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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政协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台前幕后

郑林华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军乐高奏,礼炮轰鸣。全体代表起立,为这一伟大庄严的历史性时刻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宣言如同久经寒冬的一股暖流通过大家的身体,很多代表禁不住热泪盈眶。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五一号召——新政协的提出与响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前身之所以被简称为新政协,是为了区别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为“旧政协”)。旧政协签订的5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发动内战,暗杀民主人士,强迫解散民盟。众多民主人士被迫出走香港。

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这些民主人士。1948年4月30日,三大战役尚未打响,中共中央就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号召,提出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共吹响了多党合作的号角。5月1日,毛泽东又就政协问题亲自给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代主席沈钧儒写信:“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各位知名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民进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盛赞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又联名发表声明:“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新的政协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获悉民主人士的态度后,毛泽东给李济深等复电表示:关于召集新的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事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各民主党派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同时,为了表示协商建国的诚意和决心,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北上赴解放区具体协商。虽然中央城市工作部在1948年10月方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加强统战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但周恩来未雨绸缪,早已着手将在港民主人士先期接送到解放区。

万水朝东——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要通过海路护送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到解放区,殊为不易,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做到了。这主要归功于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周密安排,钱之光、刘昂夫妇和中共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等人的高效执行。

钱之光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擅长经济贸易与地下工作。早在1947年,钱之光就奉周恩来之命打通了解放区到香港的航路。1948年8月,他又奉周恩来之命南下香港,着手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事。他租用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从朝鲜罗津港出发,到港后以华润公司为掩护,与中共香港分局商议如何妥善秘密地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他的夫人刘昂在大连租船迎接民主人士。

不巧,当时冯玉祥坐船返国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难,因此不少民主人士对坐船远航到解放区心存疑虑。同时,波尔塔瓦号虽是苏联货轮,国民党不敢擅动,但在南下时已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为了安全起见,钱之光等决定分批护送民主人士。沈鈞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作为第一批探路者于9月12日勇敢地登上了波尔塔瓦号。由于该船吨位小,在航行中遇到强台风,被冲到澎湖列岛附近。蔡廷锴冲到甲板上跟全体船员一起奋力支撑,使该船脱离了触礁的危险。当他带着一身海水走到船舱时,发现沈钧儒、谭平山等老先生镇定自若,还像平时一样做着健身体操。该船20日安全到达罗津港,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亲往迎接。

10月底,钱之光、潘汉年等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往解放区。这一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人,连贯陪同,胡绳随行北上。该船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郭沫若等改乘小船上岸。中共东北局派负责同志前去迎接。与第一批民主人士相比,这一趟航程似乎顺畅很多。据说周海婴爱好无线电,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在船上收听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李济深等人是第三批坐船北上的。这一次最能显示中共高超的地下工作能力。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内资历深,威望高,又多年反蒋,对蒋介石威胁很大,因此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都对他盯得很紧,没有巧妙手段是很难摆脱他们盯梢的。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选择在圣诞节第二天即12月26日晚上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为了安全和避人耳目,他们事前都不知道与谁同船,都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再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行李,因此看不出一点出门远行的迹象。李济深动身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特地参加了宴会,同时赴宴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李民欣等人,何香凝也到场作陪。酒宴之后他们便乘中共香港分局事先准备好的小艇上船,因为当时要是直接上阿尔丹号容易惹人注意。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作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艇在水面上游弋于外轮之间,1个多小时后才靠拢阿尔丹号。上船后,李济深看到船上的熟人很多,有点惊异,钱之光、潘汉年等特地把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这一批民主人士中,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要到东北做生意的商人,所以口袋里还装着一套货单。大家事先都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当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发现李济深离港时,已追之不及。1949年1月7日,李济深一行安抵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和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

当时去解放区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路线是从香港坐船去东北,另一条路线是经天津过封锁线去华北解放区。著名学者楚图南便是从香港到上海经第二条路线到的解放区。那时要去天津也不容易,第一道难关是买船票,因为国民党特务对去北方的人盘查甚严,买船票前名义上说要卫生检疫,要打防疫针,实际上是观察旅客中有无形迹可疑者。一名进步学生主动替楚图南接受“检疫”打防疫针,取得证件并买到船票,楚图南得以乘船北上。船到天津时,适逢夜晚,港口码头上探照灯照得雪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宪兵林立,如临大敌,对下船乘客及携带物品逐一搜身检查。楚图南正考虑要设法混进接旅客的人群溜出去时,已在码头上等候他多时的他的学生辛毓庄一眼就看见了楚图南,上前一把抓住楚图南的手,将楚图南推进停在附近的一辆小汽车。国民党检查人员往车里望了一眼,没有检查就放行了。原来,司机是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由中共中央城工部派到傅作义部队做地下工作的周匡。辛毓庄把楚图南藏在周匡家中,数日后为楚图南安排好去解放区的路线,同时派人扮成楚的侄子,沿途护送。楚图南的南方口音很重,辛毓庄交代他一路上少说话,一切由“侄子”代答,并告诉他们沿途需要回答的口令和万一出现意外的应急措施。在辛毓庄的安排下,楚图南顺利通过军事封锁线到达解放区。

