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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吴义国+陈卫平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从江西于都出发,循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我们经过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区,踏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馆、湘江战役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纪念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等场馆,凭吊沿途的遗址遗迹,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豪情充溢于胸间。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穿越历史时空,追寻长征关键节点及背后的故事,我们不仅感受到长征中中央红军必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严重、缺吃少穿、恶劣的自然环境等艰难,更领悟到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远征”中,中央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理想信念:从个人坚如磐石到集体众志成城

在人们心中,经典著作中一般都有灵魂或者精神的形象代表,比如《圣经》里的耶稣、佛教中的释迦牟尼,长征也有形象代表,那就是红军,而最高形象代表,就是毛泽东,这是长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出的历史判断。在长征中,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是最坚定的,也是最能凝聚人心,号召红军众志成城的。

“毛泽东是从于都踏上长征的征途的。”于都党史办主任曾懿华说,“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出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逐步集结到以于都为中心的指定地域,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多次受到错误处分的毛泽东,仍然坚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先行离开瑞金云石山,到于都部署工作。

中央红军开始集结行动了。10月中旬,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召开赣南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伯,要时刻想着党,相信黨,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政治宣言,更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用鲜血书写的坚强决心。红军将士能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到吴起镇大捷,从反对分裂到会师三军,从北上抗日到陕北建勋……“长征路上,红军指战员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征服种种困难,走出了沓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然而更能体现红军意志坚定的,却是发生在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中。”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马睿说。

1936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终于会师了,这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拥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然而好景不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的情况后,开始向党中央伸手要权,首先拉拢红军将领。察觉到张国焘意图的聂荣臻,为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与林彪吵起来了。“双方都拍了桌子,吵一句拍下桌子,把桌上的盘子都弄翻了。”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黄建说,“聂荣臻说: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路线问题。”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那次谈话:“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的一席话,让与他生死与共的搭档林彪,在后来与张国焘严峻的政治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一直找借口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决定。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洞察已久,当听说陈昌浩也支持南下后,认为红军已处在“危急的时刻”,找到毛泽东说:“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毛泽东亲自找到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在与张国焘之争中多次忍让的毛泽东,面对红军生死存亡的路线已经退无可退,只得当机立断,率领先遣支队北上。

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的斗争以及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如此复杂、险恶的环境下,正是由于全党和全体红军将士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有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李赟说。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坚持真理:从湘南争论到巴西会议北上

冲锋,不断地冲锋;奔驰,不停地奔驰……中央红军从踏过于都河的那一刻起,就在一直战斗和准备战斗。然而,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时刻思考着另一个重大问题: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湘南。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性争论——湘南争论。

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就进军方向提议:“红军主力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这项建议被束之高阁。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毛泽东又向中央提出“红军进军宝庆,诱敌决战”。11月下旬,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郑重提出“红军直取宝庆,后在蓝田决战”。这些正确的声音,被李德、博古断然拒绝,然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因此放弃,他时刻为红军的命运担忧,并将他的主张向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诉说,得到了支持。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通道境内。此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不顾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和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在这危急关头,12月12日,党中央在通道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李德,毛澤东列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迫于形势压力,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红军就此在通道转兵,步入了一条通天的大道。通道县史志办主任李新颖介绍说:“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光辉夺目的遵义会议。也正是这一次转兵,使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就此重新崛起,开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红军的领导。”

“广义的遵义会议应该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志初说。至此,“湘南争论”终于尘埃落定,中央红军实现了伟大的命运转折。此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继续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在“转折之城”、贵州“红色之都”遵义,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刘畅简明地介绍了会议概况:“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生动地说明了遵义会议为什么被称为“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点”:“因为这次会议有3个改变,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变了,党的思想路线变了,党的军事路线变了。”

寥寥数十字,就讲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内容,然而这次会议的内涵和蕴藏的精神力量却是无穷的,它不仅彰显了那段辉煌而厚重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实现着当代的价值:遵义会议精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本刊特邀顾问石仲泉在《遵义会议刍论》中指出:遵义会议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石仲泉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评价很中肯,但这种精神随着岁月的沉淀还会更加光彩夺目,因为这是真理之光,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历史之光。

深秋时节,站在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会议旧址前,只能从残垣断壁中粗略地了解到当时班佑寺的规模,几处残墙在微风中好像随时都会倒下,但它仍然倔强地、坚定地挺立着,与立在路边写着“巴西会议遗址”几个红色大字的石碑站在一起,诉说着那段曾经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

毛儿盖会议后,中央率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陈昌浩顽固地违抗中央命令,居然意图借优势兵力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经充分讨论仍坚持北上的正确路线,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行为,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鉴于张国焘的顽固立场和当时的敌情形势,党中央决定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北上先遣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使中央红军走上了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

正是长期不懈地坚持真理,确保了中央红军长征后来走上了正确道路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开创新局:从战略转移到落脚陕北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的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在采访中,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在贵州,老百姓经常唱起这首脍炙人口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其实,在长征中,中央红军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屡出奇兵,四渡赤水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梁宁介绍说。

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敌人,脱离险境,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四渡赤水战役历时3个多月,中央红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辉煌战例。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路上开创的又一新局面。1935年,日本侵略军发动蚕食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敏锐地捕捉到了由这一事变引起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重新高涨的新形势,有了北上抗日的愿望。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此时(6月6日——笔者)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红军到天全时(6月9日——笔者),部队有一歌曲,词云:‘目前的中心任務,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 6月12日,中央红军在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次日,在达维两军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的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沙窝会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的第一条“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中,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不失客观地说:“在江西就已提出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口号于此(指沙窝会议——笔者)第一次在军事战略上有所反映。”8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毛尔盖会议,把党几年来坚持的“北上抗日”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正式确定为当前的战略行动方针,这既是中共中央指导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军事战略方针,又是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向抗日前线胜利进军、建立全国抗日领导中心的政治策略方针。如今,在毛儿盖地区,仍可看到当年红军刻写的标语:“红军是北上抗日的军队!”“白军兄弟同红军联合起来北上抗日去!”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高举“北上抗日”旗帜迅速北进。北上抗日,实现了红军长征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开创了红军长征的新局面。

落脚陕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终局之作。中央红军落脚吴起镇纯属偶然。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后,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行了多次讨论,战略方向经过了多次调整,最终选择了到陕北落脚。由于张国焘闹分裂,当时坚持北上的中央红军不足8000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因此,俄界会议决定到中苏边境去占一块地盘。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休整,并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正当党中央、毛泽东四处寻找出路时,红军在哈达铺的一个邮局找到了一些旧报纸,上面登有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至此,中央红军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一支红军队伍,顿时欣喜若狂。在随后召开的团级干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9月28日,红军到了通渭县榜罗镇,又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落脚。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进入根据地,宣告了长征的胜利。

“这一激动人心的远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长征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它却与我们越走越近,因为长征精神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心里,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一直在激励我们一路前行,奋力追逐“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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