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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同一颗闪亮的流星

贺捷生


《九九艳阳天》这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电影歌曲,已经风靡了半个世纪,成为电影歌曲中的经典。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黄宗江、胡石言,可曲作者是谁?却没几个人知道了。

而我,每当听到《九九艳阳天》的歌曲时,就不由得辛酸和难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今作曲家满世界,能和《九九艳阳天》相媲美的旋律寥寥无几。多年来,我一直想为这位作曲家写些纪念文字,可每当提起笔时,却不能落笔,总感到这位作曲家的经历和他的音乐成就,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写清楚的,所以这篇文字一直没有写成。

这位作曲家的名字叫高如星。1943年他14岁时,丢下了放羊鞭子,跟随我父亲贺龙参加了革命,到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红二方面军长征80周年,也是战斗剧社成立80周年。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20周年,我应该写些纪念文字。写些什么呢?要写的东西很多,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写写高如星,一来他是革命队伍里培养成长的作曲家,有代表性;二来他那英俊帅气的面孔一直浮在我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所以决定写他。

战斗剧社里的小才子

高如星于1929年11月出生于山西兴县城关梢门洞的一个贫寒之家,祖籍兴县大峪口村,乳名星儿。他上有两个哥哥,大哥高如山,二哥高如其。

兴县地处晋西北,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老百姓生活很苦。高如星自懂事起就放羊、割草、拣煤核、挖野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兴县,兴县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8年初,我父亲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深入敌后,在晋西北建立了抗日政权,兴县蔡家崖也成为一二〇师师部所在地。这期间,兴县的共产党员教师康明玉等组织了“抗日救国儿童团”,年仅10岁的高如星加入了儿童团。他和大家一起到乡村贴标语、散发传单、站岗放哨,还多次到水磨摊、紫沟、西滩坪、南门沟等村庄教老百姓唱《打东洋》《抗日同胞携起手》《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

1943年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社长刘西林、音乐队队长王宁、演员队队长王炎到“興县第一完小”挑演员,在这里上学的高如星被选中了。自此,年仅14岁的高如星成为了战斗剧社的一名小演员。

高如星到战斗剧社后,一面学文化一面学拉提琴。兴县虽然是“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但这里却蕴藏着丰富的民歌资源。高如星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放羊时就一面高声唱歌,一面放羊,让歌声在四野回荡。他后来对战友们说,这高昂的放羊歌声使他有了占据宇宙空间之感。

高如星到战斗剧社后,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这放羊娃很快就学会了大提琴,还学会了不少音乐知识。他随剧社的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为战士们演出,还在战斗的间隙编写了许多歌颂战士们奋勇杀敌的节目,如快板剧《冲锋在前》、活报剧《打得好》等,因而受到部队领导和剧社领导的表扬,更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1944年元旦春节期间,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秧歌运动,战斗剧社的秧歌剧的创作演出也达到了高潮。高如星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运用晋西北地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实际,创作了多个秧歌剧。当地农民第一次听到用他们的口语和曲调演戏,感到特别亲切。剧目受到群众的欢迎。由于舞台人物不再“打官腔”了,老乡们不再把战斗剧社叫“皇家剧社”了,亲切地把战斗剧社称为“战斗家”。

抗战胜利前夕,各部队组织了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高如星也同战斗剧社的其他同志一起,随武工队参加了“挤”敌人的战斗,同时了解收集战斗事迹。这期间,他和剧社同志一起,创作演出了《方山战斗》《把敌人挤出去》《打得好》等节目,演出后效果很好。

1947年,战斗剧社的全体人员参加了晋绥边区的土改宣传队。高如星自小生活在穷人家,因而对晋西北的农村非常了解。为配合土改运动的宣传,他和剧社同志们一起,根据运动的发展编写了许多短小精悍的剧目和文章,如描写翻身农民新生活的秧歌剧《张宝山的末路》《长工高来旺》《外来户》等。为配合土地法大纲的宣传,编写了《告农民书》《土地归农民》等,这些宣传由于内容上贴近实际,和农民呼吸相连,虽然粗糙简陋,但对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47年1月12日,年仅15岁的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在边区传开后,战斗剧社的魏风写了《刘胡兰》的话剧剧本,演出后效果很好。这时,《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正广泛上演,剧社领导决定把《刘胡兰》话剧改编成歌剧,高如星、罗宗贤、孟贵彬、黄庆和等参加了音乐创作。这部歌剧的音乐曲调以晋中民歌音乐为基础。歌剧一上演,立时引起了轰动,特别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等唱段,更是广为传唱,使得刘胡兰的事迹在新老解放区内妇孺皆知。1949年北平解放后,战斗剧社到了北平,受命为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演出了歌剧《刘胡兰》,高如星为乐队指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北平城。

