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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周恩来难以忘怀的人:张冲

尹家民


张冲曾是国民党情报方面的中坚力量,曾以反共为业,也曾是暗伤周恩来的“伍豪启事”的炮制者,后因谋求国共合作而与周恩来交往……张冲逝世后,周恩来竟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连说:“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准备放蒋的宴会上,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的随从人员张冲。当他来到张冲桌前,停住脚步,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人潘汉年连忙将张冲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握住张冲的手说:“来,张先生,为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竭诚合作而干杯!”

张冲站起身来,举杯的手略微颤动。可以说,他是在座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位。这种复杂的情感仍然与周恩来有关。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国民党中统“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一则由国民党中统杜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两个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豪”其人。

风雨几度,转眼到了1936年春天,又是这位张冲,又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

然而,张冲这次可不是故技重施,而是出于民族大义,要寻求国共合作。虽说张冲是中统要员,在其任上也搞了许多特务活动,但因其接触共产党情报的便利条件,对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事实告诉他,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要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

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中央几经慎重考察,才派出潘汉年与张冲联系,开始了两党间的秘密谈判。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为了和共产党打交道,张冲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他是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这时他已调出中统,专事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和莫斯科秘密联络。他到西安之前,也有人劝他:“淮南(张冲——编者注)你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就会成千古罪人。”张冲却很坦然:“调查科(中统——编者注)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的,但事至今日,我深切感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正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使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从敌手变成了密友。

★谈判中的竭力合作者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方面开始谈判,和谈开始还顺利。

张冲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

周恩来对此深表遗憾。张冲私下又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1个师为1万人,其底牌实为1.2万人,你们可以力争超过此数。”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通过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对张冲的诚意深表感谢。张冲叹道:“可惜我手中无实权,不然我们还能合作得更好。”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致已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周恩来一看,这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许多地方令人难以接受,如红军改编成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高声说道:“这样的修改我不能同意!”

贺衷寒面无表情,也不搭腔。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追问。

“因为,”贺衷寒丢掉手中的烟蒂,瞪大眼睛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袖,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努力挑选着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仍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两眼似乎要冒出火来,便不出声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

周恩来以尖锐的目光直视着贺衷寒。

回到住处,周恩来对叶剑英说:“应该马上报告中央,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束缚我们愈紧,我们愈难在蒋面前讨价还价。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

叶剑英赞同:“这些问题跟顾、贺根本解决不了。贺衷寒这个家伙真是反共习性难改。”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复电周恩來、叶剑英: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往常一样,他虽然一肚子火,但讲起来仍然很克制:“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见事情出现反复,有些着急。

周恩来看到张冲一副着急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他略带几分讽刺地说:“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会儿。”

一个月来,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多了几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他颇受感染。他提议:“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5个人是不是再坐下来谈谈?”

周恩来很坚定:“我看西安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见蒋再说了。”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准备同蒋介石直接会谈。

在西湖谈判中,张冲鞍前马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周恩来为了表达对张冲的真诚谢意,特请潘汉年为他俩照了一张合影。

6月4日,张冲陪同周恩来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了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

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张冲在前面走,轿夫们抬着空轿跟在后面。在好汉坡,张冲擦着额上的汗珠子,感慨地说:“你的体力比委员长好多了。”

“他年纪比我大嘛!”周恩来也走出了汗,脱掉中山服外套,放在左胳膊上。

周恩来被安排住在牯岭镇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蒋委員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他稍等几天。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

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有了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这次特意把戴笠带来,对庐山周围的3万居民作了调查,凡有嫌疑者一律请其下山。康泽的别动队集结待命,每日出操的号声脚步声相闻,一派草木皆兵。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站在石阶上迎候周恩来。宋美龄和宋子文也站在路边,笑脸相迎,把周恩来请进楼下的会客厅。

交谈不欢而散。以后几次交谈,蒋介石没有任何松动,周恩来只好摊牌:“我们不能同意蒋先生的提案。”

蒋介石毫无顾忌,连杭州答应的红军3个师以上设司令部的诺言也推翻了,只同意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指挥。

天并不热,周恩来的一排扣子全解开了,全身靠在椅背上,反问道:“政治机关如何指挥军事?”

