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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英魂:追忆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宋乔生

吴志平+胡厚春+宋光辉


1891年农历二月初三,宋乔生出生在株洲县淦田镇山峡村一个贫苦农家。

1908年,17岁的宋乔生来到水口山铅锌矿后,在机械科当了名吊车工。在长期的矿工生涯中,宋乔生不断同铅锌矿反动当局作斗争,逐渐成长为水口山铅锌矿早期工人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并和中共党组织有了联系,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在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中与反动矿局斗智斗勇

在水口山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的领导组织下,1922年12月5日,震惊中外的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整个矿山机器全停、窿口静寂。一份《罢工宣言》发出了工人的心声:“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资,还是照从前一样,我们要活命,不得不罢工!”

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待遇和争取工人的权利,工人俱乐部还向矿局提出了“需承认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的全权;增加工资,每年加薪一次,并发红利;每逢星期日休假一天不扣薪,因工丧命者给抚恤金,受伤者给养老金;婚姻、丧葬,病假照常给薪;采用8小时工作制;矿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200元及俱乐部建筑部址津贴费1000元……如部址建筑未竣,矿局必须给公屋一座”等18项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北京总部及时发出了通告,要求全国各工团声援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罢工活动。毛泽东直接出面与赵恒惕本人对话,为这一行动争取了法律上的承认。矿局局长赵铭鼎被迫辞职。新任局长刘世涛按照赵恒惕的旨意,采用缓兵之计。

当这一切都遭失败之后,反动派终于孤注一掷。赵铭鼎重新粉墨登场。12月18日,一个炮兵连唱着反动派军歌开进水口山铅锌矿。

“粮子又来啦!”当时老百姓都叫在反动军队中当兵的为“粮子”。

一时间,妻子找丈夫,家长寻童工,家家都关上了门。“兵匪一家。”这是旧社会老百姓的切身体验。矿局办公楼的窗口里,又露出了那些官老爷们摸着八字胡悠然品茶的影子。

水口山地下党组织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冷静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对这个炮兵连采取争取教育、分化的办法。

宋乔生首先向党组织请战,提出由他主动去找炮兵连的士兵们交流交流。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宋乔生以找亲戚为名,进入了炮兵连的驻地。连长板着脸朝他吼道:“你小子胆敢进入老子的营地,是当探子吧?怕是想吃花生米(当地方言,意为子弹)了?”宋乔生说:“长官放宽心。我一矿工,手无寸铁,哪敢当么炭子煤块的。我是有一亲戚在你们部队多年,想找长官打听一下他还活没活着。”连长斜瞟一眼衣衫褴褛的宋乔生,说:“那你赶快打听一下就走。”宋乔生连声道谢。他立即进入了一间士兵们住的大房间,他说是连长要他来找人的。士兵们也就没有了过多的戒备之心。

接着,宋乔生向士兵们说起了作田和当矿工的种种苦处,尤其是下窿眼,吃阳世间的饭,挣阴间的钱,没办法呵!不是走投无路,谁会走这条路呢?这些士兵大都是农民和下层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壯丁抓来的,或是被稀里糊涂骗来当兵的。宋乔生的话,拉近了他们相互间的距离。继而,宋乔生又倾诉起矿山工人们的斑斑血泪史,说得士兵们抹起了眼泪。有个年长的士兵盯着宋乔生大声说:“你小子是来当说客的吧?”宋乔生说:“我哪敢干这种事。我是来找人的,你们连长是知道的。再说,用得着我当说客吗?几千个工人早已是梭标、大刀齐武装,听说他们准备以命相拼,人要活命是什么事都敢干的。不然的话,还罢、罢什么工?”“哎呀,他们几千人都武装了!”一个年轻士兵说。“好像是吧!”宋乔生搔着头皮说。“得幸你说得早,不然我们还真不晓得!”一个士兵“嚯”地从床位上站起来:“说什么要来剿匪,原来是打老百姓。这仗老子不打了,命是自己的,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来当炮灰。”……宋乔生的一番诉说、做工作,让士兵们对水口山矿工的境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们不愿当这替死鬼,死在矿工兄弟的刀下。排长客客气气地送走了宋乔生,然后去找他的拜把子兄弟连长。连长也听到了士兵们的私下议论,于是决定按兵不动,到时可以以情况不明,保存实力为由搪塞上司。

