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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单劲松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特意为自己的一篇旧文写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这篇老文章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文中指出: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27年4月和7月,掌握着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血流成河。是拿起武器进行武装反抗,还是迟疑犹豫坐以待毙?中共中央选择了前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武装起义,需要周密的策划、万全的准备、临机的决断,这对于一开始只想做个小学教员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件从没做过的事。怎么办?毛泽东给出了4个字的答案:“调查研究”。

★“泽东持之最坚”

举行起义,就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其中举什么样的旗帜、依靠哪些人、如何争取群众、起义如何发起和起义的目标等是计划的重点。

8月初,毛泽东在未去湖南之前,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湘南运动大纲》,大纲提出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在湘南“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但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这一运动大纲是否符合当前湖南革命实际,毛泽东心中是没有底的。

8月12日,毛泽东来到湖南,他的第一项工作不是与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开会研究,进行“闭门造车”,而是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既然是秋收起义,调查农民情况当然是天经地义。13日,毛泽东在长沙县清泰乡邀请5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回到长沙城后,毛泽东又与从老家韶山来省城的5位农民话起了家常。毛泽东的调查可谓极具针对性。

正是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正在剧烈变化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有了切实的把握,对于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调查中,他还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

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对秋收起义如何开展有了“底气”,他感到此前制定的《湘南运动大纲》已完全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必须加以改变。8月18日和8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对涉及秋收起义的几个主要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在举什么旗问题上,他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他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二)在如何起义问题上,他明确地提出:“要来制造这个起义,要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他强调说:“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三)在土地问题上,他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四)在起义区域问题上,他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起义。”湘中的中心是长沙。

中共湖南省委書记彭公达后来说:“缩小范围的起义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4项正确主张,未被中共中央采纳。

毛泽东深知,他的主张来源于调查研究,是来自于实践的真知灼见,岂容轻易否定?因此,毛泽东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9月9日,秋收起义发动,毛泽东后来兴奋地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记之:“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一场举着“镰刀斧头”旗帜的起义在湘赣边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引兵井冈

革命的激情是高昂的,但革命的现实却异常残酷。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加之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占据的是绝对优势,起义部队在进攻平江、浏阳等县时,均告失利,这时,起义部队也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县城都未能攻下,何谈长沙?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立即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中心问题,争论得很是激烈。起义部队中不少人认为应坚持原定计划——“取浏阳直攻长沙”,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是中央的既定主张。即使失利,毛泽东也执行了中央所要求的任务;而如果不攻长沙,“临阵脱逃”是显而易见的罪名。但是,依靠现有工农革命军力量去攻占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个决心让毛泽东如何能下呢?

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同。起义军放弃进攻长沙,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几个月后,毛泽东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毛泽东犯了“右倾逃跑”等错误,撤销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到农村可以保存力量?这仍然与他此前的调查研究有关。半年多前,毛泽东亲赴湖南农村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前后共32天。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县城,毛泽东都通过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收集到了许多新鲜的材料。这次调查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正是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而党的政策则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

在秋收起义遇到挫折,革命武装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知道:不能同强敌硬拼,把革命火种保存下来就是胜利,而保存革命火种只能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才有可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农民运动专家,正是出于对农村情况的深入了解,使他做出了异于常人的正确决断。事实证明,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虽然确定了要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但对于工农革命军的具体落脚点,还没有最终确定。这个地方是不好选的。落脚点除了必须远离敌人统治力量之外,还必须有相当熟悉当地情况的党内同志,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有一定的地形条件,这样才有利于工农革命军能够尽快站住脚跟,保存自己并发展壮大。

转移途中,毛泽东接到了宋任穷带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来信,他从信中得知“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一情况,毛泽东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布置秋收起义时,曾听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说过。现在井冈山的详情如何,毛泽东还有待了解。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宁冈后,与当时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取得了联系。袁文才对这支队伍的来意是充满疑虑的,他虽答应会面,也在暗中做了一些“布置”,安排了20多个人以防万一。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几乎是独自前来,并没有带什么人手。袁文才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毛泽东向袁文才表明了来意,坦诚与他进行沟通。为了消除袁文才的疑虑,毛泽东当场宣布赠送100条枪给他。要知道,袁文才的手中不过只有60余条土枪而已,毛泽东所赠的枪支可是威力巨大的正规军火。

袁文才大喜过望,但他感动之余,仍保持了一定的谨慎,对工农革命军留驻井冈山,只是表示: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周边地区去打土豪。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安顿好伤病员后,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游击,进一步对井冈山详情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调查,毛泽东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位于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湘、赣两省边界,而且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便于积草囤粮,聚集力量,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據地。

这时,工农革命军来到遂川大汾镇驻营。凌晨时分,队伍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整个队伍被打散了。前卫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半年后才重新归队。毛泽东则率领团部和特务连边打边撤,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仅40多人。

血一样的现实让毛泽东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革命的低潮期、人地生疏之时,连靖卫团都应付不了,是无法和国民党正规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的。由此,更坚定了他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毛泽东最终作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在长期的、反复的调查研究中获得的。从此,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开辟了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征程。

★“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受挫后,工农革命军退往湘南的途中充满险情。国民党当局布下重兵围追堵截,给这支队伍的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困难。工农革命军中一些领导人对部队的战略转移持保留态度,特别是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等人更是如此。最为严重的是,此时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工农革命军南下以来,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区,条件艰苦,加之缺医少药,疾病流行,许多人意志动摇。

很明显,这样一支一盘散沙的军队是无论如何也担负不起革命重任的。

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最初,有些战士不认识他,以为是老百姓,便要拉他挑担子。后来,知道他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那些战士们都惊奇地围到他身边来,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都从心里感到和他更亲近了,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据赖毅回忆:

“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没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一连,明天又在另一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谈及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的状况时曾这样描述:

“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深刻地了解到这支军队现存的问题,决心实行彻底的改编,凝聚队伍的士气,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在一间“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各项决定,无一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工农革命军整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这既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在客观上也减小了目标,有利于军队的生存与发展。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员也进行了更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思想动摇的余洒度的军事指挥权。

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工农革命军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在国民革命军中,团级以上才设立党组织的规定,使党组织进一步下到基层,便于及时了解士兵的思想,同时也更便于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整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则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这样就清除了一些动摇分子,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提高了队伍的士气。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在工农革命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取消官长四菜一汤的待遇,废除薪饷制,经济公开,官长与士兵一样生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的权利。

“三湾改编”是我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整编后的军队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成长为能担负起相当政治任务的组织,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毛泽东对军队的改编,也为此后的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必须的组织基础。

由于工农革命军成员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旧的习气还未清除,新的纪律还未建立,因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这支新部队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如果不让老百姓感到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軍队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军队也就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要靠能让群众亲眼看到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在军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于1927年10月24日提出了“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25日,他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一、还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佚、请来佚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此后,又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于1928年4月规定部队必须执行。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这两项注意,从而形成了我军长期坚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经过对人民军队的改造,群众再看到人民军队时,不仅不跑,还主动配合军队开展工作。

如此有针对性的规定,没有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如何得来?毛泽东从政治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对军队的改造,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了党在秋收起义前后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事后看来,毛泽东在许多重大关节点上所做的重大抉择,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些抉择是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调查研究,为他此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充足的养分,也为他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提供了精彩的注脚。

毛泽东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政策,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具体问题。这是他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结果。也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从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

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一份文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这就是后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文章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正如若干年后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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