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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迟浩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钱江

1976年10月7日晚上,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3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从鲁瑛手中接管编辑事务,使“文革”中长期受控于张春桥、姚文元的《人民日报》完全转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为迅速消除“四人帮”在各地“造反势力”,消除这种势力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威胁,《人民日报》发挥了积极作用,及时而稳妥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了党中央的声音。

编辑记者议论新来的领导

迟浩田等3人在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后,立即召开由9人参加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宣布由迟浩田代表党中央新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对人民日报社进行领导,切断人民日报社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工作关系,切断原人民日报社领导人鲁瑛办公室的“红机子”(即可以直接接通中央领导人的红色电话机),亦控制鲁瑛的对外联系,特别是控制他与上海市领导人徐景贤、王秀珍的联系,要求他不向上海方面透露北京发生的一切变化。

会议结束后,迟浩田等人审阅了第二天《人民日报》的主要版面,因为差不多已到截稿时间,不可能做大的调整了。实际上,为了稳定局面,不走漏消息,也不需要对版面做大调整,因此也就基本未动。

10月8日早晨的人民日报社机关食堂里,前来用早餐的编辑记者们没有议论当天版面,而是交头接耳,交流传闻:“报社昨天晚上又来了新的军代表!”

有的听者司空见惯:“嗨,这有什么稀奇!‘文革以来,军代表来过几拨了。”

确实如此,“文革”以来,陈伯达首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随即跟来一个“记者团”。不到两个月,“记者团”撤走,前番随同陈伯达前来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被任命为代总编辑。“文革”进入高潮时,报社又先后进驻了中学“红卫兵”和来自大学的“红卫兵小组”,此后又有“工宣队”“军宣队”轮番来到。其中,“军宣队”在人民日报社的时间最长,直到迟浩田工作组进驻,以某军一个师政委崔金耀为首的“军宣队”仍在人民日报社。但崔金耀与迟浩田没有工作关系,对迟浩田的到来一无所知。

敏感者却认为,这一回不同寻常。来到报社的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按此职务对照军衔,许多人议论,大军区副政委最少应该是中将,比师政委大多啦!知名记者缪俊杰回忆,当时有些人在私下里议论:“此公非等闲之辈,今后有好戏看!”

事实上,迟浩田来后,崔金耀带领的“军宣队”很快就撤走了。

向中央报送工作组简报

1976年10月8日,迟浩田向华国锋、叶剑英、耿飚等报送他的工作组的“第2号简报”:

“今天(10月8日)上午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们那一帮子人两次给鲁瑛来电话,打探消息,进行串联。上午9时40分,文化部于会泳给鲁瑛来电话,说他原来准备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突然又不叫去了,问鲁瑛有什么情况?10时30分,上海徐景贤给鲁瑛来电话说,昨天凌晨,马天水、周纯麟以及邻近省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他们走后,联系不上。徐与春桥、文元的秘书也联系不上。他们心里很纳闷,向鲁打听有什么情况没有?”

鲁瑛听从迟浩田工作组的指令,没有向上海的徐景贤等人透露消息。后来,在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王洪文、张春桥的时候,徐景贤出庭作证说,他在1976年10月8日上午“给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讲了两三句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迟浩田工作组在监控鲁瑛的同时,采取了多种严密措施,做到“不动声色”。例如报社大门口橱窗里,对有“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形象的照片保持原状未作变动。

10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刚满一个月的日子。这天的《人民日报》头版给读者强烈印象。1版上只有两条新闻,字号极大,一条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文只有100多字,为: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条消息的下方也是通栏标题,是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正文690余字,主要内容为:

(一)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积极地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二)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三)毛主席著作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集,保存。

这两条消息中,后一條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明确指出,编辑事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点明华国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二是点明,毛泽东著作原件均由中央办公厅收集保存,而不是由个人保存,实际上排除了江青在这项事务中的位冒。

起草《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

看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重要决定,对办报很有经验的迟浩田即产生强烈的意识,要采用《人民日报》社论这样庄重的方式,在阐述中央重要决定意义的同时,以暗喻方式传递出中央领导层完成转变的信息,即粉碎“四人帮”。

迟浩田找来《人民日报》评论组编辑一起商量,将社论的题目确定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阐述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新的《毛泽东选集》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篇社论稿起草得很快,迟浩田和几位编辑边议边写。写出一段即送印刷厂“密件室”排印,然后在清样上修改。傍晚时分,这篇字斟句酌的社论初稿就完成了。历史总有相似之处,10年前“文革”爆发之际,陈伯达前来《人民日报》夺权,当夜起草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宣告“文革”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10年后“十月惊雷”,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社,也是迅速组织撰写社论,却是向世人宣告,“文革”终于结束了!

这篇社论的送审稿由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联签,送往中南海。

华国锋非常重视这篇《人民日报》社论稿,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审议。会议讨论后决定,以最高规格的“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这篇《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政治局会议还在社论稿子增加了一段毛泽东关于“三要三不要”的语录:“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此处分明是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10月10日凌晨4时,社论清样送回到迟浩田手里。

这天早晨,《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篇社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社论中察觉,中共中央高层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中国发生大变化了。中国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

《人民日报》,自然也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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