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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长征:跨越八十年的“初心”叩问

王松华++彭利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什么是“初心”?80年前的偉大长征,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最质朴、最纯粹、最具革命豪情的“初心”。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其实就是“初心”的宣言,“初心”的宣传,“初心”的播种。

历史,是最光亮的镜子。80年来,长征作为一部举世瞩目的光辉史诗,焕发着永恒的精神光芒,同时又像一位饱经苦难辉煌的历史巨人,时刻向全党发出跨越时空的“初心”叩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正是对“初心”叩问的有力回应,并由此获取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和使命。实现中国梦,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比80年前少,更需要每个共产党人从长征历史中叩问“初心”,重拾“初心”,坚定前行,为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汇聚起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力量。

一问:8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信仰高地是否依然如故

在湘江战役纪念馆,有一张特殊的表格。其中标注的地点有3个:全州县、兴安县、资源县,对应的数字则分别是:77、1、2。

这张表格记录的是1934年桂北青年参加红军的人数。3个县都是湘江战役的发生地,8万多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地方,追随者才区区80人,这在党史军史上绝无仅有。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红军,为什么在此举步维艰?这在同是湘江战役发生地的灌阳县新圩镇可以找到答案。

新圩镇上有口深不见底的井,叫酒海井。井里既没酒也没海,却有红军战士不屈的冤魂。1934年11月,红五师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伤员,被国民党地主武装当众一一剥去衣服,用麻绳捆着,挨个丢进水井后,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免。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群众口口相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万年不喝酒海泉。”并非百姓不拥护红军,而是敌人实在太凶残。

红军将士承受的牺牲又何止这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国民党“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疯狂叫嚣下,苏区人口剧减60多万人。后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家被国民党杀了66人,其中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女老少,连婴孩都没放过。长征将士中,许多人正是背负着家被尽毁、亲人悉数被残害的血海深仇踏上长征路的,而前方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牺牲。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究竟有多少红军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达1.2038万人,平均每公里1人。

是什么力量支撑红军将士能承受这种举世罕见的牺牲,并于绝境险境中取得最后胜利?唯有信仰二字。

连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也不得不叹服:“共匪西窜,为中华有史以来未见如此破天荒之流寇,即民国南北战争,亦无此绵延不断万里之穷兵,盖共匪有主义,有背景,有组织……”

这其中的“主义”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信仰之本。自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后,共产主义犹如疾雷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重重乌云,共产党横空出世,高擎共产主义大旗投入救国救民大业,使中国革命犹如“立于高山之颠远看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尽管遭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挫折,也曾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俄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偏差,但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是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压倒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党是工农穷人的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打土豪,分田地,工农翻身得解放!”

……

长征中,无论战斗多么频繁,所处环境如何艰苦,红军走到哪里就把标语写到哪里,用群众语言传播革命真理,处处燃起信仰的火炬。遵义地区群众描述红军张贴标语等宣传品的情况时说:“红军一到,满街热闹,墙上鲜红,好似过年。”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一群红军小战士为什么参加红军时,最多的回答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曾“被迫”跟随红六军团长征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中文名薄复礼),回到英国后,人们邀请他去演讲,原本是想听听传说中“共匪”的“狰狞面目”,结果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

在这些“局外人”的客观描述下,红军战士的坚定信仰跃然而出,让世界感受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之东方魅力。

贵州石阡县有座困牛山,三面临河,两面悬崖峭壁。1934年10月,红六军团遭到湘桂黔三省敌军重兵包围,十八师五十二团400多名战士担负掩护军团主力突围任务。经过三昼夜的殊死战斗,仅剩的百余名战士弹尽粮绝,宁死不作俘虏,砸坏枪支,高呼口号,集体跳崖,壮烈牺牲。

像这样为信仰而战、不惧任何牺牲的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比比皆是。因为信仰,长征成为“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彰显出不可阻挡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用一个又一个奇迹,印证着歌德那句名言——“奇迹是信仰最宠爱的孩子”,红军将士由此越战越勇。

坚定的信仰能使对手胆寒。就连围剿红军的始作俑者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军队是“六无”之军,而“六无”之首,就是“无主义”。张学良也道出了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真因:“因为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回望长征,如何像红军将士那样,把共产主义信仰融入血脉,无疑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

