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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王桢

2016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风阳县小岗村。他对乡亲们说:“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从小岗村农民签下包产到户契约书,到家庭联产承包潮涌神州,是中国改革历史性的一幕,至今令人回味。

★小岗农民的红手印

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在实践中暴露出“吃大锅饭”、束缚基层和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重大弊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长期未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疾呼改革,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他设想,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出规定:“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但是,由于当时在思想上仍有束缚,还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农民的积极性仍然难以充分发挥。

对这“两个不许”,置身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自发地突破了。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特大旱灾,粮食歉收。当地农民的日子十分难熬。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的周日礼回忆说:因为干旱,天上飞的麻雀由于缺水,飞着飞着就掉了,旱情已严重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由于生计所迫,许多人揣着公社开具的要饭证明,背起他们父辈传下来的花鼓,外出逃荒要饭。

为了渡过时艰,安徽省委决定,允许生产队将一部分耕地借给农户耕种,并鼓励农民个人开荒种粮,谁种谁有,国家不征税,不收统购粮。这一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自觉行动。

风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农民户数很少,多年的“大锅饭”已经让他们穷得叮当响,年年逃荒要饭。这一年,又是“借地”、又是承包到作业组,让他们感到了新的变化。他们穷则思变,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1978年11月,村里的18户农民秘密开了一个“地下会议”。时任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回忆说:我们领导班子通过讨论,要想救活村民的命,只有分田到户。但是分田到户在政策上并不允许,我们干部可能要批斗坐牢。村民们表示:干部为我们干了事,我们不能不管,我们写个协议书。

于是,社员们神色庄重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契约”上写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搞包干到户的办法大大激发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副队长严宏昌回忆说:我们决定做下去后,群众积极性特别高涨。他们起早贪黑,不再像之前生产队吹破哨子、敲破铜锣也没有人上工。

但这一张自发搞包干到户的“契约”,透露着一股悲壮的情绪。因为,摆在村民面前最大的困难是:他们的行动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撑和肯定,这种行为会被认定为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但政治上受批判,还可能判刑坐牢。自农业合作化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都先后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做法,但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严厉批判和打击,很多干部为此被处分、被撤职甚至判刑,这是有过教训的。

纸包不住火,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很快便“露馅”了。公社责令小岗村回到包产到组,因为组再小,那也算集体经营。公社还以停发种子、肥料、耕牛和贷款来惩罚抵制这一措施的社员。

1979年4月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检查工作,听公社汇报后,意外地放了小岗村一马。陈庭元之子陈永兴回忆说:当时我父亲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队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

民以食为天。在生存的驱使下,农民自发起来寻找着自己出路的,不仅仅是小岗村。离小岗村不到300里地的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也出现了给农民“借地”种粮的新鲜事。

1978年9月15日,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悄悄地来到山南公社黄花大队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想个争取在明年多种粮食度饥荒的办法。最后,还是汤茂林书记提出,把地借给农民种麦,称为借地种麦,种保命麦。

时任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解绍德后来回忆说:社员们立刻就来了积极性,当夜包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员们就下地播种了。

黄花村借地种保命麦的消息,传到了同属山南公社的小井庄。小井庄人的做法更干脆,把地先包给社员,先试一年再说。结果第一天包完地,第二天早上就立竿见影,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到了“自家”农田,干劲十足。不到10天工夫,就种了数十亩小麦和油菜。此时天公作美,下了场大透雨,麦子绿油油冒了头,惹人喜爱。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花村和小井庄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山南公社的街道,在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贴满了指责批评的大字报。更让人害怕的是,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告状信的标题是《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有些吓人。

周日礼回忆说:山南开始通过借地的办法,但有些农民说搞的还是小手小脚,干脆把土地按人口分,不用留空地。一些地方干部觉得农民讲得有理,一下子把土地都分到各户了。

面对这个情况,省委大院里叽叽喳喳议论山南“造反”。作为省农委副主任的周日礼十分为难。他只好硬着头皮到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文件中说的“两个不许”。农民很反感,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一些胆子大的农民甚至提出,要求中央把“两个不许”去掉。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大包干”就是“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越来越厉害,有人要求省委表态。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省委书记万里亲自主持。会上有人说中央文件讲得清清楚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现在搞,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嘛?会上他一言,你一语,意见统一不起来。

万里最后讲话了:这些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明问题。他主张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

虽然万里强调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但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还是在四周传开了。四五天里,山南区其他5个公社,全都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不到一个月,肥西县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从1979年年初开始,安徽省在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早的肥西县、风阳县,允许生产队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的责任制;四川省鼓励一些生产队进行包产到组和“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的试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推广包产到组的管理责任制;广东省在农村社队普遍推行“五定一奖”的经营管理制度……许多地方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

★“张浩来信”风波乍起

《人民日报》对一些省份实行包产到组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陆续进行了报道,肯定这是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试验。

但多年来“左”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提到了路线、方针的高度,有些人担心会瓦解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基础,担心会偏离社会主义。

这种争论在报纸上反映出来。1979年3月15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配发“编者按”。

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这篇文章对包产到组都不同意,对农村改革来说,无疑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也导致了干部群众中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地方立即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有些地方由于拿不定主张,由此影响了春耕。

多年搞运动,人们已习惯从报纸上把握“政治风向”。包产到组都不行,包产到户不就更不行了。所以,“张浩来信”给在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推行步伐比较大的安徽省带去了巨大震动。

本来就因包产到户扩大而感到不安的肥西县委,这下更紧张了。急忙又是发文件,又是办学习班,要求山南公社转弯子,收回包产田。这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有农民表示:要给中央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坐班房我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张浩来信”的那天,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嘉山县。他感到问题严重,立即赶回地委,发布了一个电话通知。通知说,春耕大忙已经开始,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变,到秋后看实际效果再定,有什么问题地委负责。

3月1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各县视察工作,他对一些负责人说: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农民、集体、国家增收就是好办法。《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一经发布,有的地方就动摇了。为什么不看群眾,不看实践?

随即,安徽省农委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刊登在《人民日报》3月20日头版位置。信中说:“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的。”《人民日报》同时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此时,万里的心里仍觉得不踏实。他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希望能够争取中央“尚方宝剑”的支持。

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双手赞成。这一年的7月,邓小平到安徽。在听了万里对安徽省农业的汇报后,他表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包产到户的效应,以惊人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小岗村为例,合作化后23年,小岗村没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而1979年,小岗村农民向国家交粮6.5万斤,油料2万斤,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人均收入从过去的20元增加到400元。

惊人的成效引得周边村的群众议论纷纷,说都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于是周边村一窝蜂地把大包干由组分到户。到秋种的时候,风阳全县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包干到户。

公社、县里的干部担心了。他们把严宏昌找去,想叫小岗村回到包产到组。严宏昌说:我们搞包干到户,不光县里领导同意,地委领导也批准了。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县里把电话打到地委。地委书记王郁昭爽快地认账:小岗搞包干到户,经过县委、地委同意,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

风阳县委研究室的吴庭美,把小岗村的情况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送上去。万里看到了,很是高兴。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了小岗村。下车以后,他二话不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发现农民家里家外粮食装得满满的。农民还把炒好的花生送给客人尝,并一个劲地往他们大衣口袋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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