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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何以成为国家战略

姜鲁鸣



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3月12日,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持。”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杰出贡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

★探索之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物质基础薄弱的东方大国,处理“军”与“民”的关系,形成“军”与“民”的强大合力。为此,从毛泽东起,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进行了不懈探索,先后探索实践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有力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今天,我们党为什么提出要实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为什么要把作为统筹两大建设基本原则或指导方针的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根本上说,任何富有生命力的发展战略都是国家战略需求与历史规律相结合的产物。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国安全和发展相统一的战略需求,是与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化的时代条件紧密结合的产物。

深入一步看,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有更為迫切的特殊需求。现阶段我国军民融合的微观主体、技术起点、经济体制、法治环境以及国际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差距。

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总体上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法治环境为平台的,因而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不存在较大矛盾,而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尽管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总体上却是在社会经济体制仍在转轨的环境中进行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还不够完善,现行体制中仍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倾向。

一是军地之间缺乏有效的体制连接整合,总体上仍处于军民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二是军地两大系统内部各自为政,“多张皮”“多龙治水”的现象十分突出;三是各融合领域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各说各话,各干各事,各类融合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整合;四是融合体制缺乏有效的纵向贯通,不少融合领域在体制上仍存在纵向贯通不顺不畅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军民融合过程中职能“缺位”“越位”“失位”的现象,造成“多头提需求、分散搞对接、各自抓建设”等对接障碍,也加剧了军民融合底数不清、渠道不畅、技术标准不协调、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特殊路径及其所产生的特殊制度性问题,对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格外严格的要求:总体上我们应当实施“强力推进型”军民融合模式,即制定和实施比发达国家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规划,建立更为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政策推动力。

在上述战略需求牵引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已经形成了主要由五大要素构成的国家战略框架。

其一,战略方位。我们党作出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阶段的判断,确立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方位。

其二,战略目标。明确提出了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由此确立了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就是要建立含义极为深刻丰富的战略目标群。

其三,战略重点。明确提出了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8个重点领域,重点构建六大融合体系,即建立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

其四,战略原则。明确提出了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必须坚持的5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国家主导、注重融合共享、发挥市场作用、深化改革创新”,由此构建了一个中国特色鲜明、充分体现军民融合规律的战略原则体系,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五,战略举措。明确提出要实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必须强化“四个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强化法治保障,由此构建了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四大战略引擎。

这五大要素互为关联、相互支撑,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体系。

★兴国之举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国家需求,是充分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对强国、富国战略形成强力支撑。

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二战之后,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以后,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与军事活动的方式开始深度融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早已跨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路子,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世界发展大势、富国强军基本规律和中国国情提出的重大战略。军民融合战略连接军地、辐射面广、产业带动性强、市场内需潜力大,既可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又可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能,具有多重经济效应。

一是需求创造效应。通过军民融合,许多原本由军队或军工系统自我经营、自我保障、自我配套的领域逐步交由市场和社会去做,这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内需潜力,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特别是未来军队大力推进机械化信息化的复合发展和有机融合,将会为利用经济社会资源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旺盛的需求条件。

二是技术创新效应。历史表明,许多革命性的科技创新都缘于军事需求的强制拉动。军队和军工系统长期积淀形成的优质创新资源和技术,一旦加速向民用领域开放共享,并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就会激发无尽的创新活力,催生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三是创造就业效应。军民融合产业往往都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创造的就业岗位一般都是较高规格的,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

四是资源节约效应。军民之间体系壁垒的打破、利益高墙的拆除、市场力量的引入,必将带来更加显著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效率,根治军地重复建设、效益低下、共享不够、浪费严重的顽疾,确保把有限的国家资源用在安全和发展的刀刃上。

所有这些都将更加深刻地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我们就能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用一个经济技术基础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能极大地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

★强军之策

当最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硝烟随着人们记忆的淡化渐渐飘逝而去,人们开始冷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强化的究竟是“国防”还是“军防”?实际上,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是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现代战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战争潜力、国防经济布局和战时防护的意义大幅度下降,人民战争己成为历史。还有人据此断言:国防意义已经明显下降,而军事体系直接对抗的意义显著上升。实际上,信息化战争本质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对抗,这种新的体系对抗,主要表现为国家综合国力、国防发展理念、军民融合程度、国防体制机制整体合力之间的较量和对抗。

据统计:一战时期,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只不过数十种;二战时期,扩展到数百种;海湾战争时期,已达到了上千种。今天,构成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军事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信息化支撑环境,其生成所涉及的资源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使创造财富的方式与军事活动的方式深度融合,信息化條件下的战争也因此而具有更加鲜明的高消耗性、高技术性、高依赖性特征,是典型的小打大备、小攻大防、小行动大保障。

可以说,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其根基已经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沃土之中。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直接对抗和较量,而是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

从国家安全构成上看,现代国家安全是多种安全的统一,使国防更加具有国家体系对抗的属性。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态势极为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现实安全威胁与潜在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军事安全威胁与其他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战略利益拓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互交织。

这种复合型国家安全,本质上是由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引发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矛盾因子在相对加速的发展进程中,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国际交流中,被充分诱发和释放出来,与各国特殊国情融为一体,形成各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情形。

这种复合型安全结构,将国家安全与发展压合成为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一块整钢”,国家对外防御功能与对内应对危机管理功能趋向融合,国防亦愈加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战略特征。应对这种安全态势,我们须以军民融合之力,打造国家安全之盾。

从国防技术基础上看,当代军事革命与商务革命的紧密结合,使国防更加具有国家体系对抗的属性。在历史上,军用技术一直领先于民用技术,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经历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次革命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战争形态下的武器装备,无论在种类、性能还是在高技术含量上,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军工部门的研究和生产能力,迫切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优化资源。美国国防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2002年就提出:美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已高于军队信息化程度,商业革命的发生先于军事革命,军民两用技术成为军事技术的主体,要充分利用商业革命促进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 G.Kaminski曾说过:“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商业技术,将其融合到武器系统之中,并装备这些武器系统,谁就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美国国防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市场,将使总成本降低30%~50%。在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同时列出的关键技术中,有80%以上是相通的,俄罗斯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0%以上。据国外专家估计,美、英、法、德、日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高新技术80%~90%来自地方企业。因此,通用技术时代到来的本质意义,就是军与民两大领域真正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对“命运共同体”。

从国防和军队建设所依托的经济形式看,市场经济愈加成熟和发达,就使军队保障愈加依靠民用力量实现和完成。在国防预算日趋紧张的条件下,市场经济要求融合的“天性”即会更加发力,内在要求打破各部门各领域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发展格局,通过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军地资源配置,以实现生产力发展和战斗力提升两大效益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驱动下,配置资源最优化、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能融则融,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同步提升和发展。

发达国家在军队保障方面做足了文章,军事外包普遍成为军队保障的主要方式,凡是可以由民营企业承担的后勤保障和装备维修业务,都通过市场招标由民营企业承担,军方角色是“最挑剔的买主”。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承包商人员只有作战人员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承包商人员比重迅速增长,其总人数已远远超过作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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