参加解放大西南

1949年10月,战斗剧社到了西安,准备随我父亲入川解放大西南。由于剧社从北平和西安等地招收了许多青年学生,组成了“青年艺术队”,高如星是青年艺术队的负责人之一。当战斗剧社在西安进行入川准备之际,我父亲把剧社的全体人员集合在西安《群众日报》的礼堂,作了2个小时的动员讲话。据剧社的老同志回忆,高如星听了我父亲的讲话后很兴奋,当天即向党组织写了决心书,表示一定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个人为解放大西南可以牺牲一切。

当我父亲率领人马进军大西南时,战斗剧社组成了第一梯队,跟随我父亲赴成都。高如星是第一梯队的成员,他们乘火车到了宝鸡,而后长途行军。当时正值冬季,一路上风雪交加。高如星随大家一起,顶风冒雪,艰难跋涉。

12月30日,高如星指挥着军乐队,紧跟在我父亲后面,奏着《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乐曲,雄赳赳地进入了古城成都。之后,高如星又和剧社的同志一起,分赴全城各处演出。在给起义军官演出时,高如星等剧社同志遵照我父亲的“拿出最好的节目给他们看看我们不是土八路”的指示,演出了歌剧《刘胡兰》和其他歌舞秧歌剧节目,效果极佳。战斗剧社的演出轰动了古城人民,不少人说:“过去只听说八路军能打仗,不知道戏也演得这么好。”

重庆解放后,我父亲前往重庆同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相会,战斗剧社也随之前往。两军会师后,在我父亲的提议下,战斗剧社同二野的文工团合并,组成了“战斗文工团”,由战斗剧社的陈播和董小吾分任政委和团长,高如星仍为乐队指挥。

1950年5月,战斗文工团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西南军区首长慰问艰苦奋战在康藏公路的筑路大军。高如星是慰问团主要成员之一。当慰问团过了二郎山和大渡河,到达西康省省会康定城时,由于前面大雪封山,只好在康定待命。康定城因著名的《康定情歌》而享誉世界。在待命期间,高如星抓时间进行音乐创作。这天,他把同住一座楼的人找到了一起,说:“我和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是一首男女声二重唱,你们听听行不行。”说着,他拿着曲谱唱了起来。当他唱完后,大家都鼓起了掌,都说是首好歌,有的说:“咱们团里有了《歌唱二郎山》,又有了《藏胞歌唱解放军》,太棒了。”有的说:“男女声二重唱这种形式很少,咱们是头一家。”《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给筑路部队的慰问演出中演唱后,很快在全国传开。这首歌还在1951年全军文艺汇演中获了奖。歌曲的获奖大大激发了高如星的创作热情,此时他年仅21岁。

我和高如星第一次见面是在1950年的八一建军节。当天,西南军区在重庆举行了大阅兵和游行,战斗文工团的大型管弦乐队行进在游行队伍前列,乐队指挥是高如星,但此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晚,战斗文工团举行演出。我随父亲还有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一起观看演出。演出中,高如星担任指挥。他高高的个子,英俊潇洒。记得父亲对邓小平说:“这个指挥乐队的年轻人叫高如星,山西兴县人,14岁到了战斗剧社,进步很快。”

父亲的表扬使我记住了高如星的名字。此后,虽然我又几次看战斗文工团的演出,也看到高如星指挥乐队的身影,但与高如星始终没有面对面交谈过。

后来。我看战斗文工团的演出时,不见高如星了。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他随战斗文工团赴朝鲜慰问小分队到朝鲜战场去了,我很为他担忧。我从戰斗文工团领导和队员口中得知了高如星在朝鲜战场的一些情况,他们说高如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很出色,多次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前沿阵地演出,了解战斗英雄的事迹,编写节目,及时宣传英雄,鼓舞士气。他在一次为中朝协作会议军官演出歌舞节目时,遭到了美军机群的轰炸,防空洞的一侧被炸塌,好在他和战友们事先做了准备,才有惊无险。

