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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党史终无悔精研岁月兴味长

陈红


与姚文琦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谦和的长者、风趣的智者、渊博的学者。首先是那一头让人震撼的白发,无疑与他30多年精研地方党史的辛劳和付出有关。尽管已年逾六旬,但他仍思维敏捷、精神焕发,举止谈笑间无不彰显着乐观而自信的人生态度。与这位闻名已久的陕西党史研究权威、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领军人物面对面交流,像读一座巍峨的大山,使人获益匪浅。

30多年来,他编辑、主持或者参与主持的专题资料丛书、著述等各类党史书籍、论文百余部(篇),在陕西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量的研究成果被社会各界所认可。其中,由其主编,耗时10年,凝结10多位党史研究者心血的《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于2009年9月出版,被誉为陕西地方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2016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其和梁星亮主编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全书分上、下两部,共13章近100万字,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都给予充分肯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社均发通稿介绍,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此外,他参与主编、撰写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习仲勋传(下卷)》《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丰碑》《中共陕西简史》及一些论文等,也都获得省部级奖。这些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相当分量的专著,充分展示了他和他的团队博采众长、精益求精的学术功力和负责担当、组织协调的领导能力,受到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好评。为此,他两次獲得了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进工作者荣誉,先后受到过胡锦涛、习近平的接见。

存真求实的耕耘者

1979年,姚文琦从乡村“赤脚医生”岗位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为其日后从事党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1983年7月,大学毕业后的姚文琦被分配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90年改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

研究工作是一种艰辛刻苦的精神劳动。为了干好工作,姚文琦在干中学,学中干,拜老师、同事为师,甘“坐冷板凳”,逐步摸索出了治学的门道。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搞党史,关键在积累丰富的资料”,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陕西党史相关的文献资料、老同志回忆录。当时,他的爱人和孩子不在西安,这反倒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学习的环境。他吃在单位食堂,住在办公室,不分上班下班、不论白天黑夜,埋头阅读资料,学习前辈的研究成果。发现有用的资料,他就用卡片记录下来,先后制作了几万张卡片,分门别类地予以保存。直到后来使用计算机以后,他仍然保持着收集资料这一习惯,将相关的文献、文章分门别类地放入不同的文件夹,以便研究参考。

凭着这么一股韧劲,姚文琦几乎阅读了所有涉及到陕西党史的文献资料,同时还不断学习了解科研院所和兄弟省份党史研究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掌握中央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最新定性、评价,以及学科前沿的成果、提法。

研究中,姚文琦始终坚守着“存真求实、立准立好”的党史研究态度,秉持着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理念,努力追寻历史真相,探求历史规律,全力为党委的中心工作提供准确的历史借鉴和丰富的“精神食粮”。

姚文琦认为,研究者要有明察秋毫的眼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刨根问底的精神,要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更要“刻苦”思考问题,最终解决问题。所谓“刻苦”思考,指的是不是一般地想想,随便想想,而是冥思苦想,反复思考,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去仔细推敲,以至“朝思暮想”“念念不忘”。

在工作实践中,他坚持掌握第一手资料,翻档案、查自传、走访当事人,用文献、回忆录、报刊资料、敌伪档案互相印证,反复核对、考证每一件事,努力做到“存真求实”。有时,甚至需要向权威发起“挑战”。

在搜集有关直罗镇战役资料时,他发现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的死亡另有真相。关于牛元峰,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红色中华》1935年12月的新闻报道、徐海东等参战将领的回忆文章,都谈到牛元峰被俘。1965年,萧华主持编排的大型音乐《长征组歌》中也有“活捉了敌酋牛师长”的歌词。因此,牛元峰被俘之说在书刊、宣传中广为采用,几乎成为定论。1981年版《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录《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时,也采用“被俘说”。他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特别是综合红军、东北军一。九师参战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认为牛元峰是在战败后,让副官开枪打死自己的。

