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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父母陈正人、彭儒

陈瑞生


长征一走一留

中央红军长征前,拟定了一份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名单,这份名单共有32人。在这份32个人的名单中,就有我母亲彭儒。

那时,母亲正在长胜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部长。苏区中央局派了一名交通员到长胜县通知母亲,叫她马上返回瑞金,隨部队行动。她回到瑞金时,看到许多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收拾东西。后来看见吴仲廉,她告诉我母亲:“赶快收拾行李,红军要转移了。”虽然情况非常紧急,但她下决心要回离叶坪十几华里的潮陂头看望正在养病的我父亲陈正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任省苏维埃党团书记)和刚满一岁的我。

当时,父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周以栗也看到有的医院在转移伤病员,听到有的战士说:“红军要远征了。”

父亲和周以栗觉得形势可能很严重,便共同商量,决定到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去要求随军远征。在红军主力出发前两三天,他们到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那里,要求中央允许他们随军远征。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没有资格随军远征,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他们当时被批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同伙”“毛派分子”。

当时,父亲听说母亲要随军远征了,就向中央局要求让妈妈留下来在附近工作,以便有个照应。但是,他的这个要求被否决了。父亲的心情十分沮丧,只好失望地离开了苏区中央局组织部。

远征之前,母亲从叶坪村步行前往父亲养病的那个村子潮陂头。

当母亲在奶娘家看到我时,刚满一岁的我,已能站在床前的脚踏板上了。母亲抱着我亲了又亲,她流着泪对幼小的我说:

“瑞生呀,好崽崽,妈妈要走了,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你要听奶奶和奶娘的话。好好长大,长大了也要当红军打白狗子。好崽崽,妈妈将来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奶娘也流着泪对我母亲说:

“彭同志,你一定要把瑞生带走。白狗子来了,我们怎么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你们啊!”

幼小的我在一旁哇哇地哭着,哭得妈妈和奶娘的心都要碎了。

母亲对奶娘恳求地说:

“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孩子还小不能带着走。求求你们把这孩子留下吧!你们把他养大,将来我们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妈妈顺手把口袋里的5担谷子的条子塞给了奶娘,还把亲自为我织的一件小毛衣也塞给了奶娘,眼含泪水地说:

“大嫂子,难为你们了,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抚养了。情况紧急,我不能在这里久待了。”

母亲流着泪水,再一次抱起我亲了又亲。

奶娘和奶奶看着这个仅有21岁的女红军离别亲生骨肉的伤心情景,心有不忍。再说,她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带了一年,也不舍得让我离开这个家。家里没有儿子,把我留下也是难得的一件好事。于是,她们改变态度,诚恳地对母亲说:

“你就放心地走吧!瑞生就由我们继续抚养,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把他带大。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有我们撑着。瑞生是你的儿子,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会把这孩子抚养好。你们出生入死地同白狗子打仗,还不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嘛!……你们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母亲听了她们这些肺腑之言,表示由衷的感谢,心情也轻松了好多。

然后,母亲把我送给了奶娘。这是她第三次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她那难舍难离的母子情,真是难以言表。

同我告别之后,妈妈到潮陂头村外的一座老庙,看望了正在那里养病的父亲。这座老庙实际上也是父亲母亲的“家”,我就是在这个“家”里出生的。因为父亲刚从组织部回来,他向组织部提出的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答应。因此,他的情绪很低落,面容也很憔悴,看上去一脸无奈的样子。母亲安慰父亲说:

“组织上已决定我随军远征,我不能照顾你了,你好好休养,多保重!精神好些时,常到村子里去看看瑞生。”

父亲伤心地说:“没有办法,我到组织部去要求随军远征,就是不允许。然后,我又要求把你留下,安排在附近工作,好有个照应,但他们也不同意。你走吧,一路上多保重。只要死不了,终有一天会相逢。相信吧,严冬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的。”

他们相互鼓励着,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母亲难过地流着泪水,告别了我的父亲。

10月份,远征开始了。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母亲实在不知道军队要远征到何处去。母亲所知道的是,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动了50万兵力,把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层层包围了起来。敌人日益逼近,为了保存实力,红军不得不做战略性的大转移。但转移到哪里去,何时再能回到瑞金?母亲这些基层干部一片茫然。

董必武和徐特立负责分管随部队远征的32个女同志,而每个女同志则管两个挑夫,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坚定地跟着部队走。

就这样,母亲跟随由陈赓负责的干部团所属的红星纵队,同中央、军委总部一起行动,踏上了远征的路程。

突围到白区

红星纵队走到于都河时,母亲因涉水过河受了凉,开始感冒、发高烧,行走已十分困难。带队的董必武和徐特立代表组织来看望母亲并对她说:“彭儒,你高烧不轻呀!明天我们就要走了,组织上决定你回中央苏区瑞金去,陪陈正人同志去白区治病。”

母亲听到这个决定后,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怕回去后找不到组织。于是,她表示不愿离开大部队。所以,她虽然病重行走困难,但她仍然坚持要随军继续前进。董必武再三劝说她要她服从组织决定,回瑞金去。他安慰我母亲说:“瑞金还有很多人,项英、陈毅、陈潭秋都还在那里。回去吧,回去一定可以找到党组织。你还在发高烧,病得不轻,我派担架送你回去。”

最后,母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挥泪告别了部队。

母亲回到瑞金后,很快就找到苏区中央分局,并很快见到了我父亲和陈毅、陈潭秋等同志。

当母亲看见陈毅时,顿时感到温暖,有了依靠。因为她从参加湘南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直到中央根据地,一直跟陈毅在一起战斗。她视陈毅为兄长。陈毅很快找来医生给我母亲治病。母亲吃了药,病很快就好了。

