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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特科:让敌人丧胆的红色组织(下)

李金明



(接上期)

中央特科1927年秋天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后,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他们杀叛徒,除内奸,使敌特闻风丧胆。但是,到了1931春,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使得中央特科遭到重创。此后,特科人虽然奋力抗争,但终究在腥风血雨中终结。

顾顺章叛变是重要转折点

1931年3月底,化名“黎明”的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达汉口,将他们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来秘密迎接的人。此后,他没有及时回上海,4月25日下午不巧碰到叛徒王竹樵,顾顺章被捕,在威逼利诱下,他立即叛变,供出了共产党的一些秘密。同时,提出要见蒋介石,当面报告一些更重要的秘密。侥幸的是,在南京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的科长徐恩曾身边潜伏着共产党的谍报小组。这晚,地下党员钱壮飞值班处理公务。他接到机要员几次送来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感觉异常,偷偷地翻译了密电。知道了顾顺章已经叛变。顾顺章是中共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负责人兼行动科科长。他几乎熟悉中共中央全部领导在上海英法租界活动的情况及江苏省委、浦东区委等党组织的驻地、中共中央特科各科的人员情况及隐藏地点。他的叛变,对于上海的党组织,无疑将导致灭项之灾。钱壮飞翻译出密电后,先委派女婿刘杞夫立即乘火车把这个十万火急的口信报告中共中央。随后,因为事关重要,钱壮飞自己也离开南京,直接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立即召集陈云、康生、潘汉年、聂荣臻、李克农、陈赓、李强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4月27日,顾顺章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向蒋介石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中央的全部秘密。南京国民党特务赶到上海,组织起当地特务、军警已是4月28日中午。从这天到30日,接连三天三夜,整个大上海像是一锅粥,马路上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敲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吓得不敢出门,许多店铺也早早就打烊了。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蝉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冲进了中共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然而,每一处都是人去楼空,国民党特务、军警只是破坏了一些联络点、抓到了几百名来不及转移的一般党员和外围群众。他们把这些人抓去后,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企图立即扩大战果,彻底摧毁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

顾顺章叛变后,虽然没有像他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危害极大,因为他知道的党的核心机密太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機密,都对中共中央及驻上海的各个党组织构成重大威胁。

为了防止顾顺章利用在特科工作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对中共造成更大破坏,周恩来决定采取隔离措施。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中共中央特科很快将他们带走隔离。他们也预感到顾顺章出了事情,有些抵触,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那边。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后,隐蔽了两天,再次转移时遂准备将顾顺章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当面与他家人谈话,告诉他们:顾顺章已经叛变,你们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被中共中央特科看守人员抓回。顾顺章的其他几位亲戚,也都见了面,他们以不同形式表现了抵触和对抗。周恩来等人考虑到在上海白色恐怖环境中,地下党确实没有办法囚禁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化装带走,遂与中央其他同志商量,决定将其铲除。

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按周恩来的指示放掉了。于是,女孩顾利群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结果,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12岁的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让他每天在上海地下党可能出现的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共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王世德在酷刑下供出了一些中共中央特科人员的情况,顾顺章立即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抓人。中共中央特科队员们刚刚转移到新地址,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迎来了第一波袭击,先后有几个队员被捕。

由于顾顺章的破坏,中共一批又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那些曾经与顾顺章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来,他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向忠发在侦缉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精神恍惚,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向忠发还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新住处,幸好周恩来、瞿秋白己撤离,敌人扑空。1931年6月,叛变的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鉴于顾顺章的破坏,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决定,不但中共中央各位领导要尽快离开上海,一些顾顺章认识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应该尽快撤离。随之,中共中央特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都先后撤到了中央苏区。他们的离开,无疑在中共中央特科最艰难的时期,削弱了中共中央特科的力量。

陈赓在撤离前,曾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找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特派员、重要的特科情报员杨登瀛,向他通报顾顺章叛变的情况。杨登瀛大惊失色,问道:“顾先生关在什么地方?身份暴露了没有?要不要我想想办法?”

陈赓苦笑一声说:“没有用了,他已经叛变了,开始带着特务抓人了……”

杨登瀛问:“这怎么办?”

陈赓说:“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我也许也要离开上海。你快想办法到外地去躲上一段日子。”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裹着东西的手帕,层层解开,露出里面的几根金条。他说:“这些金子给你拿去应应急……”

杨登瀛接过金条,用手掂了掂,又将它包起来还给了陈赓说:“我也算三生有幸,认识了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我不是共产党员,可在这时候你还想到我,我真不晓得怎么谢谢你才好。现在正是你们需要大笔花钱的时候,这钱我不能要,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最后,杨登瀛镇静地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嘱咐他,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我们是单线联系,他不知道详情。

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头子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登瀛被捕,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暗中活动,将杨登瀛放了出来,以后又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张道藩、徐恩曾曾告诫杨登瀛要“老实做人”。此后,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国民党的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1956年3月,杨登瀛在原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陈赓、陈养山等人关心下,每月从上海市公安局领100元生活补助。

重组后的中共中央特科遭遇强敌

1931年5月,周恩来重组中共中央特科。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等三人被挑选担任了中共中央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通讯科)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各科的人员构成,也进行了大的调整。6月底,周恩来倡议中央改组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赵容、潘汉年、邝惠安等五人组成,陈云具体负总责。按照党史界的通俗说法,他们为特科第二代。第一代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立至1931年4月,是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取得卓越功绩的阶段。第二代1931年5月至1932年底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这是中央特科整顿组织,重建对敌情报关系的阶段。康生(赵容)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科长,不久,他去了苏联。1932年11月,夏采曦任科长。1933年6月,夏采曦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这段时间,特科人员处于不断减少、极端不稳定时期。

