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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策对印自卫反击战

刘征鲁

据媒体报道,2017年6月中旬以来,印度边防部队跨过中印边界锡金段,到我方一侧阻扰我正常道路施工,并修建工事和据点,严重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态,要求印度尽快撤回,以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并警告印度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发言人谈到的教训,指的是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在这次短暂但激烈的边境作战中,我国军队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而它的最高决策指挥者,就是我党我军的战略大师毛泽东。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认识中印关系,又是如何指导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呢?

★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从地缘学上看,西藏是东亚板块和南亚次大陆板块的交接地带,是亚洲的屋脊,亚洲的中心,谁控制了西藏,谁就具有居高临下俯视周边的战略优势。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和亚洲“水塔”的资源优势,也吸引了很多国家的觊觎和野心。这其中,垂涎西藏最为突出的就是英国。

近代以来,在逐步完成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英国便把目光投向了与印度北部接壤的西藏,不仅先后把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纳入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还假借“科学考察”“探险”“讨伐”等名义多次派员深入我国西藏的东南部地区,进行非法的地理测绘和调查,为其寻求所谓的战略边界提供根据。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抛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察隅,使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脚与阿萨姆平原边缘,大幅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

“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背着我国中央政府代表,秘密换约的产物,是西藏地方政府为独立建国,以出卖国家领土和利益的方式,换取英国支持的卑劣勾当。对于这个非法的边界线,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新中国,都从来没有承认过。不过,这条线却被印度政府视为中印边界划分最为关键的“法理依据”,也是中印边境争端的罪魁祸首。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独立建国。不过,作为英国殖民者的直接“继承者”,印度高层沿袭了英国的殖民思维和地缘思想,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情绪十分强烈,妄图建立所谓“大印度联邦”。在印度的地缘战略构想中,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邦是印度的防务内线,而西藏应该独立建国,成为中印两个大国家之间的缓冲国,以隔绝中国对印度周边地区的战略影响。为此,印度不仅在1950年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而且出台“前进政策”不断向西藏渗透,一点点把边境线向我方一侧推进,建立了很多哨所和据点,派驻军队,以此改变中印边境军事实力对比,以实际控制和压倒性优势逼迫我方作出更多的让步,实现印度的边境主张。“前进政策”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眼中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的特点是步步为营,逐渐蚕食,不仅可以避免中印两国爆发直接冲突,而且能以最小的代价扩大印度利益。

在“前进政策”的指导下,印度在边境争端中获得了很大收益。1951年,印度趁着我国集中国力抗美援朝,无暇西顾的机会,逐步抢占了“麦克马洪线”东段以南,中印传统习惯分界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领土。这一地区是西藏的精华地带,有西藏“小江南”之称,雨量充沛、植被良好、物产丰饶,是西藏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与此同时,印度还陆续抢占了中印边界线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此外,印度还对它从未进入过,一直由我国控制的西段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可谓是贪得无厌。

★尼赫鲁的自信从何而来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十分自信,始终坚持强硬立场。这是因为尼赫鲁对中印实力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过分乐观的误判。

尼赫鲁认为当时我国的战略重心在东部而非西部。这是因为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在西太平洋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巨大军事压力,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对“反攻大陆”念念不忘,他们才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而中印边境斗争显然处于次要位置,他认定我国政府会舍“车”保“帅”,不会在中印边境地区与印度大动干戈。而我国在边境冲突中克制忍让的态度和措施,更是让尼赫鲁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尼赫鲁认为我国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力不强。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倾尽国力组织抗美援朝,国内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因为缺少经验,错误发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国内的经济秩序被进一步扰乱,而印度拥有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铁路运输网络,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因此,他认为在综合国力上,印度和我国相比差距不大,甚至还有部分优势。

尼赫鲁认为印度占有天然的地缘优势。西藏远离我国统治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并且西藏山高路远,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我国要在西藏作战,需要克服很多自然环境上的严重困难,而中印边境印度一侧的自然环境要优越很多,印度增兵驻兵的条件更好,可以支撑较长时间的战争。

