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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红色“华佗”傅连暲(上)

钟兆云




1975年5月17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在看一封长信。信是原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写来的。林彪叛逃坠机后,“四人帮”照样不给贺诚工作。贺诚怀着苦闷的心情,给毛泽东上书,字字句句,饱含激愤,一言一语,如泣如诉。

毛泽东看后甚为激动,用颤抖的手在信上作了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贺诚的遭遇,毛泽东想到了卫生部另一位副部长傅连暲,他的笔继续走着:“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字里行间浓缩着毛泽东的情感,他实在不能忘记傅连暲这个跟随了他30多年的红色“华佗”!

★长江城见面,福音医院有“福音”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在长汀长岭寨取得首次入闽的重大胜利。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红军把伤病员送到县城福音医院治疗。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虽是基督教徒,但他追求进步,早在1927年就为党工作,在医治南昌起义军南下受伤将士中作出过突出贡献,受到周恩来的赞扬。

3月29日,傅连暲正在巡视病房,毛泽东和朱德到医院看望他来了。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跨前一步,说:“你就是傅医生吧,我听说过你的事。”边说边伸出了他那宽大的手掌,与傅连暲紧紧相握。在一旁的朱德接口说:“前年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这儿,傅医生可帮了大忙。”这是傅连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格外激动。

“这次又要你帮大忙了。”毛泽东打量一番傅连暲后,拍拍他的手背亲切地说。

傅连暲表示:“我作为一个医生,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的。”

毛泽东和朱德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视察了福音医院,看望了住在这里的红军伤病员。鉴于汀州正流行天花,红军又是大部队集体行动,万一感染了不得了,傅连暲建议要尽快采取措施,由福音医院来免费为红军全体将士种一次牛痘。

毛泽东和朱德大为感谢。随后,傅连暲花了半个月时间,为红四军上下种上了牛痘,并为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做了第一次较全面的体检。

傅连暲感受到毛泽东、朱德身上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魅力,这使他非常愿意与他们接近,与他们一起革命。为表诚心,他提出干脆把福音医院的名字改为红军医院,自己也加入到红军行列来。

这可是毛泽东、朱德没有想过的问题。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这次不能在长汀久住,很快就要撤走。这样一个大医院,要搬走谈何容易。我们有了伤员可以送来,医院名字我看暂时不改为好。”

“信仰目前也不一定要改,”朱德带着开玩笑的口气接着说,“由教会出钱、给药,共产党和红军来看病,我看挺好嘛!”

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闽粤赣三省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又离开闽西,转战赣南。红军开拔前,傅连暲赶往送行。他想到自己参加红军的愿望没能实现,而红军中又十分缺少并急需医护卫生人员,于是带着他的两个学生,找到毛泽东,要求让他们参加红军队伍,发挥他们治病救人的作用。毛泽东同意了。

1931年,毛泽东又率红军打回了汀州。傅连暲看到毛泽东因为操劳军政大事而显得面容消瘦,关心地为他检查了身体,叮嘱他要注意劳逸结合。毛泽东也关切地问了他和医院的近况。傅连暲总觉得医院为红军做事情,却一直挂着基督医院的名字,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如今毛泽东问起医院的情况,他趁机又提出改院名的事:“福音医院的名字不好,带有西方帝国主义的色彩,你就批准我们改成红军医院吧!”

毛泽东从沉思中抬起头,笑了笑,说:“你不是说福音医院在上海汇丰银行还有存款吗?你们的药品是靠上海、广州进来,名字一改,人家还会给你吗?真正干革命不在乎名字,而在于实际。用福音的名字,可以从药品上帮助红军,给红军将士带来‘福音,不是挺好吗?”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傅连暲才喜笑颜开,连声道好。

一来二往,毛泽东已把傅连暲当成自己人了。考虑到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红军的药品十分紧缺,他希望能通过福音医院,派人到上海等地买药、医疗器械,同时在上杭、峰市、汕头、上海等地开设药店,收集购买药品、医疗器械,从而建起一条从苏区至上海的秘密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的运输线。傅连暲听了毛泽东的设想后,满口答应。不久,红军拨给傅连暲一批黄金,作为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的资金。在傅连暲和医院的巧妙奔走下,红军得到了急需的药品和手术用具。

不久,毛泽东向傅连暲提议:“傅医生,你不但自己做医生,还要替红军训练些医务人员才好,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红军中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

傅连暲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想自己學了多年才能独立行医,要培养医务人员谈何容易,要花多年的时间。因此听了毛泽东的话后,他欲言又止。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温和地说:“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能力和条件来做就是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马上打消了傅连暲的顾虑。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知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要各县挑选政治上可靠又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员集中到汀州来学医。1931年底,为期6个月的红军护士学校终于开学了,校址定在汀州城内万寿宫,学员一共有60人,男女各半。

这批学员虽是经百里挑一选来的“知识分子”,其实文化水平很低,最多的也只认识几百字。因此,傅连暲不仅教医护的业务知识,还特地请人来教文化。讲课时,他们的接受能力也有限,傅连暲念一句,大家跟一句,念完了等于白念,问题还是不懂。

