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唤醒了什么

庄超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用工农武装、暴力革命的枪炮声,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意识、新理论、新精神,开创了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艰难转变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

1927年,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瞬间失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面对逆境,毛泽东审时度势,扬弃苏俄革命经验另辟蹊径,提出并实践了伟大的“上山”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从进攻大城市率先转到向农村进军。因为,不上山就难上道,置之死地而后生、开拓出中国革命的生路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27年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基本上是堅持城市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好,发动青年学生运动也好,领导工人运动也好,推动国民革命也好,甚至掀起农民运动高潮也好,着眼点、立足点、侧重点都主要是城市。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切都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演讲时,谈到秋收起义进军井冈,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由此可见,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揭竿而起,起义多达百次,但出路只有一条——“上山”。“上山”,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与中国道路的寻觅与开创,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指使许克祥发动长沙马日事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郭亮、林蔚、柳直荀坚持领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展开英勇反击。同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鼓励湖南同志:“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毛泽东曾奉命回湘担任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虽然只当了10天,但他提出了著名的“上山”思想,为领导武装反抗、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创造了条件。

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毛泽东还对以往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指导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南昌起义军并没有上山的计划,而是往广东城市去,试图再一次北伐,仍然是城市中心论。八七会议决定秋收起义,但工作重点仍然在城市,中央机关也从武汉迁到大上海。而且,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在秋收起义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

毛泽东的正确的上山主张,当时既不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所赞同,也遭到秋收起义部队中一些军事干部反对。他们机械地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只能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路,而上山、工农武装割据,只是呼啸山林、聚义江湖的绿林好汉,难成大事。

面对种种非议,毛泽东不为所动,坚定不移,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有上山,就有下山。毛泽东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上山”和“下山”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1927年秋“上山”,是为了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实现中国革命战略中心的转移,由城市斗争向农村斗争转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29年春“下山”,则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适时选择新的农村革命重点区域,把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引向更广大的乡村山区,创造新的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实现由井冈山苏区、赣南苏区、闽西苏区和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等局部苏区向中央苏区发展的战略性调整,进而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和“下山”思想,是中国苏维埃斗争的正确指导思想,对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苏区、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上山”是为了找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出路”,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下山”是为了找到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壮大的“出口”,让中国革命进入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和发展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执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曾感慨地讲:“要知道,吃小米,爬大山,住窑洞,才能出马列主义!”

周恩来曾透彻地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直到1927年,作为还在幼年时期艰难摸索的共产党,仍然没有正式树立独立旗帜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是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也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首先要把党的旗帜亮出来”。

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中共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作出了“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的正确决断。毛泽东关于“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主张深入人心、符合历史潮流。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扬第三团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情不自禁,赞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举国民党的旗还是举共产党的旗,是全党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毛泽东毅然决断,坚决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工农革命,努力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召唤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落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从逆境和失败中开拓奋进、闯创生路,解决了一大难题。

所以,当时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在秋收起义中,制作和打出一面物质形式的新旗帜十分重要,而在全新本质内涵的意义上,为这面旗帜上融注进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则更为重要。毛泽东发出“旗号镰刀斧头”的呐喊,让秋收起义的党和工农革命军,犹如迷雾中看到了太阳,航海时望见了灯塔。铁的事实证明,只有改旗易帜,真正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唤起工农兵组成革命军,发动秋收起义与向井冈山进军的唯一正途。一面镰刀斧头旗帜,从此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飘扬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心头,显示了无敌的力量。

高举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通过艰苦卓绝的开拓奋进,终于开始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面貌和命运。

秋收起义前夕,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各路工农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交代要制作一面全新的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在此前后,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和毛泽东指导下,活动在汝城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高举着新的军旗,进行秋收起义,占领了桂东、汝城县城,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府,保存下来的力量参加了井冈山斗争。

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看望贺龙,谈到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

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同战友黄公略由衷地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雄心壮志,要为工农打天下,要为人民谋幸福。“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成为人民军队的特质和本色。

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农会的犁头旗,是土地革命之旗,分田分地之旗。农民同仇,是毛泽东胸怀的无穷动力。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长期潜心致力于工农革命,了解农民和大众的利益和愿望,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和责任感。

当时,不是大家都认识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中写道:“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礼容)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毛泽东则不同意:“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主张深入彻底地开展土地革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

罗荣桓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裝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正如《秋收起义歌》中唱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伟大的旗帜意识,决定了伟大的创新实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鲜红旗帜立起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唤醒了共产党人的“枪杆”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里,建党—建军—建国是历史的逻辑和发展的必然。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建党初期,共产党没有能够独立建军,只晓得帮助国民党建军,只晓得东征、北伐冲锋陷阵,而不晓得把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

血的教训是,北伐战争中,长沙、醴陵、平江等地工农骨干夺得了3000多支枪,留下204支破枪后,共产党主动把这些枪交给了北伐军,幻想在唐生智部队里新建一支叶挺式的独立团,可是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用这些枪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射击,湖南到处是腥风血雨。

毛泽东在论述工农红军的起源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在全党,毛泽东最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从1927年号召拿起枪杆子,毛泽东终其一生,精辟阐述和成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枪杆”理论。

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22名会议代表中,有湖南革命家7名,占三分之一。他们为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作出了群体性的历史贡献。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请缨打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迅速领导了秋收起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1980年回湖南考察党史工作时指出:“我们在大革命时期不懂得抢枪,不懂得千方百计去夺枪,去搞武装力量,自己不组织军队,而让国民党甚至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军队,结果人家一脚把你踢倒在地下,然后得到教训,爬起来,大家都去拿武器,去搞枪,到农村去,这一段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很复杂。”作为当事人,李维汉的感受深刻,分析精辟。早在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就用“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

1958年,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词中的“心潮”作了一个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批注突出了八七会议、秋收起义的开辟新道路的关键意义。

长沙城北的沈家大屋,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1927年8月12日,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前往长沙,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直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点燃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

毛澤东在沈家大屋省委会议上,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第二,起义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第三,土地问题。第四,起义的区域。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起义”。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起义计划,泽东持之最坚。”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感叹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后来毛泽东说过,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只有毛泽东,才敢于尝试和创造这“从来没有”,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创造的。

秋收起义军抵达江西萍乡芦溪时,部队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此时,部队因作战不利与长途行军,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加之部队党的组织不健全,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离心、离队。

毛泽东深感部队的思想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在1927年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不足千人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另设军官队、特务连等;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重要问题须经党委决定,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建立民主制度,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三湾改编,开辟了新局面,在部队各级设立共产党组织和党代表,特别是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打赏本站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