次,共产党完全是用经济的手段就把价格平下来,上海的工商界没有想到,佩服。

“粮食之战”

自1949年10月15日开始的物价涨风刚刚平静下来,各地因水旱灾害缺粮的问题又摆到了陈云面前。12月中旬,华东、华北因旱涝灾害而缺粮的报告纷纷送到他的桌上。根据华东、华北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来年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

陈云在11月作出制止物价猛涨的决策时,考虑到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情况,已估计1950年2月(春节前后)还会刮起物价涨风。现在,各地缺粮,显然增加了这次涨风的可能。为此,政务院发出生产救灾的指示,中财委决定调粮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灾区。

1949年12月12日,陈云在中财委全国城市供应会议上讲话,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经过筹划,中财委决定从东北调入15亿斤,华中调来11亿斤,共26亿斤,尚少的3亿斤由四川调运。

运送粮食接济华东、华北,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顾大局,阻止粮食外运。对这种不良倾向,陈云明确地指出:“对当地粮食一层层防止调走,会出毛病的。”“现在,若湖南粮食不调出,江西粮食不调出,灾区就可能出乱子。”他断然主张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由于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力、法令与纪律要求严格,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了灾区的粮食救济。

看到华东、华北粮食吃紧,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等地的投机资本以为国家粮食准备不足,故伎重演,把目标瞄准了粮食市场。再加上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了大量资金,千方百计囤积粮食,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但是,春节过后,上海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这一切,都在陈云的运筹之中。在占压倒优势的国营经济面前,投机资本失去了操纵、左右物价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抛售掉。

由于陈云决策正确、指挥有方、组织得力,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次粮食涨价风潮。至此,投机资本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大规模操纵市场,国营贸易企业在斗争中日益发展,逐步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稳定物价胜券在握。

统一财经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陈云领导几次制止物价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调度的作用,而这个过程又为财经工作实现全面统一准备了条件。

1949年8月,陈云为稳定物价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曾考虑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问题,11月以后中财委在制止物价猛涨指挥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财政、银行、贸易部门协同作战的同时,相继召开财经各部门的专业会议,陆续实现了税政、粮政、盐政、路政、邮政、水政等几个方面的初步统一。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统一财经的具体办法,陈云主张先由大区统一,再由中央统一。1950年1月22日、2月1日,陈云在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财经旬报》中,提出拟于2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将会议主题明确地规定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认为“此事势在必行”。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两次进行修改。开幕式上陈云作了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讲话。在讨论中,陈云提出3个方案:一个是维持现状,一个是后退一步,一个是统一收支,即是“停”、“退”还是“进”。大家经过讨论,认为退不成,停也不好,同意进,即同意统一收支。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原来的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会议提出,在统一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统一,除5%至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月结算解缴国库;统一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银行统一,现金的调动统一于人民银行。会后,对《决定》初稿又作了两次修改。

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陈云对《决定》再次作了说明,指出这个文件的性质“主要是节约、征收,具体地说就是缩小赤字,统一管理。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好转”。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专门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保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全部实施。此后,政务院又陆续颁布《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等一系列规定,对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为了宣传和解释政务院决定的精神,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这篇社论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即:财经工作应该继续分散经营还是前进到统一管理;究竟统一管理哪几件事;现在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这样的税收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等等。陈云在社论中强调指出:“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

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是极为不易的。多年来饱尝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之苦的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调查研究着手,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并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不仅有利于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也为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反映出陈云的远见卓识和干练、坚毅、细致的工作作风。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曾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正是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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