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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特科:让敌人丧胆的红色组织(中)

李金明

自1927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机关进入上海,隐藏在租界中,面对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租界巡捕、暗探,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效地指挥全国的党组织和红军的战略行动。这与中共中央特科成员舍生忘死战斗在龙潭虎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特科留下了很多传奇。

“打进去”“拿过来”,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陈赓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安全。7月20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向广东进军,在江西会昌附近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3处中弹,他历尽千辛万苦和警卫员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1928年初,在陈赓腿伤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要他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并兼任情报科科长。当时,周恩来给陈赓明确的工作方针是:“打进去”“拿过来”,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1928年初,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但在草创阶段,他们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与助手张道藩煞费苦心。这时,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他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杨登瀛生性豪爽、卓有才干,参加过五卅运动,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过一些事情。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不情愿当反共的特务。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敏感地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派出陈赓做工作,让杨登瀛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10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将其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杨登瀛刚“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不久,张道藩找到杨登瀛,希望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他“黑办”对手,搬掉绊脚石。杨登瀛很快把事情办妥,赢得了张道藩的信任。不久,张道藩接任陈立夫当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国民党特务对杨登瀛的要求是打通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引渡。中共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杨登瀛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中共中央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搜捕行动连连扑空。

1928年8月,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告诉杨登瀛,有一个叫戴冰石的人可以利用,这人会提供重要情报,前几天在平凉路书店抓的几个共党“嫌疑分子”就是他提供的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次日,戴冰石主动找上门来了。他来找杨登瀛求情,要求将其小姨子放掉。这个叛徒愁云满面地对杨登瀛说:“前几天在平凉路书店抓了几个共党,小姨子也被一同抓走了,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共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联络点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几天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不久,杨登瀛被蒋介石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杨登瀛这个驻上海的特派员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由他决定。

一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在旅馆里抓住了一西装革履的人。这人被关押几天后,突然大喊大叫,要自首,要见“大头目”。侦缉队便请来了杨登瀛。见到杨登瀛后,西服革履的人立即招供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并交代了一些情况。当晚,杨登瀛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派出特科成员刘鼎一起参加审问、拍照,最终确定了叛徒身份。杨登瀛对警备司令建议:留着利用价值不大,枪毙算了。几天后,叛徒被枪毙。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安排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3位就是中共情报史上深入龙潭虎穴,后被人们尊称为“龙潭三杰”的情报人员。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还派宋再生和王强打入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王范打进巡捕房充当巡捕,派陈彭年打进巡捕房当包探等。

这些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后,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敌人的信任,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甚至是关乎我党生死存亡的情报,为党和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被捕后,被押解到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得知逮住了一条“大鱼”,大喜过望,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劝降。起初,顾顺章一言不发。蔡孟坚索性单刀直人,点明了他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又对他威胁、劝降。顾顺章接连抽了几支烟,终于又开口了。他盛气凌人地說:“我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一个大计划,可以在3天之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一网打尽。不过,我不能对你说。请你尽快安排我面见蒋总司令本人。”随后,蔡孟坚带顾顺章去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经过讨价还价,何成浚答应尽快用轮船将顾顺章送往南京。就在交易成功,大家站起来准备离开时,顾顺章突然神秘地对何成浚说:“不能拍电报。在我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南京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不能泄露!”

4月25日晚上,一艘专轮从汉口码头启航,开足马力向长江下游驶去。顾顺章大模大样地躺进设备齐全而舒适的舱房里。何成浚和蔡孟坚送走轮船,心里却老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30多个小时后,轮船将抵达南京。随后,中国共产党总部将被一网打尽,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众“匪首”俯首就擒的消息将震惊中外。可是,这件永载党国史册的首功将记在谁的名下呢?现在,只有一个高明的方法——向南京发电报,把顾顺章就擒并已自首的消息报告南京总部,将来青史记功,自有电报作证。于是,4月25日的夜间,何成浚和蔡孟坚不约而同地向南京中统总部拍发标明由局长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争先恐后地请徐恩曾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先后有6封电报从武汉行营飞到南京中央路305号的国民党中统总部。

