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

李金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掠过太平洋、欧洲及整个地球,震撼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

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成千上万人的血汗和泪水,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核盾牌”。

中共中央决策制造核武器

1945年8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以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态度看待原子弹的。但是,这不说明他们不重视先进武器。

1949年春季,解放全中国的炮声还在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科学家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他向中央提出这个想法后,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商量后,在解放区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外汇,给钱三强带上。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发展大有希望。后来,钱三强采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全部用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性工作。

1949年12月2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到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此期间,苏联人请他看了关于原子弹的电影。这使毛泽东对原子弹有了直观的认识。毛泽东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稍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看到毛泽东不认可他的建议,赫鲁晓夫最后说,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培训。毛泽东知道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因此,他欣然同意。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当时,大家还缺少对核辐射的防范意识,汇报人把几个月前发现的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国防部长彭德怀则在2月18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一些细节问题。

1955年2月底,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成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找矿工作。尽管我国的铀矿资源整体上并不丰富,但当年年底,勘探队还是在湖南郴州徐家镇附近一个叫金银寨的山村里发现了中国第一条铀矿床。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新疆、广东等地找到了几个高品位铀矿床。在这些矿床上,我国开始筹建第一批铀矿厂。

1957年夏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回北京疗养。他住进医院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来看他,笑着对他说:“老李,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李觉一怔,问:“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以为他是开玩笑,也就没在意。陈赓临走时握着李觉的手说:“43岁的将军,年富力强、大有可为啊!”李觉身体复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正式通知他转业,调到刚开始组建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并说部长宋任穷要亲自找他谈话。几天后,他见到了宋任穷。宋任穷说:“调你来,是党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来搞原子弹。”随后,宋任穷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

从此,李觉离开了西藏军区,任二机部九院(任务为研制原子弹)院长。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回忆说:“当年,我们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大家都住帐篷,一切从头建起。那时没有高压锅,饭也煮不熟。第一座楼房盖成后,让谁住进去呢?当时的负责人李觉将军决定,领导住帐篷,科研人员住新楼。”

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成立国防科委。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22人组成。国防科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方针、政策,负责加强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和监督检查。

为了研制原子弹,当务之急是建设研制基地和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核试验基地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谁来担此重任?陈赓想到了他的老部下,当时任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他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上甘岭战役,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8月初,张蕴钰在大连接到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的电话:“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第二天,张蕴钰乘火车赶到北京。当晚,曾绍山和张蕴钰一起来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他们一进门,人还没站稳,陈赓就迎上来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张蕴钰答:“我服从命令。”

经过艰辛的考察,张蕴钰等人将核试验场定在新疆罗布泊西行百余公里的戈壁滩上。1959年3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

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立即带领大部队进驻罗布泊,在当地人称作马兰滩的地方安营扎寨。于是,在马兰滩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千军万马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张蕴钰在这里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核导弹等科研试验任务。

一枚“人民炸弹”

1958年6月,在苏联专家的支持下,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第二机械工业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提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是需要全国大力协同才能研制成功的。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方面,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是,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到国防各工业部门、民用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和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例如原子弹本身直接配套的特种雷管、炸药是兵器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许多特殊电子元件、器件是电子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此铁塔是无缝钢管自立式铁架,共有8647个构件,从北京运到新疆戈壁滩,再在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上安装成功,其工程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原子弹爆炸时,核试验场每个人都要戴的防止核辐射的眼镜,也是民用工业部门制作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需要当时比较先进的、大量的解放牌汽车,若没有这些汽车,则寸步难行,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都是由不同企业生产的。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作出了贡献。当核试验基地急需运输车辆时,北京市决定把刚分配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当核试验基地接到这些崭新的汽车时,接收的官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制造原子弹要从找铀矿开始。只有铀235可以造核弹,而自然界的铀矿中铀235的比例还不到0.7%。原子弹需要较高浓度的铀235。因此先要把铀从铀矿石(多为花岗岩)中提炼出来。提炼铀要经过开矿、选矿、浸矿、炼矿、精炼等程序。前3步技术含量较低。从铀金属中浓缩、分离出铀235是最后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流程,必须在正规工厂或实验室里做。

