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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廖汉生的不解之缘

陈立旭




贺龙和廖汉生都是湖南省桑植县人,二人在革命斗争中走到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贺龙的培养下,廖汉生从一个土家族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共和国的将军。而廖汉生则始终敬重贺龙,直到晚年仍然怀念贺龙。

廖汉生第一次见贺龙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贺龙

贺龙的老家在桑植县的洪家关,廖汉生的老家在桑植县的长瑞乡。洪家关离长瑞乡不远。从长瑞乡到桑植县城,要路过洪家关。

1911年11月14日,廖汉生在长瑞乡出生。当他出生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贺龙领导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辛亥革命对桑植城乡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当地人中,许多人拥护共和,反对专制。他们中一部分人投入到贺龙领导的队伍中去,跟着贺龙闹革命。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也投入了贺龙的队伍,做了贺龙的副官,人称“廖师爷”。但他为了避免家人被反动派迫害,并未告诉家人、村里人,也未对队伍上的人说自己住哪个村。廖汉生从小就听说过贺龙的名字,也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他年龄还小,还不能跟随贺龙闹革命。

一天,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住的村子边路过。这支队伍打着旗帜,步伐整齐,又不抢劫老百姓,引得当地农民都跑来观看。廖汉生和村里的一个孩子也跟随大人跑到路边的田埂上看“过兵”。廖汉生所注意看的,是队伍上士兵肩膀上扛的枪。村里的农民和一些小孩子正看得入神,却见一个留着浓密的“一字胡”的军人笑眯眯地向他们走来。村民们见一个当兵的走过来,大多远远地跑开了,而廖汉生却没有跑,仍然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向他走过来的人。这使这个军人对廖汉生十分感兴趣。他走到廖汉生的面前说:“你是谁家的伢子?胆子这么大,也敢看兵哟!”廖汉生很镇定地告诉他说:“我是廖家的。”听廖汉生这样一说,那个军人一愣神,连忙问:“你父亲是哪一个?”廖汉生说:“我父亲叫廖兰湘。”那个军人听后,笑着点点头,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地说:“好!好!……”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追上队伍走了。这时的廖汉生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威震湘西的贺龙。

贺龙回到总部之后,见到廖兰湘就夸奖起廖汉生来,说:“你的儿子是好样的,有胆量,我路过你们村子时见过他。他叫什么名字?”廖兰湘告诉他:“我这个儿子叫廖汉生。”贺龙念了两遍廖汉生的名字,从此就记住了这个有胆量的孩子。

廖汉生成了贺家的女婿

在湘西,人们有从小就给孩子定亲的风俗。这也是老百姓之间建立紧密关系,以求得互相帮助的一种方式。廖兰湘自然也顺从这一风俗,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张罗着给孩子定亲。就在廖汉生见到贺龙后不久的一天,廖兰湘向贺龙提出请假,说要回家给儿子定亲。一听此话,贺龙忙问:“是我见的那个吗?”廖兰湘回答说:“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于是,贺龙顺势说:“我也给汉生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兰湘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连廖兰湘也没有想到,贺龙给廖汉生提的亲,就是贺家的人。在贺龙的几位亲姊妹中,贺民英是大姐,贺戊姐是二姐,贺满姑、贺戎姑为妹妹。贺龙把自己二姐的女儿肖艮艮介绍给了廖汉生。这样,廖汉生就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定了亲。这一年,廖汉生还不到10岁。

贺龙在当地虽然名气很大,但当廖兰湘的儿子和贺家子女定亲时,并不张扬。两家商定,让廖汉生到桑植县城来,由贺家两个长輩见过之后,就算定亲了。这一年过端午节时,廖兰湘派自己的护兵王青到村子里把廖汉生接到桑植县,先安排住下。过了两天后,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在一间屋子里见了廖汉生。贺民英和谷吉庭见廖汉生聪明灵利,见人落落大方,很有胆识,又读过私塾,有一定文化,对他十分喜爱,他们点头之后,贺家和廖家的这门亲事就算正式地定下来了。从这一天起,廖汉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兰湘去世后贺龙送廖汉生去读书

1921年,廖兰湘在贺龙军中病逝。廖兰湘的去世,对廖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因为这一家全靠廖兰湘支撑着,他一去世,留下廖母艰难地拉扯着3个儿女,生活十分困难。这时,贺龙慷慨地伸出援手帮助廖家。就在廖兰湘病逝的第二年,贺龙决定送廖汉生进入县城的县立高级小学读书。

在县立高级小学,廖汉生读书很刻苦。在这里,他也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当时的桑植县在贺龙管辖下,革命气氛很浓厚。在高级小学里从教的教师也大多是进步文化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廖汉生初步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1925年,贺龙出资并亲自安排廖汉生等3个孩子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小插班就读五年级。在这里读书,廖汉生更加用功了,因为他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也知道贺龙培养他们的良苦用心。在常德,廖汉生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但是,贺龙拉起队伍闹革命,也很不容易,队伍时常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在廖汉生进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附小读书一年半后,后续学费交不起了。由于交不起学费,廖汉生不得不回到桑植县。在县立高小继续读了一段时间后,他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