基石不牢,地动山摇。共产党人信仰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当今中国,决不能无视于这样一个现实:曾几何时,如果有人讲起共产主义信仰,要么应者寥寥,要么被视为另类、引起争论,甚至有的共产党员讲起来也理不直气不壮,导致信仰大厦被笼上层层迷雾,陷入“嘴上喊重要,心里犯嘀咕,行动难自觉”的怪圈。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是实现中国梦的科学指南。但今天信仰缺失、迷失的现象仍然很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像当年红军将士那样,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用最通俗的语言、最具体的行动,把信仰的旗帜鲜明地树起来,廓清理论上的迷雾,切实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从而使共产主义信仰在每个共产党人心中深深扎根。

二问:80年前在严酷斗争中熠熠生辉的铁血军魂是否依然武装全军

1935年7月至9月间,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以特殊的方式,与处于险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发生着惊心动魄的历史交集。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侦察连收集的《大公报》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大喜过望,当即作出去陕北的战略决策。

这“一报定乾坤”的史实世人熟知。其实,连毛泽东当时都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还发生着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由于没有电台联络,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1935年7月,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军领导在区公所看到了一张《大公报》,报上载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消息传出,指战员们精神为之一振。军领导立即决定西征北上,发出动员令:“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

指战员们抱定“积极前进,迎接中央”的信念,像势不可当的游龙,冲破敌人多路追击堵截,迅速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长征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险境绝境中抱定为党、为中央随时牺牲一切的决心,这就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对“听党指挥”最深刻的阐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表面兵多将广,内部却矛盾重重,尤其是各地军阀与他貌合神离,水火不容。

于是有学者评述,长征是国共两党“主义”的较量,也是“忠诚度”的比拼,孰胜孰败,早有定论。

红军的铁血军魂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团,首创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奠基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在长征的严酷斗争中逐步丰富完善,成为我军最大政治优势和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为掩护党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和10倍于己的敌人奋战四天五夜,全师仅剩下90多人,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等近7000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红军将士的忠诚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还表现在长征沿途敌人的刑场上。在红军主力转移的白色恐怖日子里,流散的红军指战员成为敌人屠杀的首选,敌人除了使用“常规”手段外,还使用火烙、挖眼、拔舌、掏心、抽筋、剥皮、剖腹、分尸、马拖、钉马掌等酷刑,惨绝人寰,世所罕见。

在宝兴县有位掉队的红军战士被捕后,敌人将他右耳割下,问:“你投不投降?”红军战士怒斥,敌人又把他左耳割下,再问:“你还嘴硬不?”红军战士仍响亮回答:“红军个个都是硬汉子,决不投降。”最后英勇就义。

像这样的情景,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至今,长征沿途有许多地名被群众称为“杀人沟”“砍头梁”“吊头树”,还有群众自发修建的红军塔、红军冢等,默默见证着红军战士对党的无限忠诚。

恪守军魂,对于红军将士不仅意味着流血牺牲,还意味着对党的纪律无条件、无差别的坚定执行。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央决定项英、瞿秋白、陈毅、何叔衡、贺昌、陈潭秋、毛泽覃等一批同志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从当时情况看,留下来处境更为险恶,但这些同志毅然服从中央决定,继续在苏区与敌人作顽强斗争。

长征出发时,贺子珍被确定跟随毛泽东进行转移,但他们的小儿子小毛则因太幼小不能一起走。夫妻二人得知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后,强忍痛苦把小孩托付给他人照管。这一别,从此再无音信。

长征中,战士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最怕的是“给组织添麻烦”。有位女红军在噶曲河附近分娩了,大家找来了尿布、粮食与担架,准备抬这位女红军过草地。谁知,这位年轻的母亲怕给已经十分疲惫的部队增添拖累,晚上悄悄把挚爱的孩子扔进了水塘。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廖承志,他一直想为此作幅画,可是画了20多年也没成,每当触到扔孩子的那一幕时,泪水就模糊了他的视线,再也无法下笔。

战士忠诚矢志不渝,党的领导越挫越强。尤其需要铭记的是,遵义会议后,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过渡和移交,中国共产党成立14年后,第一次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坚强领导核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得到有力巩固,内部达到空前团结。

特别是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严肃斗争中,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始终“红心向中央”,以各种方式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展开坚决斗争。

一位外国学者考察长征史后,由衷地赞叹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凝聚力:“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坚强!”