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1953年春,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趁战斗文工团几位负责人到北京演出之际,向他们提出要从战斗文工团调人。这几位负责人返回重庆后,向我父亲报告了此事。我父亲说:“支援全军的文工团,局部服从全局,这是应该的。”又说:“文工团是个整体,如同球队一样,必须互相配合,才能演好,这是多年形成的,总政要调就全部调。”

之后,我父亲给总政主任萧华写了封信,提出把战斗文工团全部给总政,西南军区另外组团。萧华主任见了信以后非常高兴。这样,战斗文工团全体人员于1954年到了北京,成为总政文工团的主力。高如星也随团到了总政文工团。

高如星调到总政文工团后,仍担任乐队指挥。这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文工团到北京大学进行慰问演出这天,我同高如星真正见了面。当时,一起见面的还有原战斗剧社的严寄洲等人。我对高如星说:“我在重庆见过你的演出。”高如星说:“你多批评,我不是科班出身,能走到今天都是你爸爸培养教育的。”我说:“他只是把你引上路,前进的路还是靠你自己走的。”

这次见面,高如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嗓音洪亮,头发浓密,衣着整洁,精力充沛。

然而,自这次见面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高如星。关于他的情况,都是从各方面听说的。

高如星到了总政文工团后,按理说他事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他万没有想到,后来竟一步步走向了厄运。情况是这样的,他到总政文工团后,曾先后两次以总政文工团乐队指挥的身份到苏联、蒙古、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访问演出。演出很成功,产生了轰动效应,观众一致认为演员的表演是一流的,这其中自然包括高如星。

酷爱音乐的高如星在出访中,被苏联的音乐震惊了。他听了许多苏联歌唱家演唱的民歌和抒情歌曲,特别听了柴可夫斯基、斯美塔纳、德沃夏克等大师交响乐作品的演奏后,使他从山西民歌的小天地,一下进入了博大精深的音乐大世界。他因为羡慕和崇拜苏俄音乐,把发的一些零用钱都买了唱片。回国后,他又刻苦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几乎到了痴迷程度,以至于穿着打扮也学苏联人的样子。

高如星对音乐的痴迷和学习的刻苦,使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55年,他被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音乐创作。

高如星在八一厂工作期间非常勤奋,几年间为20多部电影作曲,写出了《九九艳阳天》《汾河流水哗啦啦》《蟠龙山上锁蟠龙》等多首电影歌曲。特别是《九九艳阳天》,此歌一出现,立即到处传唱。这首抒情歌曲的曲子是高如星于1957年创作的,由胡石言和黄宗江共同作词、孙佩华演唱。有评论家后来指出,这不是一首一般电影的插曲,而是成为了纯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的歌曲,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曲调活泼委婉,歌词真挚纯朴,让人百听不厌,是一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经典音乐作品。

我听到这首歌时正在青海西宁的民族学院任教。我是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艰苦的青海工作的。当我在影片的字幕上看到“作曲高如星”时,他那英俊帅气的面孔立时浮现在我脑海。我叹服他的聪明才智,写出了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兴奋地告诉大家,《九九艳阳天》的作曲高如星,14岁就跟我父亲打鬼子了。只念过小学。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都说:“你父亲不光培养能打仗的武人,还培养出了作曲的文人,这首歌太好听了。”后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厂长的陈播和导演严寄洲都告诉我,说《九九艳阳天》歌曲在审查时,得到了一致的赞扬。高如星还就这首曲子向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李焕之等专家请教,专家们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好评。当时也有人提出,全曲的不足之处在“蚕豆花儿香”到“麦苗儿鲜”的转弯处,希望高如星注意。高如星认为意见提得对,他说此处是曲子的难点,遂做了改动,使曲子整体更加流畅自如。

正当高如星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时,厄运一步步逼向他。前边说过,他自到东欧、苏联出访演出后,就痴迷上了当时的苏联音乐。他还刻苦地学习俄语,甚至连穿着打扮也学苏联人的样,并经常和一些苏联、东欧的留学生交往,参加他们的聚会。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仍旧如此。战友们劝他注意政治变化,他听不进。终于,组织上对他进行“帮助”了,而他对组织的“帮助”毫不领情,不仅听不进,还理直气壮地进行辩解。最后,他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调离八一电影制片厂。在他去留的关键时刻,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帮了他一把。由于罗瑞卿很喜欢《九九艳阳天》这首歌,在这首歌遭到左倾理论家们的否定时,表了“是一首好歌”的态,平息了这场风波。所以,当高如星要调离八一厂时,有关部门把高如星调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报告送给了罗瑞卿,罗瑞卿批示“不宜在北京居留,但也不能放他离开军队”。罗瑞卿的批示实际上是保护了高如星。

