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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淡泊求实的历史学家

张安

田余庆,湖南湘阴人,1924年出生于陕西省南郑县,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田余庆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尤其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见解独到,造诣深厚。而让人们最为钦佩的,却是他淡泊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人生境界。

★“他是个在学问上严格要求的人”

网上,曾有学生形容田余庆“长相威猛,剑眉虎目,外表上不像学者,更像一个军人”。确实,从面相上看,身为湖南人的田余庆缺少南方人的婉约和清秀,眉宇之间透露着一种威严。田余庆的这种威严形象在学术研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都反映“他是个在学问上严格要求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

翦伯赞是田余庆的前辈,又是同乡,还是同事,二人渊源很深。1944年,田余庆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之时,就听过翦伯赞的演讲,对翦伯赞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而研究历史的精神深感佩服,从而激起了他弃医从文的想法。后来,田余庆到北大工作,与翦伯赞共事,两人交流的机会很多,翦伯赞在很多方面都给予了田余庆关怀和帮助。翦伯赞对田余庆极其信任,让田余庆作学生的副导师,他每学期与研究生谈话时,总把田余庆带着。但就是这样的一名让田余庆很是尊重同时也关心他的师长,一旦学术上存在漏失,田余庆也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

田余庆的威严,在他的学生中是早有“声誉”的。他们说,学生发言时,田老师不说话,总盯着你,于是发言者就不自觉地越说声音越低。20世纪80年代,北大教授荣新江还是一名硕士时,获得了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访学的机会。荣新江向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申请,让他签字,田余庆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拿起一支笔,把中间的一个字圈了一个圈,退回给他。他拿过申请一看,原来匆忙之中,把“赴荷兰莱顿大学进修”,写成了“赶荷兰……”。荣新江说这件小事让他一直牢记在心,作为对他治学研究的鞭策,时时激励自己前行。田余庆的女婿陈勇研究员也对岳父的“严苛”印象深刻。陈勇还说岳父很少表扬自己,在他印象中好像仅表扬过一次。当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光武帝“退功臣进文吏”的文章,田余庆看后说了一句“够得上博士水平”。当然,“博士水平”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赞美词汇,但在严谨求实的田余庆那里也是难得的褒奖了。据陈勇说,这句夸奖,让他激动了好几天。

其实,田余庆的严格不仅表现在对他人的要求上,更多地表现在严于律己。田余庆常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还说文章就像是沏茶。区别在于,你是想沏出一壶很浓的茶,还是把茶叶泡在那里,一遍一遍地加水。可以说,田余庆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尽心力泡的一壶浓茶,都是反复修改,反复沉淀下来的“干货”。田余庆的著作以严谨著称,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无不如此。《东晋门阀政治》拟定出第二版的时候,田余庆着手修改全书。当时没有电脑和排版软件,可以便捷化处理,田余庆都是在16开稿纸手写的原稿上进行修改,而不是在初版的书上。当时,出版社的编辑看到田余庆的修改稿,只有一个感受:“改花了”,简直在重新创作。他在修订自己著作之时,还注意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生怕自己一叶障目。他让学生查阅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相关的外文图书,把与他的研究相關的著作都拿来研读。田余庆不仅对于专著严谨细致,即使是短小文章,也是全力以赴地去写,写完后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据说田余庆在公开场合发言,也都是精心准备过的,遣词造句常常反复思量数日之久。就在去世的前一天,田余庆还在伏案研究,继续修订和完善《拓跋史探》一书中的相关问题,他的书桌上摊开着两本书,一本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另一本是他自己的《拓跋史探》。

★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侦探”

史料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历史的某些表象,这种表象因为史料的排列和组合的不同,因为观察的视角不同,又会被阐释出不同的意思。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分析与逻辑推理,突破史料呈现出的历史表象,勾勒出历史事件的真实逻辑。在古代史料的数量上,宋代可以说是一条分水岭。在宋以前,传世文献相对较少,而宋以后的史料则逐渐增多,以致浩如烟海,一人尽其一生之力亦不能卒读。田余庆研究的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并且都是些大家较为清楚熟悉的,并不难找。但要在现有的材料中拼凑出历史真实,却十分考验研究者的功力,需要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找到线索,获得灵感。通常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而言,就要做到一分材料说两分话。

面对有限的史料,田余庆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常于人所忽视之处独辟蹊径,揭示出重大的线索和问题,有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因此,就有研究者称田余庆是一位优秀的“历史侦探”。并且田余庆的这种侦探能力并不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也不是揭示真相后,让人一头雾水。田余庆绝少离开叙事本身,他的分析通俗易懂,没有超出人情事理的寻常高度,不要求读者具备健全常识以外的理论素养。读者一开始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事情不就是这样,难道还有其他的样子?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是什么,能够研究出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但是在阅读了田余庆的著述之后,就开始转变:怎么自己没想到会是这样?怎么不像作者一样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