初始阶段,我国地质勘探水平落后,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铀矿。1958年,负责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动员进了找矿队伍。专业地质队向农民提供找矿用的闪烁计数器和盖革计数器,并教授农民一些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勘探方法。随之进行的是全民采矿,除了几座正在建设的矿厂之外,数万接受了短期矿物采掘和矿物处理训练的农民矿工将其发现的铀矿进行开采。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最后确定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而是来自于那些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当年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石几乎全部采回。

铀矿找到了,下一步是精选。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那时铀矿精选和处理鈾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一个叫下庄的地方搞土法炼铀。下庄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为了早日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指导。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但厂房简陋,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稀硝酸和稀硫酸,这些矿石、化学药品被浸泡在桶里发出咕咕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大家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煮饭用的大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湖南省郴县(今为郴州市苏仙区、北湖区)也有一个土法炼铀的点。在这个点上,汗流浃背的农民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用来捶稻谷的臼窝里的矿石,用筛米的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

当时,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全民办矿,土法炼铀,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不同态度:三局的总工程师斯捷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办法办,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他的办法固然好,却要多搞几年时间;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却支持中国人的做法,他说他自己原先就搞过土法炼铀。即使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再用纱布过滤。中方领导同意了当时苏联专家提出来要加工20个大桶,直径要两米,高也要两米,这样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从里面把铀矿浸出来的办法。苏联专家还强调要加强安全防护,比如操作的时候都要戴胶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还要系上橡皮围裙,戴口罩,另外废水一定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一穷二白的乡下哪来这些东西?很多人不得不直接用手来操作,有人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包括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到1961年,全国各地总共提取了150吨铀精矿(一说为163吨),保障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供应,将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时间缩短了一年多。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刘易斯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九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有相应配套设施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几乎人人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一时间好似一个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样品和图纸资料,以便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

1959年6月,苏联以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核武器和谈为由,单方面撕毁协议,并于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的中国核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此时,我国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在这紧要时刻,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成立专委会,倾全国之力研制核武器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要坚决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认为核武器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科技为主要任务、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专委会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全面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与核科技工作。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3次主持召开了专门委员会会议,使这一特殊机构的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专委会还制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对其他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在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的原则下,暂时放慢速度,以集中力量研制“兩弹”(氢弹的研究已经开始)。同时,抽调技术骨干100名,大中专毕业生6000名,培养充实“两弹”研制队伍。

1963年上半年,专委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第四、五、六次全体会议,讨论解决有关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和今后工作安排,以及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在3月21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周恩来同意了二机部提出的力争1964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

针对这一规划,专委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及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进行调度,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研制原子弹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两弹”所需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成品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大大地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

为完成“两年规划”,专委会委员兼专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张爱萍积极鼓励北京科技人员到青海高寒、艰苦地区工作。1963年春天,北京“十七”号工地试验研究工作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需要到青海基地去开展大型爆轰试验研究。为了鼓励大家,张爱萍亲自到铁道部干部学校做动员报告,慷慨激昂地描述我国发展核科技事业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居安思危,承担卫国强军使命,鼓励科技人员离开北京到艰苦地区去完成为国争光的任务。不久,中央决定,在北京攻关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离开北京去青海。

戈壁滩升起蘑菇云

1964年9月16日和9月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情况汇报,详细研究了核试验准备情况。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在我国周边建立了许多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窃取我国有关核试验的情报,并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核威胁。周恩来在会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暂不试验,继续发展核技术;二是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这两种方案很快上报给毛泽东。不久,毛泽东正式表态定案:应该尽早试验,毛泽东一言定乾坤,核爆炸试验工作进入倒计时。

打赏本站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