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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中革军委如何坚持军委主席负责制

李戈瑞



中革军委设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属于苏维埃政权机构,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征时期,中革军委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部,在外部环境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条件下,其地位与职能几经调整,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化到不断加强的过程。但无论中革军委的地位、职能如何变化,其始终坚持并强化了党指挥枪的核心原则,在坚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探索、发展军委主席负责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坚强保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消除“三人团”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的不利影响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进逼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同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长征开始后,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民主集中制一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空间,“三人团”完全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中革军委甚至连向中央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都完全被关闭。

长征初期,虽有多人向“三人团”提出建议,但均未被采纳。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前,毛泽东在会昌提议,部队应进入湘南,跨过粤汉路到水口山地区休整待机,被“三人团”拒绝。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毛泽东又提出应转到蓝田、宝庆寻求战机,再次被“三人团”拒绝。进入广西边境时,毛泽东建议由文市北上,而“三人团”却坚持要从南面强渡湘江,最终导致数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面对如此情况,中革军委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三人团”的独断指挥。虽然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坚持错误,继续命令部队西行,但中革军委内部的集体领导开始逐渐发挥作用。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临时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极力说服博古、李德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中,中革军委与“三人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由于中革軍委坚持不懈地要求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使中革军委在军事上的一些正确意见能部分地形成决议。1934年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为贯彻民主集中制,通电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随着军委民主集中制的实行,12月底,中央红军进占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人仍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尔后乘胜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中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三人团”处理一切的局面,将军事领导和指挥大权,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进行了回收,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明确了中革军委在职能和地位上的关系。

正是由于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上中革军委敢于坚持民主集中制,才从根本上为遵义会议中恢复军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正是通过发挥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解决了“三人团”独断专行的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领导方式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xx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xx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随后,遵义会议明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时也恢复了中革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将红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在长征中,中革军委敢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断与宗派主义和军事专权做斗争,最终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也在事实上结束了第三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民主集中制的确立和正确行使,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党在长征中正确决策的制定,为最终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挫败以军队威逼中央、谋求党权军权的阴谋,确保党中央在军事上的领导权和最终决策指挥权

中革军委经过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工农红军的战略决策有了明显的调整变化。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胜利。但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张国焘妄图利用手中的军权向党谋求更大的权力。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在两河口、芦花、沙窝和俄界等地召开会议,通过民主集体会议决议的形式,不断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革军委再次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粉碎了张国焘以军权胁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企图,最终确保了党在军事上的决策指挥权。

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苏区的战略方针。电文开头是“张、徐、陈各同志:迭电悉”,落款一改遵义会议后的常态,既没有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写“中革军委”,而是署名“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这表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放低了姿态,以避免给红四方面军留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对其发号施令的误会。电文中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字放在落款时的第一位,则意味深长。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等。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并强调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统一在中革军委指挥下,对实现战略方针是极端重要的,同时制订《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随后,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即以“军委”的名义于28日致电各红军将领。

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为加强中革军委的领导,为解决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实现中共北上战略方针,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当日,进行人员调整后中革军委就按照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但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而实际却打算向川康边退却。虽然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他仍不满足,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行动。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经看出张国焘想凭借手中的军权来挟持党务和政治,谋求更大权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四方面军有8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就是路线正确不正确。”

1935年7月6日,中革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发难的情况:“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此外,在张国焘影响下,中共川陕省委出面致电中共中央,对中革军委的组织和人事提出调整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1935年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为实现个人野心,拥兵自重,企图通过对中革军委职能的重新定位和人事调整安排等手段,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行角力。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虽然已识破张国焘的意图,但从大局出发,为维护团结、避免分裂,于7月10日再次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张国焘:“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当天,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社论,强调指出:“全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应在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实行打大胜仗的比赛,不顾一切地去消灭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体红色战士,像一个人一样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为着我们赤化川陕甘的事业奋斗到底!”

据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经商议后,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仍任总司令,陈昌浩任中革军委常务委员,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决定虽然指明张国焘负责中革军委,但又通过“恩来暂时帮助之”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张国焘在军权方面进行了限制。

党中央为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限制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于1935年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特别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点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运动。”“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8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即由毛泽东主持全党军事工作,由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这是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企图攫取最高军事指挥权所采取的必要组织措施,以加强中共中央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形成共识——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指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坚决地与张国焘的错误行径作斗争。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中革军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体共产党员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坚持巩固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此后,毛泽东在总结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們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

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张国焘的斗争不断升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开始达成共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中革军委对长征行动中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进行调整的过程。

探索和发展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政略与战略的统一,为长征胜利提供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坚强保证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长征时期,探索和发展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红军军事指挥的参与者、帮助者到最后成为红军统帅,掌握军事上的最终决策权的过程。

遵义会议实现了党政军权的顺利转移,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重新回归中革军委。“以后的军事行动仍由朱德下命令,但事先应由周恩来拍板认可;毛泽东虽被指定为周恩来的协助者,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真正的出谋划策者。组织机构变革保证了军事路线变革,军事路线变革才使党和红军闯过了生死关,转危为安。”

但是,“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红军部分高级指挥员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尚未充分认识和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尚未做到绝对服从。”在经过了几次胜利,尤其是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的追兵后。“全军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逐步信服和绝对服从……军委机关工作的同志议论说:‘毛泽东出山,红军有希望了。”

1935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为设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张闻天的提议下,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任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进一步增大。

1935年3月10日,在红军即将发动鲁班场战役前,林彪、聂荣臻向军委建议进攻敌军驻有一个师的打鼓新场,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时任军委主席朱德认为:林、聂作为一线指挥员,应该考虑他们的建议。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红军的西进极为有利。但当时担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的毛泽东坚决反对。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1935年3月11日,军委在苟坝附近发给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打鼓新场关于军事战略上的分歧与决策,最终以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结束。“打鼓场风波虽然未能立刻统一红军领导层的认识,但随后鲁班场之战的失利却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因此,打鼓场风波实质上是为毛泽东随后为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真正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作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随后,毛泽东向张闻天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决策者之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三人团”实际已停止履行军事上的决策和指挥职能,此时毛泽东也没有再担任新的职务。

1935年8月19日,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由于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毛泽东以政治局常委身份,第一次被确定为党中央军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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