1931年4月25日是星期六,这天的南京梅雨霏霏。夜幕降临以后,中央路305号的南京国民党中统总部只有一两个窗户亮着灯光。明面身份为徐恩曾秘书的钱壮飞和几个机要人员留在大本营值夜班。徐恩曾平时极少离开总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但是,他每周末都要去花天酒地,就让机要秘书钱壮飞值班,及时处理各地发来的不得延误的公文和情报,并在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时马上通知他。这晚,钱壮飞正在值班处理公务,一个年轻的机要员推开他的房门,轻轻走进来,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桌上,又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钱壮飞搁下手中的工作,翻开卷宗瞟了一眼,看到是上面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处写着“武汉绥靖公署”的字样。少顷,钱壮飞站起身来,打算走出办公室看看外面的动静。这时,门外又一次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那个机要员再次送来一份卷宗。待机要员关上房门,他又翻开卷宗,里面又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绥靖公署。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竟在半个小时内接连发来两封密电?钱壮飞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机要员又推门进来了。这次送来的卷宗里竟然放着两封电报,信封上的字样和前两封一模一样。在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机要员又一次送来卷宗,仍然是从武汉发来的标着“徐恩曾亲译”字样的绝密电报。武汉方面一定发生了十万火急的大事!钱壮飞又等了半个小时,机要员不再来了。钱壮飞静静地坐在办公桌旁,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手上搞到的密码本,细心地翻译起密电来。第一封电报刚刚翻完,钱壮飞白净的面孔陡然变得煞白。出现在他眼帘中的是这样一行字: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

“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钱壮飞是知道的。顾顺章出事的严重性,他更清楚。如果顾顺章仅仅是被捕,后面还用得着接连发来5封电报吗?钱壮飞开始加快译电的速度。译着译着,他的脸上、背上和手心都被冷汗打湿了。后面5封电文的大意是这样的:“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钱壮飞渐渐冷静下来,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查找南京到上海的列车。正好,今晚还有一班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11点开,明晨6点25分到。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刚到10点,离宁沪特快发车只有1个小时了。他小心翼翼地将6封电报按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密码底本藏到贴身的口袋里,轻轻拉开房门,走出办公室。他急步走回隔壁自己的家。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把刘杞夫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焦急地对他说:“你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坐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事关重大,这信只能记在心里。你听好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又亲自赶往上海。

由于钱壮飞的机智果断,及时送出情报,党中央顺利转移。

严防死守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会议

《周恩来年谱》记载,1927年5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成立了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即由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这30人完成护送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后来,他们成为中共中央特科一科的骨干。一科也称“总务科”,其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担负中央重要会议的保卫工作;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包揽了。有些重要的党中央的会议,不但一科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都一起上。

中共中央特科参加保卫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有:

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會议,另有6人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会议检查总结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和会务准备,在长达6天的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29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和会务准备,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此次会议规模大、涉及单位多,各个根据地有近50人参加。会前的筹备,紧张而细致。中共中央特科为会议租用了一座楼房。由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保卫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还组织了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除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组织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6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为会议担当生活保障和掩护。那个临时“妹妹”四川姑娘李一超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踪了,解放后很久才查清了她的身份,她就是东北抗联英雄赵一曼。会议从1930年5月5日开至20日,加上报到和返回时间,持续了近20天。中共中央特科担任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不但在车站、码头负责接送代表,还在楼房内外布置了两层警卫。大会结束时,他们将49名代表全部安然无恙护送出上海。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31年7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共37人出席了会议。会上,王明(陈绍禹)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组成。这次会议,是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期间,有些没有通知参会的中央委员,气愤地跑来参会,并在会议室吵架。此种情况发生时,中共中央特科并没有加以阻挠和制止。此后,不参加党内斗争,不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武力,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条纪律。

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多次开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5个文件,即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和会务准备,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31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中共中央特科各科大部分人员参加了保卫工作和会务准备,会议当中没有发生安全问题。

1931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特科派人将其安全送达苏联。

……

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他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而每次去办出国护照,每次成行,都是由中共中央特科精心安排。

“红队”威震上海滩

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三科(行动科)后,大家按照过去的习惯仍称呼其为“红队”。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40多名行动队员,几乎人人是神枪手、快枪手,大部分人会伪装、会驾驶汽车。他们除了装备各种型号的手枪,还装备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即可阻滞敌人。遇有大型行动,“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枪。不久,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等5人在新闸路中央军委开会时被捕。杨登瀛在澎湃等被捕前2个小时才得到消息,已经来不及通知陈赓了。但他很快查明:出卖澎湃等的是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中共中央特科收到情报后,立即着手组织劫囚车和惩处白鑫。

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枫林桥,“红队”装扮成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开着几辆卡车到达路口。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囚车来到。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車却始终没有出现。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红队”失望撤退。后经情报证实: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4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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