尽管当时这一结论,与广为采用的说法不同,甚至与《毛泽东军事文集》都不一致,但他挑战“权威”,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直罗镇战役中敌军师长牛元峰下落小考》,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同时,他还给中央有关方面写信,讨论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认可。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中,为毛泽东“活捉了牛师长”的话语加了注释,注明牛元峰已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在人民军队中设立政治委员,中共六大有明确要求,但是何时开始设立的?相关历史记载在1930年前后。但是姚文琦在深入考察了渭华起义的历史后,经过考证,将人民军队正式设立政治委员的时间提前到了1928年5月,并且得到了军史专家的认可。

在西北根据地历史中,长期以来对刘志丹、谢子长谁是西北军委首任主席问题争论不休,以致中央为此专门发文要求两说并存,或者不提谁是主席。姚文琦在进行西北根据地的研究时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认真琢磨老同志的回忆录,认为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可能性较大,但是孤证不立,苦于一直找不到更为可靠的依据,不能定论。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他在查阅渭南市临渭区档案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则史料,是1935年9月、10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签发的“训令”,一份是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另一份是通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在通缉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训令”中,明确写道:刘志丹为“伪军委主席”、谢子长为“伪总指挥”。从而搞清了这一历史疑案。

他为人随和,但是在党史研究中却认死理。他注重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坚持科学、规范,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如在1993年由方成祥组织全国6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编辑出版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辞典》中,就将陕西地区的根据地命名了24个之多。经过长期研究,姚文琦和单位的老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历史实际提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为渭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陕南游击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7个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所认可。近年一些单位和个人又重提了一个陕甘根据地,使党史研究出现混乱。姚文琦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据理力争,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领导的认可,2016年6月经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叙述为:陕甘根据地(亦称西北根据地)。为了维护党史基本著作的权威性,对一些提法他经常与人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如他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一带领导的兵运工作,组织的暴动、兵变,就与陕西、甘肃的党史工作者按照中央和有关领袖人物的提法(南昌暴动已经改为南昌起义;《西江月·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发表时改为《西江月·秋收起义》),将暴动、兵变改为起义,写在了陕西、甘肃两省的党史基本著作中。近年来在一些场馆建设中、研究中又有人写作兵变,但他坚持基本著作的权威性,坚持与中央精神一致性,反对改起义为兵变。对一些人物的研究、评价,他也有自己的认识,不人云亦云,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变。

党史研究,不仅是费力劳神的工作,更是要全情倾注的事业。他常说:“写文章,做学问,不要怕吃苦。不排除有人天生是笔杆子,才思敏捷、一气呵成,但就我个人来说,凡是有一定影响的文章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为了写好一篇文章,常常是‘食不甘味,寝难入眠。有时候睡下了,忽然想到一句话,赶紧起床用笔记下来。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只要迎难而上,‘穷追不舍,总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获。”汗水没有白流的,付出就有回报,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薪火传承的布道者

2016年10月,一部讲述西北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历程的电视连续剧《千里雷声万里闪》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接连举办3次座谈会,讨论该作品,专家、评论家纷纷表示,这部剧有扎实的史实基础,将革命与传奇高度结合,将革命主旋律题材与鲜明的地域特色相结合,在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等方面都有新的创新和突破。《千里雷声万里闪》的党史顾问就是姚文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不仅记录着党的奋斗历史,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传承革命传统,传扬党的精神,是一项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事业。党史研究人员从事的是补精神之钙、固信仰之本的工作,是党的“布道者”,这个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之道。多年来,姚文琦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介绍陕西革命先烈的历史,研究、弘扬延安精神。他认为,对党史工作者来说,不仅要给党和社会提供优秀党史读物,更要主动发声、正本清源,占领主阵地、传播正能量,宣传好党的历史。