水口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蒋先云、谢怀德听了宋乔生绘声绘色地汇报后,一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好,乔生同志为这次罢工立了首功。分化瓦解工作做得蛮精彩。”罢工的势头已是很强劲了。现在,赵铭鼎、刘世涛他们也感到这次罢工是难以用武力来制服了,于是不得不掏出他们那“图穷”之后的“匕首”了。一张“请柬”送到了俱乐部,指名要蒋先云主任作为总代表前往矿局“磋商”。消息立刻传遍了矿山。

宋乔生与同为矿工的外甥耿飚一道,带领纠察队员们,到各处通知十代表、百代表以及部分童工、家属。耿飚望着忙得奔走不停的舅舅,心里已有着充分准备,在焦急地等待,倾心聆听那一声汽笛响。这声汽笛将号召全矿工人都到矿局去,做蒋先云的后盾。宋乔生忙着通知矿工们:“我们准备好,拉响汽笛为号,直扑矿局。”“总代表说带些柴火、煤油去,让他们看看矿工的厉害!”谢猛子(工人们这样称呼谢怀德)在锅炉房迎上了宋乔生说,“老宋,汽笛已经派人把守好了。”宋乔生朗声答道:“好!我们的人一定按时到矿局!”

这时,矿警队已经把老鸦巢、火车坪、枫树塘、五子皂的4座木栅门紧紧守住。矿局本部前后4座大门,各配双枪、马刀、军棍。树丛里的打手,探头探脑,一派杀气腾腾。

不少工人已随宋乔生赶到总代表蒋先云的住处了。宋乔生迎上蒋先云问:“总代表,你真的就去会他们?”

蒋先云坚定地点点头。他特意穿了一件长衫,胸前飘着总代表的红绸标志。他看了看大家,分别用左右手拉着宋乔生和谢怀德,大步向矿局本部走去。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刘东轩一路紧跟着,他对宋乔生和谢怀德说:“总代表知道是他们的诡计,但必须走一趟,这样才能壮壮我们的威风。为了防备万一,我陪蒋先生去!你俩留在外指挥工人队伍。”蒋先云点点头说:“有道理,就这么定。”

蒋先云和刘东轩走进矿局招待室不久,突然一声哨子响,十几名矿警从房后冲出来,一齐涌进招待室。看到样子不对,围在外面的工人立即大声呼喊起来:“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十几名矿警赶紧关上第二道门,集中守在那里。一声汽笛响,宋乔生与谢怀德等按照党组织会议的部署,率领工人纠察队及组织的3000多人将矿局团团围住,齐声高呼:“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代表!”“不放出我们的代表就焚烧矿局!”“不答应罢工条件,誓不复工!”这时,一大队矿警,约有100多名,奉命赶来镇压。谢怀德从怀里“刷”地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大声怒吼:“你们来干什么?快回去,否则,我们工人不讲客气!”矿警们吓傻了眼,有一个连声音都发颤了:“兄、兄弟不过是执行公务,这就回,就回。”在工人们震天撼地的凛然正气之下,赵铭鼎之流吓得乱了阵脚,立即乖乖地放出了蒋先云和刘东轩。第二天,水口山3000多工人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激起了全国各工团、法团和新闻界的声讨巨浪。

1923年5月,为了加强水口山的党组织建设,毛泽覃、唐际盛等决定,在原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蒋先云任书记,在工人夜校中举办特别学习班,吸收宋乔生等20多名经过罢工斗争考验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知识教育。学习班结束后,党组织发展宋乔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乔生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此后,宋乔生历经革命锤炼不断成长。1926年夏北伐軍进抵湖南时,他积极参与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组建工人义勇队,发展工人运动。8月,他被选为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委员。随后,他一面参与组建水口山矿工会,领导矿工向矿局开展斗争,一面到矿区附近农村,协助组建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带领矿工人纠察队配合各地农军参加攻打衡阳和长沙的战斗。

1927年8月,宋乔生被任命为中共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并在水口山火车坪开设一家“合记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先后组织部分工人武装奔赴衡阳与耒阳交界的桐梓山坚持游击斗争,并指派一些工人纠察队员,打入矿警队从事地下工作。