李济深、楚图南等人的经历就是中共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缩影。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中共有计划地将各民主党派主要成员分6批次从香港送往哈尔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李家庄,因此这段时期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工作主要在香港、哈尔滨、李家庄3个地方同时进行。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政治协商工作的地点随之转移到北平。

互相磨合——中共如何与民主党派达成共识

1949年2月25日,在东北的37位民主人士由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陪同,自哈尔滨抵达北平。同日,在天津的民主人士14人也抵达北平。他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此前已随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转到北平。

此时三大战役基本尘埃落定,解放战争大局已定。1月21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党派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发挥自身力量,促使人民民主革命尽快取得成功,支持新政协的召开。

但不同的政治力量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诉求,在政治见解和主张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广大民主人士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共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难免存有疑虑……因此,中共与民主人士还需要相互磨合。当时一部分民主人士在思想认识上主要存在3个问题:一、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走中间路线?二、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

中共中央非常注意与民主人士充分交换意见,沟通政策思想,以期解疑释惑,达成一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亲自做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周恩来是负责政协筹备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当时最忙碌的人,但他经常挤出时间跟民主人士见面交谈,讲形势、讲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既以诚待人,又以理服人,与他交谈,如沐春风,给广大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在开会时听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都感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根据民主人士的提议,中共中央还安排许多负责同志给他们作报告: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胡乔木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情况,戎子和报告物资接管问题,邓小平报告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上海接管问题,钱正英报告黄河治理问题,廖鲁言报告解放区土改工作,钱俊瑞报告解放区教育工作,等等。這些专题报告都给了民主人士深刻的印象和教育。此外,中共中央还就当时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与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比如关于反对大西洋公约的声明,关于同南京政府代表团和谈问题,关于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闻出版工作等。座谈时中共都有负责同志参加,与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这样既增进了共识,沟通了思想,又听取了他们许多好的意见,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协助民主人士进行自愿的政治学习,同时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调查,鼓励他们同工农群众接触。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4月组织的赴东北参观团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民主人士参观团,59名成员由担任团长的民族工商业家吴羹梅带领,47天中参观了东北10个大城市的工业、农业、卫生、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事业。这让他们对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具体政策有了更多更直观更深切的了解。参观团回到北平后联名致函毛泽东,陈述观感:“由于种种重大的设施与改革,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中共方面,则是教育党员和干部防止左倾关门主义。当时民主人士被安排住在北平最好的两座高级宾馆: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而中共革命队伍内部实行的是从普通战士到总司令都一个标准的供给制:每人每月猪肉1斤、肥皂三分之二块、牙刷六分之一把、牙粉三分之二包。干部每月零用钱才5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新币5元)。对比之下,党内一些人不免要发牢骚:“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中共中央对这一倾向十分重视,进一步加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统战政策教育,使全党明白这样一个根本道理:共产党员在全体人民中始终只是少数,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经过相互磨合,中共与民主人士达成了最大限度的契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了信任,对重大政治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平和”就好——团结第四方面力量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主要存在3股政治力量: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但到了1949年,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人士以及在国共战场上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越来越多,这些人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要减少流血并及早解放全中国,争取这股力量的配合无疑具有特殊作用。中共中央很重视争取和分化瓦解国民党,当时甚至连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都在中共的争取之列,至于邀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和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就更不在话下了。

1949年4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等到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他们长谈。毛泽东曾经请黄绍竑、刘斐吃饭,刘斐试探性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刘斐也会心一笑。毛泽东在与李蒸和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长谈时还说,和平实现后,国共双方的军队都要改编,所有国民党军队原来的官兵、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都给予适当安排,使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毛泽东还一再问他们国民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哪些人才。卢郁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说的‘各得其所,各尽其用这8个字,给我印象甚深!毛主席这种为国求才,求才若渴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张治中等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中共干部的优良传统,深受感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争取,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团决定留在北平。张治中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

对傅作义的安排也是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原国民党将领。毛泽东与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的特殊贡献,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和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的刘瑶章。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此外,毛泽东还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程潜,这一举动对原国民党将领影响很大。陈明仁原是国民党军骁将,曾在四平与解放军血战。1949年8月,他在湖南担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时,协助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新政协,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是说话算话,毛主席了不起!我过去给蒋介石那么卖命,最末说我不是老头子一派的,不要我了。蒋介石不讲道理,只讲个人恩怨。共产党才是以团结为怀,对人真心诚意。我过去同解放军打得那么凶,起义了,共产党不记前仇,这么优待我,信任我。不光是对我呀,那些被捉住的,也是很优待。”

当然,天下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昨天还在战场厮杀的敌人,今天不但成为座上宾,还要请他们参加国家事务的领导,对此有人思想转不过弯来,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存在抵触情绪。当时流行一句话: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亲自在党内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并向党外人士解释。

周恩来十分注意新政协代表们的思想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起初,一些党员代表不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吃饭时也不和他们同坐一桌。周恩来得知后,反复告诫大家:“要广交朋友,要和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开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大家明白道理后,很快转变了态度。比如藏族代表天宝就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了解到不少以前他从不知晓的国统区情况,对他日后南下开展工作帮助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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