照这样学下去,6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傅连暲心里直犯嘀咕,不免急躁起来。一天晚上,趁毛泽东来看望学员们时,傅连暲顺便把这些担心向他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耐心地说:“你要改变一下方法,专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用的药来讲,讲了还听不懂,你就做给他们看。你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傅连暲豁然开朗。此后,他重新考虑了教案,确定每天上两次课、临床实习两次。讲课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就通过实际操作来说明。经过半年的学习,学员们克服了困难,取得了好成绩,顺利毕业了。

★毛泽东养病老古井,基督医院变了“颜色”,傅连暲完全“共产”

1932年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征军,远征福建漳州,以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备物资。在汀州,傅连暲的手又一次和毛泽东握在了一起。他见毛泽东由于过度操劳军政大事,脸庞更瘦了,而此行亲率大军千里跃进路途艰险,便提出派长期跟随自己的得意学生陈炳辉给毛泽东做保健医生。毛泽东感谢傅连暲的美意,考虑到部队也很需要医生,也就答应了。

两个月后,毛泽东率胜利之师经闽西回师赣南。不久,毛泽东十月怀胎的夫人贺子珍被送到福音医院,经傅连暲接生,顺利生下一男婴,取名毛岸红(即毛毛)。在傅连暲一家人的照料下,母子均健康平安。10月,由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了军权。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汀州,在老古井旁休养。

老古井距离福音医院有半里多路。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地主的别墅。红军一来,地主逃走了,这里成为红军的休养所。毛泽东就在这里修养。毛泽东名日休养,却如何能静得下心?他为反“围剿”而忧心,为红军的行动而操心,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思索。

傅连暲每次去看他,他不是找人谈话,便是在看书,或者在写东西。这叫什么休养呢?傅连暲想,既然主席自己不能好好休养,那我们就要设法让他多多休息。为此,他每天下午都以一个医生的身份,陪毛泽东聊天、散步。

正因为是为了休息,所以聊天的话题是没有范围的,从革命形势到个人身世,从政治、军事到哲学、文学、医学,无所不谈。就傅连暲来说,毛泽东讲的东西确实非常广博,对于革命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宗教的诠释,等等,加上幽默机敏的谈吐,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随着他的进一步思考,这位爱国基督医生的思想便在这里质变、升华,也因此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傅连暲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最多、最深刻的时期之一。他把自己的每一次思想进步和提高都归功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不是作家的傅连暲怀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居然动笔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毛主席教导下》。书中他深情地写道:“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說傅连暲“迷信”毛泽东也好,崇拜毛泽东也罢,总之,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毛泽东这次休养了4个多月,对傅连暲的了解愈来愈深入。一次,毛泽东主动向傅连暲谈起了给福音医院改名的问题。傅连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看到毛泽东正微笑着朝他点头时,他才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正是自己多次提出来过,而当时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朱德、周恩来都没有答应的问题吗?他感到一时难以理解:“毛主席,你不是说在名义上保留着教会医院的牌子对红军有好处吗?”

“事物都是会起变化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汀州已经是比较巩固的苏区,英国教会也利用不上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医院,不要用福音医院的名字了,把它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看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很久了。

这正是傅连暲求之不得的,他举双手赞成。随后,他拿着毛泽东的条子到瑞金找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正式向组织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在汇报情况后,他还提出,在原来福音医院的基础上,再吸收一些红军部队的医护人员,补充部分即将从医务学校毕业的学生,创建一所全新的红色医院。

设想获同意后,傅连暲赶回汀州,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却不料,情况又有了变化。一天,毛泽东把傅连暲找去,语气不无严峻地说:“蒋介石的军队要打来了,你怎么样?”

“我跟主席走,到瑞金去!”面对严峻的形势,傅连暲毫不犹豫地说。

“那医院怎么办?”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

“把医院也搬到瑞金去。”傅连暲态度坚决。

“好啊!”毛泽东紧锁的愁眉舒展开了,“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送傅连暲出了门,毛泽东忽然又追上一句:“你去了瑞金,家里怎么办?”

“也去暲”傅连暲不假思索地说,他相信老母亲和家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没过几天,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奉毛泽东之命,来汀州与傅连暲商议搬迁医院的具体事宜。傅连暲马上将这个消息转告了全院的医务人员。正如他所料,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全部都愿意到瑞金去。傅连暲领着大家走上革命道路,每人都有股莫名的兴奋。傅连暲把这事与家人一说,更是得到热烈响应。傅连暲最怕老母亲年纪大了,不愿意离开家乡,没想到老人家竟十分乐意。

傅连暲派陈炳辉随傅公侠先到瑞金,为医院搬迁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走的伤员,整理搬去的东西。自己则留在长汀,指挥繁重的搬运工作。又过了几天,傅公侠派来了170多个运输员,开始了搬运。就这样,大家硬是靠着手搬肩扛,整整用了两个星期,把整个医院搬迁到了瑞金。新医院设在瑞金的杨岗。

傅连暲带领全家来瑞金时,考虑到他不会骑马,临时中央政府特许他和老太太坐着轿子前来。毛泽东得知福音医院全部搬到了杨岗,特意从10公里远的叶坪赶来杨岗。他紧握着傅连暲的手,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交给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同志办,你专门办医院。”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创立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原先,很多红军的伤病员放在农村治疗,没有医疗器具,有些地方只备有碘酒没有其他医药,根本没有医生,条件很差,附近老百姓看病就更困难了。中央红色医院一成立,这种局面就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红军和附近的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我们有自己的医院了!”