坚持桐梓山武装斗争,策应湘南暴动

就在宜章暴动后不久,朱德和湘南特委决定,联系并指示水口山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配合整个湘南暴动。为此,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派谢汉文、邓牧良及时赶赴水口山。谢汉文、邓牧良带着陈佑魁的亲笔信来到“合记酒店”,将信当面转交给了宋乔生。信中提到了朱德和湘南特委的指示:为配合湘南暴动,由宋乔生担任总指挥,领导水口山工人适时武装起义。

宋乔生看完信后非常兴奋。随即,他向谢汉文、邓牧良详细地介绍了水口山党组织所掌握的工农武装力量的情况,决定:这次工人武装起义就从夺取矿警队枪支开始;起义后,再与桐梓山农民游击武装合兵一处,建立起一支上千人的工农武装。平时就隐蔽在水口山矿区、松柏街以及桐梓山上,策应湘南暴动。

1928年春节前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晚上,在水口山火车坪木厂,宋乔生主持秘密召开了特别支部会议,决定趁敌人过年戒备松懈时发动武装起义。具体步骤是:首先利用打入矿警队的地下党员谢文斌、文叔琪作好内应,突袭矿警队,夺取枪支弹药;再打开米仓库和矿局大楼,夺取一些钱粮;战斗结束后,队伍转移到桐梓山。会上,宋乔生还与大家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就进攻的路线、具体时间、行动信号及人员队伍配备等一一作了安排和部署。

正月初五晚饭后,矿警队队长李长子带领两班矿警在矿区大摇大摆巡视后,自觉平安无事,同往常一样,命令两排矿警关起门来睡大觉,只留两个队员分别在米仓库和总局门口守卫。地下党员谢文斌、文叔琪主动要求担任矿警队和枪械库的警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矿警们渐渐进入梦乡。矿警队长李长子做梦也没想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半边街上,半夜间沉重的梆子声刚敲过。宋乔生指挥着队伍,兵分4路,向矿局进发。一路由他亲自带领40余人,直扑矿警队和其相邻的米仓库;一路由李玉荣带领40余人直扑矿局大楼;一路由谢汉文、杨发秀等带领400余人,待命于米仓库附近;一路由雷发徕带领桐梓山游击队的40多人,担任打援任务,警戒常宁方面挨户团肖宜春的队伍。

宋乔生心中有底,沉着指挥。各支队伍迅速行动,在黑夜中摸索前行。很快,宋乔生带领队伍靠近了矿警队的驻地。他命令两名强悍的矿工从后包抄,摸近总局门口的岗哨,轻易地活捉了正在打盹的哨兵,又将他的手脚捆绑住。接着,宋乔生举起红布包着的矿灯连按了3下。在矿警队营房担任警戒的谢文斌、文叔琪看见信号,知道是自己人来了,马上按亮手电筒回应,表示安全。宋乔生见状,立即命令道:“快!”队伍飞快地冲进了矿警队的营房。谢文斌和文叔琪看见队伍已快步过来,马上冲进营房内连通的一间队长室,用枪指着床上已惊醒的李长子说:“躺着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李长子在睡意朦胧中抱着头,浑身颤抖。他万万想不到自己身边竟埋有“卧底”。宋乔生率40名战士冲进营房,手中都举起了枪。在宋乔生的指挥下,水口山工人暴动取得胜利。后清点战斗成果:一共缴获枪支50支,子弹千余发,银元700多块,粮食300余担。为防止敌人反扑,起义武装浩浩荡荡向桐梓山进发,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三团。

1928年3月16日,宋乔生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三团团长和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宋乔生和一起参加会议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军长朱德初次相见,朱德的宽厚朴实和果敢刚毅把宋乔生折服了。他们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当前的革命形势,他们进行了深入地讨论。通过分析,朱德认为桐梓山活动区域太小,不宜长期坚持下去,指示要尽快转移。于是两人商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三团即日撤离桐梓山赴耒阳,与朱德的队伍会合。

井冈风云屡建奇功,英年早逝魂归罗霄

1928年3月20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结束,宋乔生当即回桐梓山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三团奔赴耒阳县城,参加了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4月底,部队上了井冈山,选编部分人员成立了军部特务营,宋乔生兼任特务营营长。这支来自于矿工的武装力量,成为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从此,宋乔生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率领的特务营、军械处,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月底,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意见,井冈山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军委会,宋乔生当选为军委委员。