母亲病好了之后,苏区中央分局分配她在中共于都县委任宣传部长。

父亲那时仍然住在潮陂头那座老庙里,陪他的还有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勤务员。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负责留守中央苏区。陈毅要把老弱病残人员安排好。他要这些人到白区或亲戚家里去休养或隐蔽。陈毅对我父亲和周以栗说:“情况十分严重,你们不能再在苏区治病了,必须立即化装潜往白区治疗休养。彭儒同志化装成护士陪你们一起走。”

第一次突围大概是1934年11月,组织上通知我父母亲和周以栗说:“中央准备派一个排的部队,在晚上或黄昏出发,护送你们突围到白区休养。”

但这次突围没有成功,大家只好返回瑞金。战斗中,周以栗不幸牺牲了,还有几个战士也下落不明。

1935年2月中旬,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加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和伤病员2万多人,也决定向外突围。中央分局决定我的父母随独立三团行动,以便相机转移到白区去治疗休养。2月下旬,独立三团分两路突围,父母亲随团政委张凯率领的一路行动。前后一个多月,经过几次战斗,部队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母亲也失踪了。

4月间,张凯率部护送我父亲至寻乌县南部山区,遇到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及寻乌县委书记陈侃。经商议,决定由兴宁特委设法护送我父亲去白区治病。在兴宁特委帮助下,父亲化装成商人,经广东梅县、汕头等地,最后终于安全转移到香港。父亲到了香港后,肺病发作,盘缠无几,后打听到母亲已脱险,在广州她的哥哥彭瑛家里,即抱病赶到广州与我母亲会合。

后来,父亲与母亲隐蔽在广州郊区番禺的一个农民家里继续治病。1936年2月,由于广州形势紧张,父亲与母亲又转移到我母亲的家乡——湖南宜章县碕石村。父亲一边以教书为掩护,一边治病休养。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于是,父亲于1937年2月,怀着急切的心情,带着七拼八凑的盘缠,毅然离开湖南宜章找党去了。因盘缠不足,父亲只好先期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1937年初,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母亲也顺利地到达西安。1937年6月,父亲和母亲一起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久别的毛泽东,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父亲和母亲都走了,红军也全部撤离瑞金了。

我们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都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除了我之外,红军留在瑞金群众家中抚养的还有后来我所认识的古柏之子古忆民、邓子恢之子邓瑞生、林伯渠之子邓苏生、王观澜之子王远、刘伯坚之子刘豹生、贺诚之子贺碎五等。

解放后担任领导

江西解放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父亲是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母亲是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组织部部长。

当我看见日夜思念的父亲母亲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我情不自禁地流出幸福的泪水。我在白区度过了整整15年,受尽了人间的苦难。我吃不饱,穿不暖,百病缠身,瘦得皮包骨,忍受了一个少年难以忍受的苦难。我恨不得把这些苦难一下子向父亲母亲倾诉出来。我的泪水像雨点一样,一滴一滴地滚落在地板上。穿着一身军装的父亲,亲热地走到我的身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心情略微沉重地对我说:

“瑞生,回来就好!不要难过。这仇和恨要记在国民党反动派身上。我们这一家人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大牺牲。你的奶奶为了保护我不被敌人捉去,为了保护共产党组织不被敌人发现,她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你奶奶是革命英雄,是光荣的革命烈士。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光荣和骄傲!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我和你妈妈为了战胜敌人,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一样,南征北战,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我们今天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又回到了江西。你在白区这15年确实吃了不少苦,但吃点苦,对于你以后的成长会有好处的。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有15年没有见面了。其实,我和你妈妈都非常想念你。你是第一个从农村回到我们身边的孩子。你的哥哥永生、姐姐春生和大妹妹宜生都还在农村没有接回来。但我们很快也会把他们陆续接回来的。我们这家人很快就会团圆的。”

母亲穿着一身灰色的列宁装,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那时的母亲只有36岁。她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眼眶里渗着泪花。她对我说:

“瑞生,不要难过,回来就好!这十几年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但是同你一样的孩子也很多,他们同你一样吃了不少苦。在那白色恐怖下,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你和其他红军留下的孩子所经受的这些苦难,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15年前,我们工农红军是被迫撤离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不要忘记你的养父养母和奶奶对你的抚养和保护。为了呵护你,他们肯定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你要牢牢记住他们的养育之恩。从今以后,你要到学校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要让全国的老百姓和少年儿童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是同父亲住在一间房子。后来,母亲又要我同她住在省总工会的一间房子里。虽然她工作很忙,但还是天天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母亲对我的这种关爱,是对我童年时代缺乏母爱的一种补偿。这种深深的母爱,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非常佩服和热爱我的母亲。她14岁在湖南衡阳女三师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回乡闹革命,参加碕石暴动,紧接着又参加了湘南起义,随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见证了“朱毛会师”,并参加了坚守井冈山的斗争。下山后,又到瑞金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后来又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东海之滨到黃土高原,从白山黑水到海角天涯,神州大地处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为工农大众的解放、为民族独立、为共和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出了她的青春和热血。

共和国和人民没有忘记她,1960年她荣获了第一次颁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状,每逢纪念“八一”建军节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70周年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都会通知她参加庆祝会。1997年,我妈妈和邓六金、蹇先任、林月琴等老战友参加了长征女红军签旗仪式。

母亲度过了98个春秋。2010年10月5日,她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父亲陈正人较之母亲来说较为不幸,“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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