廖汉生在县立高级小学毕业后,回到村子里去。谁知,他这次回村,却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风险。当时正是1927年春季,受北伐战争的影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影响波及到湘西山区,桑植县的农民革命武装也正在筹备成立农民协会。这时,反动势力却开始反扑了。反动乡长在军阀的支持下,搞到几十条枪,筹备起一支反动武装力量,马上就要回乡镇压农民运动,由于廖汉生是在贺龙支持下去读书的,自然也成了反动武装盯着要抓的人。廖汉生回家后一开始不知道反动派要抓自己,不久得到乡亲的报信,赶快离开家乡投奔贺龙领导的队伍。这一年,廖汉生刚刚17岁。

贺龙要廖汉生跟着贺民英经受锻炼

1929年初,贺龙率红四军先后攻下鹤峰、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1930年红军东下洪湖,廖汉生随贺民英游击队留在湘鄂边苏区坚持斗争。

贺龙率主力部队去洪湖后,反动武装趁机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了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的“清剿”开始了。游击队不得不躲进深山。隆冬,大雪封山,队员们生活越来越艰难。

当时的廖汉生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经参加农民协会和苏维埃的工作很长时间了,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机智。在白色恐怖中,他的头脑里从没有产生过放弃革命的念头,相反,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冲在前边。当山上已经没有食物时,贺民英带头下山寻找吃的东西,廖汉生就要求跟着她下山。两个人下山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些食物。在带食物回山的路上,由于害怕留下脚印,他们只能光着脚膛着河水走,加上怀里又抱着东西,走起来很吃力,有的时候还要在冰上爬,脚上被划出很深的血口子,疼得钻心。即便这样,廖汉生也从没有过退缩,他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跟随贺民英坚持革命斗争的。

但是,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廖汉生,当时毕竟没有受到更多的党内教育,加上年轻气盛,也闹过一次情绪。廖汉生随着贺民英和游击队员们一起打出深山,找到贺龙的部队时,意外地发现,过去在游击队里的小伙伴朱胜文,已经是红军中的一位师长了。年轻气盛的廖汉生,当着贺龙、贺民英和贺戊姐的面说:“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了,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当游击队员了,我要当正式的红军。”当时贺民英率领的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地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正是冲着这一点,闹情绪的廖汉生要求参加正式的红军。

但是,贺龙的意见,还是要让廖汉生跟着贺民英,经受游击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贺龙知道自己的姐姐贺民英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信,有组织民众武装,开展游击作战的经验,他是想让廖汉生跟着贺民英学习,其培养廖汉生的用心良苦。廖汉生听说贺龙让他留在游击队,二话不说,表示服从。

廖汉生决心跟随贺龙革命到底

贺民英率领的游击队,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跟着贺民英闹革命,但又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因此他们不能脱离生产。有一年进入农忙季节时,游击队的根据地洞长湾村正是插秧之时,游击队员们白天要回家插秧,晚上为了防止反动军队的袭击,还要集中驻防,守卫村子。这样一连几天,大家都睡不好,人累得不行。贺民英看到这种情况,便与游击队的几个带头人商量后决定,在敌人还离我们很远的时候,大家集中力量插完秧后,可以几天不集中驻防,大家各回各家,好好休息一下。插完秧后,大家就按这个规定陆续回家休息去了,只派一个哨兵站岗。没有想到,游击队的这个决定,被反动派军队事先侦探到了。就在大家回家休息的头一天晚上,反动军队长途奔袭,悄悄地把村子包围了。劳累了一天的游击队员们刚进入梦乡,敌人就开进了村子。敌人的行动被游击队的哨兵发现了。哨兵已经来不及报告,就打了一枪报警。这一枪,把熟睡中的人们惊醒了,大家纷纷拿起抢,奔出家门,向闯进村子的敌人射击。然而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占领了村子里的有利地势。在此危急时刻,贺民英、贺戊姐十分镇定,她们挥动短枪,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指挥游击队员撤退。廖汉生紧紧跟上贺家两姐妹,边后退,边向敌人射击。由于游击队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应战的,敌不过早有准备的敌军。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巨大。廖汉生和一部分游击队员突围出来了,贺民英、贺戊姐主动留在后边掩护大家突围,不幸牺牲。廖汉生的妻子肖艮艮由于怀抱着儿子突围,行动不便,也被敌人抓走了。敌人对这个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很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被敌人杀害。

敵人撤走后,廖汉生和一部分队员回到村子里。廖汉生看到敌人的暴行,心中十分悲愤。他和游击队员们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后,准备去找贺龙的大部队。正好,这时贺龙也派警卫员朱绍田来找他们。朱绍田把廖汉生等剩下的游击队员带到了贺龙率领的主力红军的驻地麻水。廖汉生向贺龙报告了在洞长湾村发生的惨案。贺龙听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问廖汉生:“我大姐她们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廖汉生不假思索地说:“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好!有种。”贺龙说:“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建起来,同那帮坏家伙干到底。”