30多年来,姚文琦先后参与审定党史书稿200多部,独立或者参与撰写、审定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陕甘边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风县纪念館、渭华起义纪念馆、陆军十一师军史馆、六盘山纪念馆、榆林党史网上纪念馆、马栏纪念馆等纪念场馆的陈列大纲,审看党史类题材影视剧上千集。在党史类宣传书刊、影视作品的审定中,他始终坚持“党史姓党”,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注重党性原则,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决不允许有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存在。

“党史工作无小事,一本书、一篇文章写错了、出了问题,就可能以讹传讹,谬误流传,在社会上引起不好的反响。”对每一部申请审核的书稿或影视作品,姚文琦都仔细审阅和认真修改,逐句推敲,一丝不苟,使一些重要的史实和细节,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和推敲。经他审定的书稿、影视剧、布展大纲等,在史实和政治方面,从未出现过差错。因而,出版、影视、纪念场馆经常请其指导。

在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他为大学生、领导干部作“西北根据地及其历史地位”“中共陕西历史地位与贡献”“延安精神与群众路线”等专题报告,用渊博的知识、对历史事件如数家珍、对史料研究的深入透彻以及风趣幽默的宣讲方式,征服了在场的听众。

像这样的讲座、报告每年都有十多场,从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到陕西地方党史的发展历程,从延安革命精神的传承到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前辈的人格魅力,史料翔实、富有感染力。开展党史宣讲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只要时间、条件允许,不论单位大小人多人少他总是乐意去现场宣讲,并针对不同听众、对象精心准备,力求深入浅出、深入人心。

严谨敬业的治学态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使姚文琦赢得了各方面的肯定和组织的认可。2005年,姚文琦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室内多年来从党史系统内部产生的第一位室领导。2014年,他晋升为巡视员,又是本单位内部第一个晋升的巡视员。

担任领导职务以后,他需要承担大量的行政和社会工作,单位6个处室,最多的时候他分管研究一处、研究三处、办公室、科研处4个处室,有时还需要出席很多社会活动,做研究的时间必然要受到影响。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党史研究室工作,研究成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才是单位的“主业”。因此,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挤时间读书思考,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完成课题。

做课题研究,老同志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在姚文琦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成长为业务骨干。退休后,他还带领室里的年轻干部,到北京查档,征集资料……

淡泊名利的奉献者

在名利和生活方面,姚文琦看得很淡。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姚文琦曾连续8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但他却把这看作是一种鞭策。他主编或参与主编的研究成果出版后,从不独占荣誉,付出辛劳的同志都会出现在成果中。在总结工作时,他总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最终的成果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要只看到主编,应该看到编辑组所有成员的努力。”

在本职工作之外,姚文琦还兼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和一些院校的兼职教授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学术委员。其中,他最为看重并付出精力最多的是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10月,是陕西地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自1997年起,姚文琦先后担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10年、会长8年,作为学会领导,他热心学会事务,经常组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带领会员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充分发挥会员在各个领域的专长,并在课题分配和成果评奖方面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他十分注意搞好团结,充分尊重会员,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尊重会员的学术观点,从不强求,会员们都服气他这个“带头人”。因此,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党史研究、宣传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多次被陕西省社科联和国家有关方面评为优秀社团。

对于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姚文琦心中充满了热爱、感恩和感激。2015年2月,他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职位上退休。退休后,单位和社会上都想聘他去工作,有些开出了比单位高出两倍多的待遇。但他婉拒了。他常讲,他是单位培养的,愿意继续为单位服务,完成一些重大研究课题。

如今,每逢重大的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纪念活动,都可以看到姚文琦的身影;在省内外报纸、期刊上,时常会读到他新发表的文童。

许是受到党史研究工作使命与责任的驱使,尽管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龄,但姚文琦还是“停”不下来,仿佛有着用不尽的精力。“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想继续在党史研究、宣传中做点事情。”姚文琦说。

深耕党史终无悔,精研岁月兴味长。这就是为地方党史研究无私奉献了30多年的一位老党史工作者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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