在上海与中共中央特科针尖对麦芒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徐恩曾是个狠角色,得到他赏识的钱壮飞、李克农竟然都是共产党员,让他在蒋介石面前颜面全失。徐恩曾发誓要找回面子,打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训练工作,使得徐恩曾的特务力量得到空前加强。顾顺章训练的特务,在一年的时间里,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在租界公开绑架前来治伤的红军师长陈赓,逮捕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人。蒋介石曾亲自题词予以表彰。

顾顺章还想出了几个点子,供陈立夫、徐恩曾参考:(1)以组织对组织。说白了,就是在上海设立强有力的特工机构。(2)两钳法。主张恩威并施、软硬兼用。贯彻“自首政策”,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达到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中共党组织的目的。(3)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即根据共产党人的气节特点,注重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办法,引诱其背叛,然后再将其放回去,求得破坏范围和破坏效果的扩大。

为了削弱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及地下党的意志,国民党特务还在1931年12月,散布刊登“伍豪”(周恩来化名)等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虽然地下党委托法国籍律师巴和出面办理《周少山紧要启事》,在报刊上驳斥敌特的谣言,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依然不能全部挽回影响。此事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引起了思想混乱,中共中央特科的保卫与情报搜集能力明显下降。

徐恩曾出任cc特工总部主任后,在它的下设机构里有一个“训练科”,它有一座图书室,收集了各地的特务们查抄到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用以研究。徐恩曾训示手下道:“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徐恩曾还按照顾顺章的点子大力发展“细胞”,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或者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宣传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共匪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因为“说服对象”多是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第二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cc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徐恩曾还规定,要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当内线“细胞”侦查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在此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中统特务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

中共中央特科的反击

中共中央特科对于特务的破坏、抓捕,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

史济美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接受顾顺章培训3个月,系统地学习了特工课程。1932年6月,他前往上海特工总部上海区工作,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全面主持国民党cc系(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务系统。史济美到任后,充当了铲共急先锋。1932年12月,史济美得到了在中共地下组织内线“细胞”提供的情报,旋即带领大批特务,抓捕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史濟美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安静舒适的东方旅社,进行秘密审讯、劝降。卢福坦遂成为中共历史上少数几个叛变投降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中共江苏省委以及中共临时中央的地址等秘密。史济美立即部署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在他的指挥下,反动当局特务在法租界霞飞路破获共青团中央机关,逮捕重要共产党人王云程、孙际明、陈广、罗登贤、余文化等。

1933年5月14日中午,史济美根据情报,带领特务乘坐4223号汽车直奔昆山花园路7号4楼。一进门,发现房间里除了一位女士,还有一个男人,史济美异常兴奋,认为又抓到“大鱼”了,但他并不认识他们,就厉声喝道:“将他们抓起来。”几名特务立即上前将他们架住。经叛徒指认,一人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另一人是中共上海市文委书记潘梓年。史济美指令立即将他们押走,并留下3个特务留守再捕来客。3个留守的特务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门开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挥拳向其中一个特务打去,非常勇敢地与3个特务搏斗起来,但几个回合后便渐渐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4楼窗口飞身而出,英勇自尽。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应修人。特务觉得虽然没有能活捉这名共党,但既然有第一个,就还应有其他的共产党员摸上门来送到嘴中。他们决定继续张网等候。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3个特务中一个叫李菊村的,在混乱之际突然挥拳击倒另一特务,飞身逃离现场,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李菊村这一突然举动打乱了中统特务的部署,特务们妄图守株待兔钓大鱼的企图成了泡影。

李菊村本是中共中央特科打入中统特务组织的人员。眼看特务们频频得手,无法报警,情急之下,他顾不得暴露自己,打乱了敌人的蹲守计划。逃离后,他立即通过组织,投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在报刊上和盘托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旨在反对国民党迫害,营救和帮助被逮捕的文化名人。丁玲是著名女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行动,联合外国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营救。上海租界当局由此得知国民党特务在租界范围内抓捕丁玲的经过,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抗议国民党破坏“治外法权”。这下事情闹大了,中统特务和国民党当局坚决不承认抓捕过丁玲和潘梓年的事。陈立夫大骂了徐恩曾一顿,徐恩曾回来后又痛骂了史济美一顿。史济美恼羞成怒,更加疯狂。

中共中央特科对史济美疯狂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恨之入骨,决定在短时期内组织一次打狗锄奸行动,镇压这名首恶分子。史济美行踪诡异,中共中央特科全力寻找和掌握他的蛛丝马迹。1933年6月14日晚,上海浙江路的小花园妓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悄悄隐身于附近。晚7时许,牌号4223的汽车停在浙江路22号东方饭店前,下车后的史济美趾高气扬地前行,当走到浙江路小花园妓院入口时,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人闪出,一起开枪,史济美猝不及防,头部和胸部多处中弹,当夜在仁济医院绝命。第二天,史济美被刺的消息便在各大报纸刊出。史济美死去后,国民党党棍陈立夫如丧考妣,极为伤心。徐恩曾逃到台湾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不料回沪当天下午,在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6个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7枪而死。

王勇华是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总督察,也是一个残忍迫害革命志士的反动分子。他心狠手辣,十分凶残,与中统合力大肆抓捕革命人士,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他曾参与逮捕陈独秀、彭述之等重大事件。1933年8月25日夜11点,得到绝密情报的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欧志光、袁友芳、张玉山、董纪全、张德新等人事先潜入南京路上的新新旅社内,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总督察王勇华及保镖秦荣勤当场击毙。

徐恩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过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行动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

中央特科的一系列行动,使上海的特务、叛徒们闻风丧胆,胆战心惊。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敌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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