尼赫鲁认为印度的国际环境优越。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阵营的需要,积极鼓励支持印度对抗我国,以减轻中美对抗的压力。为此,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批军事援助,并称赞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与此相反,中苏关系脱离了“蜜月”状态,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已经显现出疏远的趋势。1959年8月,在印度挑起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在没有知会我国的情况下,发表了不负责任的《塔斯社声明》。该声明并没有谴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印度,反而谴责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国。这让尼赫鲁分外开心。此外,印度是萬隆会议的发起人,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主要的领导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国际上拥有较高的声望,印度的主张也可以得到很多不明真相国家的支持。

尼赫鲁认为印度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其中不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军。在英国军队的体系内,印度军队曾是殖民地军队的主力,在北非、南欧和东南亚等地区,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军队作战,自诩为打遍亚非欧的雄师劲旅。而且,相对我国驻守西藏的边防军,印军有规模优势,自认为可以与我国军队放手一搏。

综合以上考虑,在中印边境争端中,面对我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谈判建议和克制忍让,尼赫鲁非但没有领会我国的善意,反而认为我国软弱可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他扩大在西藏军事行动的欲望。

★毛泽东按兵不动事出有因

面对印度在边界争端中的步步紧逼,毛泽东却没有对印度进行直截了当的武力回击。作为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历练的领导核心,作为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生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当然不是一个出卖国家利益和惧怕强权的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他曾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之所以在中印边境争端中长期保持克制忍让的态度,毛泽东主要是基于以下战略考虑:

没有把印度当成敌人,而是把印度看成朋友,当成可以争取的国际伙伴。在毛泽东眼中,印度和我国有着千百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近代也饱受西方列强入侵和殖民之苦,又先后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国,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虽然中印两国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但同属第三世界阵营,是可以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对立的敌人,并且印度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10月,毛泽东和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见时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边界争端,他开诚布公地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因此,对待印度“朋友”,毛泽东总体上保持了宽容大度的态度,希望印度能迷途知返,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来,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印边境争端的真相,表明我国力争和平的态度,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印边境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地理偏远,信息封闭,国际上很多国家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分不清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很容易被印度的舆论宣传所误导。如果我们迅速发动自卫反击,容易造成恃强凌弱、强硬好战的印象,在国际上可能会遭受很多不解和指责。而我国对印度的步步进逼克制忍让,放部分印军深入我国领土,努力避免冲突的举动措施,更容易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是冲突的挑起者,谁是边境战争的罪魁祸首。这对我后期发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十分有利。

不愿陷入多线对峙的不利局面。正如尼赫鲁判断的那样,我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在东部沿海,主要的战略对手是美国、台湾国民党军等,他们是威胁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头号对手。相对而言,中印边境是次要的战略方向。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国力有限,同时在两个战略方向与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对抗有些困难,维持中印边境的相对稳定比较重要。

避免落入国际斗争的“圈套”。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我国的地位非常独特。我国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将美国“打扫出屋子”,而且在朝鲜战场上让不可一世的美军退回到了“三八线”。因此,美国把我国当成眼中钉、肉中刺。鼓动印中对抗,用印度牵制我国就成为美国省心省力的选择。虽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我国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在很多问题上拒绝接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控制,苏中关系开始走向分裂。扶植印度的观点在苏联内部逐步生长。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他说:“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问题,美、苏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

尽管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对印度的挑衅和侵略长期坚持克制忍让,但并非没有底线,一旦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受到严重挑战,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那么不管这个对手是地区大国还是世界强国,毛泽东都会选择强硬回击。

★“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

自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争端骤然升级。因为印军得寸进尺,在侵占我国9万多平方公里藏南国土的基础上,又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段、西段越过传统习惯线,在我国境内建立哨所和据点。