跨越80年时空,红军将士坚如磐石的铁血军魂仍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和警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军经受住了长期和平环境和各种复杂政治环境的考验,铸就了“听党指挥”的不变军魂,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郭伯雄、徐才厚违纪违法的丑恶行径曝光后,广大官兵在“简直毁三观”的极度震惊中缓过神来:两个长期盘踞高位的“伪忠诚”分子、“两面人”,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危害,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当年的大叛徒顾顺章、龚楚等,尽管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损害,但那还是有形的损害,而郭徐直接伤及到了军队的政治根脉,这种无形的伤害才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我军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灾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铲除郭徐败类,是党、国家和军队不幸中之万幸。

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比拿下他们更复杂、更艰巨。面对“适可而止”“法不责众”“被迫入圈上山”“吃点喝点不影响忠诚”等种种谬论,每个革命军人都应当以“唯一的、彻底的、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为准绳,像红军将士那样,站稳立场、疾恶如仇、誓卫忠诚。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领导红军踏上了胜利之路!

80年后的今天,在以“认真”著称于世的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军广大官兵维护核心、重振军威的自觉行动下,一定能打赢这场决不能输、也输不起的特殊“攻坚战”,红军将士传承的铁血军魂必将深扎全军、永驻兵心!

三问:80年前那些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的传人是否依然刚劲如故

“在赤军行军发生困难时,共产分子必让非党分子先吃先宿;作战时共产分子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共产分子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赤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分子的领导。”

这是陈云1935年假托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里的内容,现在读起来,还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血脉贲张的独特魅力。

什么叫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叫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长征中的共产党员作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回答。

——血雨腥风的湘江之畔,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被团丁们用担架抬到县城去邀功请赏的路上,把自己的肠子一节节从被子弹打穿的肚子里拽出来,用牙齿咬断,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战在即的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冒着敌人的枪弹,跳跃前进,迫近城下,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守城部署情况,不幸中弹牺牲。

——酣战不休的包座战斗中,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危急关头端起机枪冲向敌阵猛烈扫射,不幸中弹,长眠在已打开的北进通道上。

——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在战斗中6次负伤,在没有任何止痛药的情况下,被医生用伐木的锯子锯掉,疼得他咬碎了含在嘴中的毛巾。贺龙特意要了两块锯下的碎骨头,用来激励部队:“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军事干部相比,政治干部们的血性豪情不差分毫。

——娄山关战役中,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左腿被打断,没等卫生员包扎好,就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站不起来就趴着指挥。战斗从拂晓打到傍晚,他拖着一条断腿指挥到底,最后昏迷了过去。

——王母宫塬战斗中的紧急关头,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带领军交通队和学兵连100余人,从右翼截击敌人,在战斗即将胜利结束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红一军团第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为不当俘虏,给自己胸口补了一枪。

——红十八团的4任政委,个个都是硬骨头。首任余秋里被打断了左臂,伤口爬满白蛆,仍坚持战斗行军;第二任杨秀山左眼眶中弹,满脸血肉模糊,他抹了一把后,继续指挥战斗,身体里终生留下7块弹片;第三任政委董瑞林、第四任政委周志宏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些壮怀激烈、直击人心的历史画面,生动揭示了红军的又一胜利密码:困难在哪里,共产党员就浴血奋战在哪里,党员、干部的身份只是责任和牺牲的代名词。

据统计,长征中营以上干部牺牲430多人,师以上干部牺牲80多人,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则不计其数。他们中间,大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以生命为笔、热血为墨,把最坚定的信仰、最热切的期盼写在了党旗军旗上。

还有许多共产党员的牺牲悄无声息,却同样撼动人心。

红三军团在翻越大雪山后,出现战士被冻伤的情况。军团长彭德怀火了,他让人把军需处长叫来,要依军法论处,可怎么也找不到人,最后才在一棵光秃秃的树干下,看到身着单衣、已经被冻死的军需处长。目睹这样的情景,铁骨铮铮的彭德怀不禁潸然泪下。

正是无数共产党员以模范行动为无声号令,使每个战士激发出“核裂变”式的战斗潜力,为了胜利无所畏惧、一往无前。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些共产党员扑面而来的精神冲击力,他们是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崛起的“奠基石”,永远名垂史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坐标。我们无法也无须复制长征中共产党员先锋模范的英雄壮举,但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是什么让这些原本普通不过的人,焕发和保持如此钢浇铁铸般的巨大力量?

历史提供了答案:革命的政治工作。

仅从红军长征到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有关指示文告就有42份,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战斗动员、民族政策、群众工作、纪律检查等各个方面,文字简明扼要,规范细之又细。

比如,1935年1月23日颁布的《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明确“谷子一律不作价,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减三分之一算价……”极具操作性。

“赤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党分子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也正因此,所以赤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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