收获爱情

1963年,高如星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进行《汾水长流》电影的音乐创作。他完成了全剧的音乐,并写出了又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歌曲《汾河流水哗啦啦》。期间,在北影厂的一次聚会上,他同北影厂的电影演员王云霞相识了。王云霞演过《洞箫横吹》《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在参加拍摄《红河激浪》时,她奉厂领导命令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去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因为《红河激浪》写的是陕北革命斗争的情节,当小说《刘志丹》被戴上“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帽子后,王云霞也受到了牵连,成为“内控”人员。高如星知道王云霞是党员,使他奇怪的是王云霞不能参加党员会议,他向王云霞问原因,王云霞告诉了他原由。高如星听后安慰她说:“不要有负担,我也是‘内控人员,我们对党是无愧的,相信党最终会了解我们的。”

王云霞1927年12月7日出生在山东临沂,早年随祖父到黑龙江绥化,曾在安达县的清真寺谋生,1945年在佳木斯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文工团演员,1953年调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1954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岸》中饰妇联主任,1955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

高如星、王云霞两颗心碰出了爱情的火花,两人患难相交,走到了一起。当高如星得知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时,就把《汾水长流》的作曲稿酬全部送给了王云霞,让她给母亲治病。

高如星在18岁时,家里曾给他订了一桩婚事。姑娘姓白,人长得也很漂亮,是太原籍住在兴县的一户有声望的人家。但高如星从没和她一起生活过。一次,高如星回家探亲,家里人把两张床并到了一起欲给他们办婚事,但高如星以部队忙为由,当天即离开了家,返回部队。白家姑娘见婚姻无望,也就远嫁他乡了。

由于高如星和王云霞两人都是“内控”人员,他们的结婚报告几经周折才批了下来。1964年,他们结婚了。但北影厂只给了王云霞3天假期。3天假只能到武汉即返京,这是有意整他们。王云霞在武汉见到高如星后,二人抱头痛哭。高如星安慰她说:“我刚刚完成了歌剧《枪之歌》的音乐创作,其中有一段是写给你我的。”说着就唱了起来:“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之鸟,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关于高如星的《枪之歌》音乐创作,剧本作者白桦曾对我说:《枪之歌》剧本和音乐创作于1964年。当时,白桦也因为错划为右派分子调到了武汉军区文工团。这年,军区为准备参加中南大区的文艺会演,军区首长和文化部门决定写一部反映军区辖区内英雄集体的剧,最后确定写河南济源县柳庄民兵营的事迹,并由高如星和白桦完成。随即,高如星、白桦二人到了柳庄深入生活。柳庄是个很贫穷的地方,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落实着毛泽东主席“全民皆兵”的指示,成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典型。白桦还告诉我,当村里的女民兵得知高如星是《九九艳阳天》《汾河流水哗啦啦》等歌曲的曲作者时,高如星立即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她们天天缠着他要他唱歌。白桦经过深入生活,确定了剧本以枪杆子出政权、保政权为主题。他写出了《枪之歌》的剧本后,高如星也随即谱出了曲。剧本排练后,军区各级都很满意。演出后,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竟连看了3遍,而后他对剧组负责人说,这部剧由珠影厂拍成艺术片,我们出钱买胶片,剧中的全部歌曲都保留下来。《枪之歌》在北京演出时,罗瑞卿总参谋长看后大声说:“好歌,又健康又好听,是哪个作的曲?”当剧组负责人把高如星带到罗瑞卿面前时,罗瑞卿握着高如星的手说:“谢谢你,写了这么多好歌,你很年轻,希望你再寫出更多的好歌。”由于罗瑞卿喜欢这部歌剧,还破例请剧组吃了顿饭。白桦还对我说,他在和高如星合作的过程中,感到音乐旋律随时都可以从他的铅笔上流淌出来,而且每一支曲都是不差的。白桦很感慨地说:中国有许多所谓的作曲家,一生一世都没有旋律,高如星笔下流出的旋律还要受到为政治服务的限制,否则会更动听。他应该写出交响乐,写出真正意义的歌剧。白桦说高如星曾约他去新疆,说新疆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素材非常丰富,可惜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未能成行,成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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