按照贺龙的命令,廖汉生回到原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着手招人、搞枪,不久就重建了游击队,比原来人数还要多。廖汉生担任这支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和大队长率领这支游击队同地主豪绅武装进行斗争,歼灭了附近不少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有力地策应和支持了贺龙领导的正规红军的作战。为了扩大正规红军力量,贺龙决定把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一些有成熟作战经验的游击队编入红军,廖汉生等人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也在编入红军之列。廖汉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成为一名正式的红军,一直是他的梦想。由于廖汉生在游击队时,就已经是副大队长了,加上他有文化,在他所在的游击队被编入红军后,他本人也被调到了红三军军部工作,先担任书记员,后担任秘书。

贺龙介绍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廖汉生调到军部工作时,正值贺龙领导的红军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敌人开始对红军进行更残酷的“围剿”。红军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同优势敌人作战中,伤亡严重,由于补给线时常被敌人切断,红军的给养也很成问题。这个时候,在红军内部,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执行极“左”路线的一些领导人,把许多红军的好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务、“改组派”,有的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杀害。外部敌军“围剿”和内部极“左”路线的错误,几乎把贺龙领导的红军毁灭。

廖汉生是刚刚从游击队调到红三军军部工作的,他此前没有在正规红军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出身好,作战勇敢,又很年轻,极“左”分子自然没有将他列入打击对象,他也没有受到“肃反”扩大化的牵连。但是,廖汉生对于极“左”那一套是深恶痛绝的,他深深地为一些好同志受到迫害而心疼,也与极“左”分子保持距离。廖汉生经历过这场党内斗争,积累了经验。从那之后,他一直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人和事。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工作后,工作很努力,也很认真,很快就成为军部得力的干部,加上他没有受到“肃反”扩大化的牵连,极“左”分子也说不出他什么“问题”来。贺龙决定介绍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汉生入党后,一直忠实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从那以后,他也在贺龙和关向应身边,向他们学军事指挥经验,学政治工作经验,很快成长起来。

1934年,中央红军从江西长征后,敌人加紧了对贺龙领导的红军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红军伤亡数量继续上升,根据地也日渐缩小。为了和中央红军的长征进行战略配合,也为了在优势敌军进攻下保存红军的实力,1935年11月19日,贺龙领导的红军撤离湘鄂边苏区,开始长征。此时,贺龙领导的红军已经改编为红二、六军团,廖汉生先是在红二军团当组织部长,后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的政委。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他正在红二师政委的任上。此时的廖汉生在贺龙和关向应的言传身教下,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能够顾全大局的红军指挥员了。贺龙率领红军长征时,廖汉生毅然随贺龙走上了长征路。

廖汉生在长征路上历经千辛万苦,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此后不久,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指挥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廖汉生此时仍然在贺龙领导的一二。师。他跟随贺龙驰骋在冀中大地上,同日寇战斗。1938年,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将冀中大地上的抗日武装进行大整编。党中央赋予一二。师的三大任务之一便是帮助冀中部队整顿和提高,使之成为能征善战的队伍,适当时候再编入八路军。第二年,陈庄战斗后,一二。师也进行了整编,廖汉生任七一六团政委。后来,他历任一二。师独立二旅副政委、三五八旅副政委、中共中央党校教育组织科科长、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政委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等职,参加过雁门关伏击战、百团大战和许多次反“扫荡”战役,屡立战功。

在抗日戰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办起了八路军军政学院,目的是对八路军的指挥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1941年,一二。师决定派廖汉生去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此时的廖汉生虽然刚刚30岁,但已经是部队的老干部了。他与团长黄新廷、营长张树芝一同到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

贺龙受迫害,廖汉生受牵连

解放战争中,廖汉生历任汉江军区政委、晋北野战军副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一军政委,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历任第一军政委兼青海省军区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是在这一年,他和一批将军进入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任该院院长。1959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他出任北京军区政委。

廖汉生历任军政要职,同时兼任党委的一些职务,但他总是保持着一个老红军的革命作风。他生活艰苦朴素,工作严肃认真,党性很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廖汉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却因为林彪陷害贺龙,自己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

原来,林彪自从1959年担任国防部长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主管军队工作以来,由于身体不好,长期养病,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但林彪又是个猜疑心很重、野心很大的人,他自己养病,不做具体工作,却一直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存在猜疑、忌妒之心。“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把矛头指向了贺龙。他在排挤、打击贺龙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贺龙的老部下。廖汉生是贺龙的老部下,自然也在林彪的打击范围之内。

1967年1月7日,下基层检查部队情况的廖汉生刚刚回到北京,就被北京军区文工团的一些造反派围住了,这些造反派正在到处找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扬言要揪斗杨勇,要求廖汉生说出杨勇在什么地方。廖汉生不告诉造反派,同时十分硬气地对造反派们说:“你们要揪斗杨勇,我这个政委也陪着去。”他还和文工团的造反派们面对面地辩论。这时的廖汉生,既要做造反派的工作,又要稳定部队。在做造反派工作时,他十分严肃地告诫造反派:“你们不能再找我们。”

但廖汉生想不到,自己很快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并且被他们关押。一天,廖汉生正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开北京军区常委会。正在开会时,有一个打给他的电话说:“军区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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