5月20日,毛泽东在茅坪谢氏镇公祠即八角楼,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宋乔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与其他代表一起,认真讨论了在边界开展土地革命,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等问题。5月22日,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基边村宣告成立,宋乔生与毛科文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他不仅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而且率领特务营担负了警卫军部、侦察敌情、通讯联络、接送人员等众多特殊任务。

5月下旬,宋乔生与胡海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奔赴到酃县的十都地区。他们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发动群众的工作已顺利完成,十都的苏维埃政府亦相继成立,赤卫队编成了一个中队。在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下,打土豪分田地如火如荼,农民们都已挺直了腰杆,喜洋洋地当家做主人了。部队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准备返回井冈山了。

就在這时,部队突然接到军部十万火急的命令:因敌情紧迫,立即全部开往宁冈县城集中。宋乔生等立即奉命行动,率领部队星夜行军,于次日中午到达宁冈县城,来到军部请示任务。面对多处敌情,红四军军部正在运筹帷幄之中。军长朱德介绍军情说:“湖南安仁有敌军的一个师,正在向酃县推进中。永新方面,江西敌军金汉鼎部两个师已集结于永新,还正在拉佚,准备进攻井冈山。根据这两方面的情报判断,湘赣两省敌军有会攻井冈山的企图。昨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湖南安仁方面之敌采取守势,对江西永新方面之敌采取攻势。所以调集你们过来,时刻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宋乔生向朱德行了个军礼,说:“我部已准备好,时刻听军部调遣,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6月20日,江西金汉鼎辖属的杨池生、杨如轩的3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气焰十分嚣张。朱德、毛泽东获悉情报,马上部署战斗:红四军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的两个团;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及军部特务营据守新七溪岭。今天黄昏前就出发,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占领新、老七溪岭的主要阵地,若万一作战不利时,可向黄均方面撤退。命令下达后,宋乔生率特务营于下午6时从宁冈出发,次日早上7时,特务营到达了新七溪岭的阵地。这一战,二十九团、三十一团、特务营共计阵亡官兵20余人,负伤官兵70余人。敌军伤亡无数,新七溪岭那条狭隘的山路中满是敌军尸体。我军缴获敌军步枪400余支,俘敌500余人。这是红军第一次在井冈山反“会剿”中取得胜利。红军经过这一次胜利,枪弹得到大量补充,军中以俚语促成一联:“红军不费三分力,吃掉江西两只羊。”

1928年7月12日,宋乔生率特务营随红四军主力攻克酃县县城。酃县攻克以后,二十九团有部分官兵强烈要求回湘南。因二十九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二十九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先是把部队从县城拉到沔渡,然后又从沔渡折向水口,在水口等了两天,最后去了湘南。7月24日,红四军攻占郴州,宋乔生根据朱德指示,指挥特务营在各要地站岗,维护治安,检查军纪执行情况。当晚,敌军两个师反扑,红军仓促应战,损失严重,第二十九团被打散。朱德率部退出郴州到达资兴布田墟,对部队进行整顿,将第二十九团所剩100多人和军部特务营全部编入第二十八团,宋乔生调到军委工作。在“八月兵败”前,宋乔生作为前委委员,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敢于直言。攻打湘南失利后,他在沙田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冒进的错误。8月22日,宋乔生随朱德、陈毅主力遭遇湘南兵败后与率部接应他们的毛泽东在桂东会师。

1928年11月,宋乔生当选为湘赣边区前敌委员会委员,为五前委之一,并任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8年12月,红五军和红四军的胜利会师,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立即调集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此次围剿井冈山的兵力是过去的好几倍,且四面包围逐渐推进,企图围困朱毛红军于井冈山上,彻底歼灭。1929年1月初,敌军已从东西两面开始向永新和酃县进攻,情势危急。1月4日至6日,红军前委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召集边区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各与会人员充分发言,作为前委的宋乔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井冈山凭险可守,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但是,如今井冈山本身就粮食紧张,很困难,每人一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敌人又围困甚紧。所以,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守山部队不宜过多,尽量坚守时间久一点,待外围作战目的达到,方可解井冈山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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