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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

齐彪++董莹

来龙去脉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来看,“党内政治生活”的提法,最早见诸列宁19l5年5月发表的《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一文。当时,介于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以托洛茨基等为代表的俄国中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仅政治上不鲜明反对第二国际及各社会党支持本国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列宁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称中派是“最危险的人物”。这里提到的“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实际是指列宁提出并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与中派等争论中,列宁在《论统一》《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等文章中,多次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们党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是蔡和森。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详见《蔡和森文集》),针对在莫斯科的同志们“对于党的生活及其争斗的经验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情况,系统回顾了我们党从产生到1926年党的历史及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成立时,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同志们容易发生误会”,“思想趋向是不会一致的”;党的二大后,在讨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意见分赞成与反对两派”,“党的内部生活”也出现小资产阶级理论与态度以及小组织等问题;党的三大时党内争论的还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党的四大以后,“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由宣传工作而转到组织工作,甚至于武装工农,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可以看出,这个报告除了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外,还使用了“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党内的生活”等相近概念,这些概念大致都可以归纳在后来使用的“党的建设”的范畴内。

正式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党的建设的是毛泽东。他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内当时存在着包括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在内的多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主张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教育的方式来克服,提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为此,他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方法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防止主观主义;要使党员注意通过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防止空想和盲动;要防止在党内批评中出现主观武断和庸俗化现象,做到说话有证据、批评注意政治,等等。古田会议成为我们党开展严格认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源头。

首次在党内法规文件中使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科学概念,是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到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制定十二大新党章作了重要准备。据当时参加《准则》起草工作的郭仪回忆:“三中全会后修改党章来不及了,所以中央提出来先搞一个政治生活的准则,指导当时的工作”,黄黎在《党章的历程》中认为“12条准则当时实际上代替了党纲的作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把自身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的建设寓于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相继开展了多次集中教育活动,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党内政治生活”前加上“严格”“严肃”等强调词语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第二天署名发表的《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中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2013年6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2014年1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了“考虑是否适当时机由中央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一个决定”的建议。2014年10月,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初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题进行了第33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体规定。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党内政治生活”从提出开始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建党后不久就使用了这一概念。从党内生活政治化到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形成,从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到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课题,“党内政治生活”被使用的频次越来越高,成为党的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概念。

基本含义

“党内政治生活”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理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论述,为正确把握这一问题提供了遵循。大致可以从3个层面来界定“党内政治生活”。

一是从政党一般性来看,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政党党内全部政治活动的总和,是其调节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途径。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政治生活是政党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和严格,是作为一个政党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政党自身生活的政治要求时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嘛!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由此可见,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自身建设共同规律的要求:自身没有政治生活的集团,不能称其为政党。

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最具有鉴戒意义的,是与我们党同生在一块土地上的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丢掉政权,从根本上说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看,其失败也是必然的:蒋介石在大陆时重军轻党,过分迷恋军权和军治,对党务和党内政治生活很少关注和考虑;其组织体系松散,正如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所说:“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党部在地方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在军队只设到团一级,党成了泥足巨人;对党员管理十分混乱,党员入党脱党都十分随意;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造成严重内耗。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结了13条教训,认为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是失败的“总因”。这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再次一败涂地,党内四分五裂、没有凝聚力,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当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名为《柱柱姐,请让你那个党入土为安》的帖子,谈到国民党没有担当、没有奋斗气质、没有神魂凝聚等问题时尖刻地说:“像你党这样的组织,在大陆时期搞得一团糟,龟缩一岛之后还是一团糟。所以柱柱姐啊,如果你真的热爱你那个党的话,我想你现在真的应该要好好想想如何给国民党留一点颜面了。”有学者提出:“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这值得我们深思。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性来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不在于有没有政治生活,而在于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原则所决定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已经证明,在政治生活中放弃民主集中制,党就要变质,甚至亡党亡国。

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方面典型的负面参照是苏联共产党。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一度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学习的榜样,却在建党93年、执政74年时轰然垮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极度恶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所谓的“新思维”,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使党内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苏共执政后期完全放弃了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党内派系丛生、山头林立。苏共二十八大把下级服从上级原则修改为“自治原则”“允许党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不同意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党内可以成立诸如俱乐部等形式的“党员联合组织”,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苏共执政后期政治生活松垮的状况时指出:“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他还特别强调了苏共政治纪律松弛的严重后果,说:“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三是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具体性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政治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政风的“净化器”。这些重要论述,既指出了对于政党而言党内政治生活的一般功能作用,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的特殊要求,还反映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经验,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党内政治生活”最权威、最全面的界定,意义非常重大。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都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就总体来说,大致经历了“三起两落”历程:“三起”的第一个“起”出现在1921年至1926年,就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的“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第二个“起”出现在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前,特别是延安整风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创了历史上极为鲜见的新风正气局面,至今仍被一些同志津津乐道;第三个“起”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日益活跃,党的生机活力和团结统一不断加强。“两落”的第一个“落”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期间,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过“家长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问题;第二个“落”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生活逐步走向不正常,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从“三起”与“两落”时间比例来看,“三起”远远大于“两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始终是党95年来自身建设历史的主流主线。“三起两落”的曲折进程充分证明: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的状况,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与党的生命息息相关。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活泼、正常健康,党就风清气正、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向上。反之,党内矛盾和问题就会滋生蔓延,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党内政治生活对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克服党的阴暗面的重大作用。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把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看作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认为其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些论述值得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深入思考。在中国,没有西方政治制度下多党制生存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两党和多党之间的相互攻讦和诋毁的现象;党在组织和领导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允许党内派别存在,也就不可能出现党内派别之间的攻訐和批评。历史已经证明,多党制及党内派别制西方国家可以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更行不通,这已经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所证明。因此,消除党的阴暗面、扫除隐藏在党内的政治灰尘及政治微生物,不能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不能幻想党内出现异己力量,其根本途径就是通过自身严格认真的政治生活,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只有这样,党的性质和宗旨、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得以坚持,才能使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活力和旺盛生命力。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任何政党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党内政治生活,其根本在于摆正党内的各种关系。我们党的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的。这一制度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对违背民主集中制而出现的党内关系缺位错位、本末倒置等矛盾和问题,也必须通过党内政治生活来解决。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对一个政党而言,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成长进步都与党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与其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一个时期以来,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出了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提高党员、干部党性的根本之举。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纯洁党风政风的“净化器”。从一定意义上说,党风政风是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的反映。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反之亦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先后进行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新的时代特点

党内政治生活在不同时期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新的时代条件下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深入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必须着眼于当前,把握其新的时代特点。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条件,与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准则》是在党亟待医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创伤,亟待实现政治、思想、组织、作风上的拨乱反正,亟待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背景下诞生的。30多年来,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启动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党59年执政31年到建党95年执政67年,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执政环境和条件也大不相同。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比过去更为严峻复杂。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在管党治党方面出现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等突出问题,表现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主要有: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必须下大力去除并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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