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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孝道

左智勇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家族美德的重要方面。在“孝”这方面,我们党内有数不清的模范,有数不清的事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模范。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生母鐘太夫人病逝。3月,朱德得到消息,十分沉痛。康克清回忆道:“他给我看了家乡的来信,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好久,他才轻轻地对康克清谈到他母亲的一生和对他的影响。此后,为悼念母亲,他一个月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很长。4月5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母亲的回忆》一文。此时朱德58岁,已经开始由知天命之年走向耳顺之年,思想日益成熟。

4月10日,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朱德母亲逝世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为党的领导人的母亲举行的公祭仪式。中共中央的挽联写着:“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勤劳吾党之光。”毛泽东敬献挽联:“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挽联写着:“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中央党校的挽联写道:“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这些挽词对于这一对母子,即钟太夫人和朱德都有比较高但却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他们之间的传承、朱德的孝道有着比较科学的概括,同时将其上升到民族、国家和人民大众的高度。

因此,结合朱德的文章、追悼大会以及中央和毛泽东等的挽词,可以看出朱德对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继承了其精华,同时去除了其糟粕,推动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发展。

那么,具体而言,朱德是怎么做的呢?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朱德始终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因为革命工作,朱德自从1909年春离家赴云南报考陆军讲武堂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但是朱德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一刻也没有忘记。“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忠孝不能两全,虽然自此之后朱德就没能陪伴在父母跟前,但他还是把照顾母亲以及养父母的责任交给了之前的妻子陈玉珍。“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抗战期间,朱德才与家里取得了联系。1937年9月5日,朱德给陈玉珍写信,询问:“我俩母亲是否在人间?”9月27日,朱德再次致信陈玉珍,询问:“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在得知家里的情况后,朱德却没有财力来供养父母。“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11月6日,朱德第三次致信陈玉珍:“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但陈玉珍此时亦身无分文,难以为继。无奈,朱德想起了好友戴与龄。11月29日,朱德致信戴与龄:“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就这样,“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

虽然如此,朱德对于父母还是有愧疚的。“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他对康克清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

除了侍奉、赡养父母外,朱德还始终承担自己的责任,减轻父母的负担。因为家境贫寒,青年朱德是没有钱读书的。“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但“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这些债朱德都背在自己身上,“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注重身体的健康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朱德毕生非常注意爱惜和保养父母的这一恩赐,一直将身体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1976年,朱德逝世时高龄90岁,这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也是不多见的。朱德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靠锻炼。他说:“锻炼身体要经常,要坚持,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朱德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单杠,所以身体一直很强壮”。在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时,他继续加强体育锻炼,经常在学校的各种体育比赛中夺得第一名。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体育学堂毕业后,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当了体育教习,带领学生们一起锻炼身体。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朱德除了刻苦学习外,就是锻炼身体。在德国留学期间,朱德就是通过步行来熟悉柏林的街道、德国的社会的,实现了学习和锻炼的双赢。在革命战争期间,他坚持体育锻炼,并且还经常在部队里组织并参与篮球、排球等体育比赛,提高军事人员的身体素质。长期的锻炼改善了朱德的体质,即便在长征期间,他也没有病过。“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病过。多半是晚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1副担子、1匹马、1个马夫、4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感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延安时期,虽已年过五旬,朱德仍能打篮球。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依然重视体育锻炼。他坚持散步,定时定量;他坚持爬山,在北京时每周都去爬香山,到1975年89岁时仍坚持爬山;他坚持游泳,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逝世前。每年到北戴河休假时,他都坚持每天下海两次。他还自编出一套健身操,天天锻炼。★对生命和思想的传承

对生命和长辈思想的传承,也是“孝”的内容。

对于生命的传承,朱德有着极为深刻的感触。他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了生命的痛苦和人生的悲哀。“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而对于这剩下的8个孩子,“母亲把8個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生而不能养,养而不能顾,痛莫大于此。

朱德能体会到母亲的痛,但在这方面他却有着与母亲类似的悲哀和无奈。朱德一共有两名子女,即儿子朱琦和女儿朱敏。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养不活孩子的事情,但他却如母亲一样,没有时间和条件来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儿子朱琦从小没了母亲,由继母陈玉珍养大。朱德参加革命后,就没有了朱琦的音讯。1937年9月,当他与陈玉珍取得联系后,就先后两次写信问:“宝书等在何处?”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宝书即朱琦。这样,当年朱琦才得以赴延安与朱德团聚。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卫国战争期间,朱敏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所以,作为父亲来说,朱德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是有过亏欠的。在特殊的年代,他舍小家为大家,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即便后来子女长大成人,朱德也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而是让他们都成为了普普通通的人。朱琦到延安后就被朱德安排去了部队基层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解放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练习生干起,最后成为了一名火车司机。朱敏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一干就是一辈子。

虽然在生命的传承方面,朱德有过亏欠,但在思想的传承方面他却做得非常出色。他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爱我母亲”,“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朱德从小就“根红苗正”。“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心地善良,“同情贫苦的人—_j塞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母亲很勤快,“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这些虽然普通、平凡,但却“几近于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朱德,自觉循“道”而行,时刻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终身都未偏离“道”的方向。

母亲启发了朱德追求光明的思想,鼓励他走上革命的道路。1895年除夕,朱德一家被地主逼迫退佃、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但是,“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1908年,朱德回老家仪陇实践教育救国思想,失败后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母亲还教给了朱德许多知识。“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这些知识,让他终身受用。“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井冈山时期,朱德与战士们一起挑粮食,走出了著名的挑粮小道。在长征途中,他组织“野菜调查小组”,带领战士们到山上或原野里找野菜。在延安时期,朱德把掌握的农业知识发扬到了极致。他推动了南泥湾的开垦,解决了边区的粮食困难。他在大生产运动中更是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各地调研,指导干部群众搞好农业生产、种植经济作物、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三年困难时期,朱德还在中南海住所的空地上开辟出一片菜园,种上瓜果蔬菜,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母亲还“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另外,母亲的勤俭节约也影响了朱德一辈子,母亲的事必躬亲也让朱德养成了自觉自愿的习惯。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无论母亲在不在身边,无论母亲在不在世,朱德都把母亲教给他的这些宝贵的东西继承了下来,从未有过懈怠。不仅如此,朱德还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了后代。

朱德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要求子女。他要求子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朱德时刻要求子女踏实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永远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他要求孩子们“今后在各人的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嘱托儿子说: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要向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群众中去。他对女儿说:要住到学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

朱德要求孩子们自力更生,艰苦朴素。“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超越个人,注重对国家和人民的大“孝”

对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朱德一直看得比较清楚。1937年11月6日,朱德致信陈玉珍时表示:“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而对于母亲,他也把她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去看待。“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朱德彻底摆脱了中国传统孝道中的糟粕。他说:“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思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朱德始终忠于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这种大“孝”感染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受他们的爱戴和崇敬。

在“孝”的方面,虽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朱德在某些方面难以兼顾、不够完美,但他却真正领悟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继承了其精华,去除了其糟粕,推动了“孝”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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