田余庆做研究条分缕析、环环相扣,依史料寻未发之见,为世人还原了一系列的历史真相,也留下一部部学术经典。这里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那部《东晋门阀政治》。这是一部钩悬索隐、把握大历史进程的史学专著,并且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文采斐然,在人物形象的展现、历史情节的阐述上丝毫不逊于演义小说。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民谣开始,通过探讨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的合作、流民与北府兵问题之始末、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表现、次等士族对门阀政治的终结等问题,揭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性质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从而为中国中古政治形态及其演变,提供了一个“变态回归”的解释模式。这部著作一经出版,就引爆整个史学界,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有学者指出,田余庆的研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是理论分析和历史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还有学者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标志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深度和高度…标志着国内对门阀政治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台湾和日本的学者也十分关注此书,高度评价此书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价值。正是如此,该书一举获得了包括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北京大学“三十年学术精品”奖、“思勉原创奖”等在内的多项奖励。

田余庆历史侦探本领的形成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历史研究上的天赋。北大历史系的教授阎步克就曾说,他之所以选择做制度史,是因为觉得做政治史无论如何也做不过他的老师田余庆。在他看来,田余庆对政治史研究的禀赋是他追赶不上的。中国学术界有的年轻人写文章诚心诚意地想模仿田余庆,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感觉不伦不类。这是因为田余庆那独特的思想近乎于一种天赋,而天赋当然是不可能模仿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田余庆思想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被所谓的研究模式阻碍。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受当时流行的理论模式影响很深。田余庆也不能完全避免,但他一直在努力突破。田余庆曾说,自己的思想转折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修班学习期间。那时候由苏联专家授课,讲授联共党史,以大课形式进行。所谓讲课,就是苏联专家在台上一字一句念讲稿,学员们拿着讲义听着专家念,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课后讨论,大家仍然是照着讲义稿子来诵读。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思想深受震动。田余庆对这种毫无创造性的研究方式很是怀疑,心想: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一套去做,还需要有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吗?后来,他进一步对一些所谓的理论模式产生了质疑,如理论先行、理论预设等。他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是从史料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可以说,他的这种突破教条主义束缚,实事求是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反思为自己的研究打开了空间,使他的思想能够纵横捭阖,入木三分。

★他是在学术上“追求境界”的人

田余庆曾给自己的学生多次强调,做学问、写文章不要追求数量,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田余庆自己人生经历的真实感悟。他通过自己一辈子的治学研究,努力践行着这样的学术追求,最终成就了他独立求实的学术人格和淡然洒脱的精神境界。

田余庆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学术研究有着明确清晰的价值理念。青少年时期的他,颠沛流离,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没有要在学术上有多大成就的志向和幻想。他当时就是个报国心切的热血青年,关心政治,参加了多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抗议活动。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与田余庆是同龄好友,在罗荣渠学生时代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田余慶参加革命活动以及如何同反动军警斗争的记述,田余庆还上过国民党追捕的“黑名单”。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北大的田余庆留校任教,研究方向也是屡次转换,最终才落定在中国古代史方向。那个年代,政治热情渗透到大学校园,政治与学术思想联系紧密,中青年研究者大多难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田余庆也不例外,也曾写过批胡适“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但那时候,政治形势风云变幻,难以捉摸,作为研究者追赶政治大潮,往往难以跟上节奏,甚至会受到批判,田余庆就在反击右倾主义的过程中,被列入校内受批判的“党内专家”(意指以专家自恃的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学问专家)。后来,田余庆跟随翦伯赞编著中国史教材,有了机会认真读些书,他也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田余庆说:“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后来,在更为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田余庆一直都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学术信念,确立了明确的价值理念。

田余庆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以他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本来可以活得很热闹,也可以把自己包装得很“大牌”。但事实上,他很少在喧嚣的场合现身,很少在媒体上露面。2010年6月,田余庆在北大被拍下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行走在宁静淡雅校园间的背影,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米白色裤子和黑色皮鞋,拄着白色手杖,简简单单,轻轻松松。他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田余庆曾在自己八十寿诞时写下过“八十看从来,无晴亦无雨”的诗句。这两句诗蕴含了他淡泊明志、潇洒从容的人生态度。历经人世沧桑,铸就不朽文章之后,田余庆对外界的宠辱早已处变不惊,更加关心真理的探求、思想的自由。他的这种学术品格和治学追求涵养出的人生态度,值得后学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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