创办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不仅放弃了原来每月400大洋的优厚薪俸收入,捐出了自己的医院,还拿出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兑换成苏维埃币。这笔为数不小的银元,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的重视。要知道,苏维埃币只能在苏区内使用,而要到白区购买紧俏的东西必须支付银元,他这个行长正为银元短缺而发愁呢!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3年4月26日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文中说:以巨量财产捐助革命,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毛泽东身患疟疾,傅连暲星夜驰救

1934年8月后,由于“左”倾领导者在苏区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愈来愈严峻。为形势所迫,“左”倾领导者又在关键时刻想到了赋闲的毛泽东,派他到于都工作。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势的恶性发展,已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在打破“围剿”的希望破灭后,红军只有实行战略转移一途。毛泽东在于都,肩负着进行调查研究的繁重任务,这使他常常废寝忘食。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毛泽东病倒了,但他不当回事,照样工作,没想到第二天高烧到41摄氏度。跟随毛泽东的医助钟福昌虽然给他吃了奎宁,打了针,但一点也不见效。眼看着毛泽东两眼深陷下去,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钟福昌以及警卫班的人员都急得团团转,可就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警卫员吴洁清急忙跑到粤赣省委驻地,接通了刚搬到瑞金梅坑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的电话,向张闻天等人报告了毛泽东的病情。张闻天等人一听也很着急,答复马上派傅连暲赶去。

傅连暲可以说是当时苏区最好的医生,一有什么疑难问题,总是想到让他出马。他的医术也确实让人信赖。大家一听说派傅连暲来,都非常高兴。但是,于都离瑞金至少有90公里的路程,况且交通又非常不便,万一傅连暲在路途……后果难以预料。想到这里,大家又坐立不安起来,一些人寸步不离地轮流守护在毛泽东的床前,一些人望眼欲穿地等着傅连暲。

傅连暲听说毛泽东得了重病,心急如焚。从张闻天那里领受任务后,把医院的事情匆忙给陈炳辉交代了一下,将各种急救药品、听诊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必备东西放进药箱,就要出发。他忘了自己根本不会骑马。

由于一时叫不到轿子,警卫员只好给他牵来一匹骡子。傅连暲分不清是骡是马,在他看来都差不多,还是不会骑。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得把傅连暲勉强扶上骡背,叫傅连暲抓紧点,自己骑马在旁边照料着。

傅连暲这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骑在骡背上。他紧张到了极点,生怕掉下来,搞得全身大汗淋漓。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紧赶慢赶。就这样骑了两三个钟头,才渐渐习惯了。

他一边赶路,一边想,就在十几天前,主席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病得这么厉害了呢?想起十几天前,他懊悔得要命。那时,组织上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和工作需要,已决定派陈炳辉医生去专门护理。傅连暲和中央总务处处长袁福清到毛泽东处,报告了这个决定,但毛泽东不同意,说:“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们的医生又很少,我一个人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傅连暲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只好退一步说:“那就给你派一个医助吧,有事情也好紧急处理一下。”毛泽东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于是,傅连暲从医助中选定了钟福昌。傅连暲懊悔的不是挑选了钟福昌,而是懊悔自己当初怎么没有坚持派医生的意见。要是有个医生及时诊断治疗,说不定毛泽东的病就不会拖这么多天,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但现在事己至此,懊悔也来不及了。

傅连暲星夜赶路,到第二天傍晚才赶到于都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躺在屋里的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铺上,额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傅连暲看在眼里,心里一阵难受。

毛泽东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傅连暲赶忙走到床前:“主席,我来了。”看到毛泽东很疲惫的样子,他不敢多问,利索地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给毛泽东量体温。

傅连暲焦急地等了数分鐘,拿出体温表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水银柱己蹿到41摄氏度。他虽有点心慌,但仍极力保持镇静,接着检查了胸部、腹部和背部,幸好都还正常。要治病首先要确诊。毛泽东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呢?傅连暲根据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从其征象断定有3种可能:一是肺炎;二是肠伤寒;三是恶性疟疾。然后,他又一项项排除,毛主席的胸部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是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见斑点,也不像伤寒。

很可能是恶性疟疾。傅连暲了解到,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老百姓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再说初秋时节,正是南方疟疾流行的季节,毛泽东的床上又没有蚊帐,极有可能是传染上了这种病。他把自己的分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他患的是恶性疟疾,请他安心休息,病一定会尽快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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