蒋介石气冲冲地回答:“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妥,此案终究不妥。”周恩来合上面前的文件夹,不想再谈下去。

“我看可以,这个政训处由你来当主任,康泽辅之……至于毛先生,朱先生,可以请他们出洋。”

周恩来站起来,用文件夹的背脊敲了一下桌子,脸上浮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一个杨虎城已经出洋了,再请朱德、毛泽东随之,蒋先生,岂非你把我们党也看作一个地方军阀而已?”

蒋介石尴尬一笑:“言重了,言重了。在党与党之间我们是对等的嘛!现在只是我与你,或者说我与你们共产党在讨论问题。”

“看来我只有回延安请中共中央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了。”周恩来夹上文件夹,朝门口走去,“此问题不能解决时,只有请张冲先生进苏区去谈了。”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在一番争论之后,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看来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斡旋者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风云突变。1941年2月18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难以出席参政会。

这无异意味着中共表示决裂!

接到中共方面公函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立刻去找张冲商谈。

张冲在得知皖南事变后,为之震惊,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扔到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但是张冲又是国民党要员,虽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中共的处境,又不得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当王世杰将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事情一说,张冲也是脑袋发木,没等约见,就闯到周恩来办公室,要求周恩来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出面与周恩来谈话。

周恩来一口拒绝:“10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军事进攻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陪笑道:“你知道,蒋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大家翻脸。”

“脸已经翻到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无非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4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2月25日一大早,张冲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坐就是3个小时,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关于中共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

张冲拱手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的确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搔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嘛,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我看这样,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回校对一次,以便委员长能见你一次。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委员长会把火发到大家头上,他会说他是被迫而见的。”

“我不管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反正见不见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一定。我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请你报告你们中央好吗?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的名义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议会,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别人来,另外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可以蒋为主席,你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12条,委员长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

“我们不是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

两人都沉默下来。看看已过了3小时,张冲要告辞,希望明早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見到张冲,把中共中央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电报及毛泽东的意见拿给他看。张冲看过后,说:“这不等于破裂吗?”

“责任在你们。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12条。”

“12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在做不到。但昨天3项办法已答复12条了。”

“既然如此,我只有回去和中央讨论了。”

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看着张冲说:“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撤回,董、邓两位出席参证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如果董、邓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周恩来嘴角掠过一丝讥讽:“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

“不说这个了。”张冲又说,若董、邓不出席,主席团将来选毛先生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相思?

“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人来捧场,对我们岂不是侮辱?”

“骂人者并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你们出席一人也好,请你报告延安。”

“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了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张冲再也没有力气谈下去了,站起身来时,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让侍从室从早到晚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月1日清晨,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开幕了,蒋介石又让张冲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遭到拒绝。会议又延期一天,还是不见董、邓的身影。会议开始后,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逝世后引发周恩来悲痛的人

张冲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要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十分沉重。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个遗嘱交代家属:“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

1941年6月,张冲时常高烧不退,忽冷忽热,一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他起初并不在意,仍努力为国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劳,可渐渐不支,不得不住进医院。周恩来闻讯后,多次去医院探视,坐在病榻旁问长问短。张冲抬头望着周恩来,又谈起国共合作之事。周恩来劝他:“国共之间的事由来已久,不是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你现在病重,最要紧的是调养,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接着谈。”

张冲眼中滚过一层泪光:“看来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后继者中也不乏爱国之人,请你和他们保持联系,一定不要使国共关系冷淡下来。”

周恩来紧紧握住张冲的手:“你还年轻,不要想得太多,安心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可是,8月11日,当周恩来听说张冲病情恶化,急匆匆赶到时,病榻上躺着的已经是不再说话的僵冷的张冲的遗体。

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天气酷热,政敌刁难,医护不周,年仅38岁的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里病逝。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与张冲交往,特别是到重庆以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通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如同老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开会,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这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不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你等我一下。岂有此理!”他知道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分裂。他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得蒋介石手令后,又赶往机场,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看着飞机升空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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