面对这种形势,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依然对和平解决中印争端抱有希望,说:“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毛泽东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为了表明诚意,我军不仅单方面后撤20公里,而且在1960年1月又被要求在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對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面对我方的和平举动,印度当局非但没有停止挑衅,反而变本加厉。从1961年起,印度当局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1962年7月,印军悍然入侵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还切断我军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我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

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印边界形势问题。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处置入侵加勒万河谷印军的两套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之;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毛泽东听了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目前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他在会议上提出了处置中印边界冲突的八字方针——“决不退让,避免流血”。会后又补充了8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当时的总参谋部把这16个字整理为“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20个字。这20个字的核心理念是制止印度的领土野心,促其知难而退,我方坚守自卫立场,不打第一枪,力避扩大事态。

1962年10月10日和11日,印军又入侵我国扯冬地区,并向我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打死打伤我方33名边防军人。我国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然而,尼赫鲁政府依然不以为然。10月12日,尼赫鲁甚至公开表示,他已下令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会上,毛泽东对印军的作战能力很关心,他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張国华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赢。”

张国华的自信源于实践。在长期的对印斗争中,他对印度军队的作战实力有客观认识。在他看来印度王牌军的战斗力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西藏军区长期经受战争磨炼,又经过了平叛战争的锻炼,常年驻守高山,打败印度军队的把握是比较大的。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西藏。但西藏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然后,毛泽东来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沉思了一会,然后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手做了一个横扫的手势,坚定地说:“扫了它!”

★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

10月18日,张国华返回拉萨,紧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张国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对大家说:“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由于我军在西藏地区的军队数量有限,要与数量众多的印军作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因此,在拟制作战计划时,上级有意把战争的目标设定为全歼印军的一个营,这样难度不大,比较稳妥。张国华思虑再三,认为歼灭一个营不疼不痒,震慑不了印军,也实现不了以战止战的目的,因此至少要吃掉印军的一个旅。两个意见传到中南海后,毛泽东说:“张国华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10月20日7时30分,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东段的克节朗河谷爆发。我方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印军阵地倾泻,不到两个小时,印军的第一个据点便被攻克。令印军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中午,我军的一支部队在奔袭100多公里后,绕到印军后方,并向其第七旅指挥部发起攻击,很快便将其攻克。失去统一指挥后的印军成为无头苍蝇,迅速溃败。最终,我军歼灭了印第七旅大部,少数印军侥幸逃脱。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长出一口气,笑着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由于印军不堪一击,我军迅速推进,没有遭受太大抵抗便轻松越过麦克马洪线,并于10月25日进入藏南重镇达旺。

在东段的战斗打响后约1个小时,新疆军区部队也在西段开始自卫反击。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印军的数量不多,驻地分散。为此,我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歼敌300多名,拔除了大部分深入我方境内的印军据点。

虽然我方初战胜利,但为了缓和局势,争取和谈,我国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不过,尼赫鲁政府认为自己的损失不大,手中依然有牌可打,直接拒绝了我国的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前,即印度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线。同时,印度加紧战争动员,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请求援助,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向边境增派军队,运输武器,一心想与我军再开战端,扭转战局。

面对不知悔改的印度政府,我国决定实行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并向边界东段增派了第十一、第五十五、第一三。师共3个师的部队。西藏军区制定了分多路向印军侧后穿插迂回的作战计划,并最后形成了“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作战方案。

11月10日,第十一师的2个团全部轻装,沿小路向印军后方进行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

11月14日,印军为向尼赫鲁的生日献礼,首先向瓦弄方向的我军发起小规模攻击。我军一三。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很快将正面印军击溃,歼敌1200名。

11月17日,我军迂回部队从小路到达印军第四师纵深地带时,印军作战部署陷入紊乱。次日,我军五十五师在西山口正面发起强攻,山南军分区部队从中央切断了西山口与邦迪拉的联系。印军第四师失去统一指挥后,大部被歼,丢弃了大部分车辆和重装备,分散向深山老林中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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