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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干一稀”“白天出气”看七千人大会召开的两大原因

王兵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关于这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留下了一句名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句看似俏皮的话,道破了大会召开的两大原因:一是国家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特别是粮食极为短缺;二是干部群众心气不顺,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如1961年11月16日的会议通知所说:“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两干一稀”的背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粮食困难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发动起的初衷,是要推动中国各项事业能够发展得快点、再快点,短时间内改善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面貌,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

1957年冬季,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简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当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各地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比如甘肃省,自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

“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首要表现,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并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6月21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钢产量的指标一提再提,最终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期末指标提高了一倍。

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1958年夏收时节,各地掀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接连升空: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达2150斤,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达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达10000多斤,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达13万多斤。与此同时,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已是人均粮食千斤省。

在“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席卷全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房子、铁锅等生活用品也归了公。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使全国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等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状况。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从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8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到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再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1959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主题由纠“左”逆转为“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

庐山会议后,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只好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粮食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据统计,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己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的存量也只够销八九天。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过去存粮较多的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也无力再往其他省市调运粮食。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各地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办法,来渡过难关。而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尽管1961年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粮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保障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又专门就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尽管处于两难境地,但还是接受了中央150亿斤的粮食上调任务。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了一个建议,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以讲透形势,打通思想,明确方针。刘少奇、邓小平表示赞成,随即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毛泽东认为,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也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

显然,解决粮食困难,推动粮食征购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在普遍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两干一稀”也成為一种特殊的优待。

★“白天出气”的背后:干部群众心中的困惑和怨气

七千人大会除了提供“两干一稀”的物质待遇,还给与会者提供了“白天出气”的精神享受。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10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几件事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己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但是,3年来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各地干部群众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不少人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问题需要由中央作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责任需要中央作出解释,以消除人们心中的怨气。可以说,这直接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毛泽东对干部群众的心情,有着清醒的认识。1961年11月12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说:“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12月14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讲到1962年的工作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的事情,说:“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这些话,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的思想状况。

为了开好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此,196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国内外形势、1962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问题。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开头就说:“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接着,又主动说起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說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而是直接发下去请到会者讨论。当时,分组讨论十分热烈,对刘少奇报告中关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等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此,杨尚昆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提出应该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并决定成立一个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讨论修改,起草委员会集中各方面意见,24日拿出了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报告修改稿。1月2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修改稿,同意正式提交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了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意义:“现在有一个七千人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各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样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

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作一个口头报告,说明和解释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向全党尖锐地提出了“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以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问题。加上小组讨论中仍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毛泽东在29日的全体会议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在讲话中,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讲话和延长会期的决定,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并做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接下来的几天,各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真正发挥了“出气大会”的作用。如果地方干部不把“气”都留在北京,难免会像周恩来说的那样:“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怀着期待而来,带着失望而归,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2月7日,在与会人员心情舒畅的氛围中,七千人大会胜利闭幕。总的说来,大会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斗争中去。这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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