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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珍宝岛事件

洪星 张成军


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一些现实问题中的分歧越来越大,中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乃至尖锐对立。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和磨擦。为了反击苏联的霸权主义和侵略行径,1969年的3月,我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部队在珍宝岛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武装冲突。

在这场规模不大却影响深远的冲突中,毛泽东作出了重要决策,为我军赢得胜利提供了精神指引和原则思路,化解了因珍宝岛冲突引起的一系列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

★100多年前播下冲突的种子

纵观国际争端,因为领土、领海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最为常见,中苏珍宝岛冲突就是这样一起冲突。事实上,冲突的种子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埋下。

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长约230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约0.74平方公里,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乌苏里江下游,处于我国地理位置的最东端。由于它两头尖、中间宽,从高处看形似元宝,因此被命名为“珍宝岛”。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利用清政府的腐败和孱弱,强行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割让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此后,又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乌苏里江为界,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国土。这个不平等条约,将珍宝岛推到了中俄边界划分的第一线。根据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国土。可苏联却罔顾国际法和历史事实,于1947年将珍宝岛划入其警戒线以内。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苏联拿出了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为证。图上,一条红色的分界线划到乌苏里江我方的江岸。不过,这张图是沙皇俄国在1861年单方面绘制的,当时的中国政府与俄国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图上的红线只表示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而且附图的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在这张小图上不可能用一条红线确切标明江中的分界线。因此,这张附图并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俄国。历史上中俄双方一直是按照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证实了这一点。面对我方有理有据的辩驳,苏方人员理屈词穷。因此,在1964年的谈判中,苏联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此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升级,与中苏矛盾升级相伴的是边界斗争的激化。苏联领导人妄图通过珍宝岛,彰显苏联强大实力和毫不退让的立场,给中国制造压力,迫使中国屈服。不过,他们低估了毛泽东对于抵抗霸权主义的决心和魄力,也低估了中国军队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信心和能力。伴随着苏联入侵珍宝岛行动的不断升级,一场规模不大,却深刻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苏边境冲突终于在珍宝岛上爆发了。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和数亿人民,我们谁也不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边防军开始不断挑起事端,公然拦阻我军民登上珍宝岛,破坏我正常航行和渔民生产,阻挠我边防部队巡逻,经常辱骂、推搡、殴打和放犬撕咬我方官兵,摆出了一副倚強凌弱的蛮横架势。

1968年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境斗争的形势,他介绍说苏联边防军侵入乌苏里江上的中方岛屿,在中苏边境增加了10多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3个加盟共和国新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毛泽东自信地说:“这没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奉陪。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和数亿人民,我们谁也不怕!”

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苏联边防军对珍宝岛的侵略行动迅速升级。12月27日,他们开着装甲车、卡车,拦截殴打我上岛的边防巡逻队,当场打伤8人。1969年1月23日,苏联边防军再次打伤我28名边防官兵,抢走冲锋枪、自动步枪和数百发子弹。2月6日至25日,又发生5起苏联边防军殴打我方人员的事件。特别是2月7日,苏方用枪向我巡逻队方向发出6个点射,使事态开始向交火的方向发展。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1969年1月,我国开始考虑采取自卫还击措施。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军区加强中苏东段边防警戒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准备,要求边防部队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规定自卫反击限制在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要迅速行动,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沈阳军区专门成立工作组指导战备,做好了充分准备。

1969年1月25日,沈阳军区下属的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计划以3个连的兵力参战,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指挥所。2月19日,作战方案被总参谋部批准,经呈报获毛泽东同意。

3月2日早晨,我边防部队派出30人分成两个小组前往珍宝岛巡逻,并在我方岸上部署了无后坐力炮、重机枪等。第一巡逻小组上岛后,很快被发现。苏军立即派人乘车驶上珍宝岛,迅速包围我方巡逻队。此时,我方第二巡逻小组突然出现并从苏军侧翼穿插过来,挡住了苏军的一支小分队。这令苏军阵脚大乱,慌乱间向我方巡逻队开火,造成我方6人伤亡。我巡逻小组迅速还击,当场打死苏军7人。而这7人恰好是苏方的指挥组,顿时苏军群龙无首。紧接着,我岸上支援部队也投入战斗。在1小时的战斗中,我方打死打伤苏军60余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

冲突爆发后,3月2日当天中国政府便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指出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苏修新沙皇》,义正辞严地批判苏军侵犯我领土主权的罪恶行径,回击苏联划界的荒谬论断,揭露苏联的侵略行径。3月5日,毛泽东指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毛泽东也参加了活动,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山人海的游行群众讲道:“我们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中苏激烈交锋珍宝岛

真正的战斗在3月15日打响。

3月14日夜,我方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以打击苏军坦克和装甲车。3月15日凌晨4时,苏联边防军6辆装甲车掩护30多名步兵悄悄进入珍宝岛,并潜伏下来,准备偷袭我方巡逻队。但他们被我方提前上岛的埋伏部队发觉,从而失去了先机。

3月15日上午7时40分,我方两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时2分,我方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开始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我方击毁苏方两辆装甲车,苏联边防军被迫撤退。9时46分,苏联边防军出动3架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他们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6辆,分两路攻击岛上的中国巡逻队。同时,以4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我军。在岸上火力支援下,我军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不久,我军无后坐力炮班登上珍宝岛,立即架炮射击。因为威力有限,只击毁2辆装甲车和1辆坦克。即使如此,苏联边防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也备受震慑,纷纷溃逃,其中1辆坦克误入雷区被炸毁。

13时35分,苏联边防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我方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宽度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炮击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15时13分,他们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100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3次攻击。我方官兵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80米不打,70米不打,放到50米,突然开火”,依靠近战顽强抗击苏军进攻。15时30分,我方岸上炮兵群猛烈开火,毁伤苏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还炸死了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17时15分,苏军撤出珍宝岛。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我方与苏军激战9个多小时,毙敌60余人,伤敌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缴获军事装备一部,狠狠打击了苏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前线战况迅速传递回北京。3月15日当天,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它进来,进来就好打了。”不过,考虑到国内外大局,毛泽东内心深处依然不愿与苏联扩大冲突。他也明确指示要点到为止,说“不要再打了”。

★缴获苏联坦克推动我国防工业发展

珍宝岛冲突,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外交格局和地缘政治形势,而且对我国坦克工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我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度缺少现代重型兵器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法从西方获取先进技术,主要依托苏联援助才初步具备了坦克、装甲车、飞机等大型军事装备的制造能力。不过,随着中苏分歧和矛盾的加深,苏联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这使我国的军事工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自从我国成功研制59式坦克后,因为自身技术薄弱,缺少外援,坦克装备的发展水平止步不前,急需新式坦克技术支持。珍宝岛冲突中,围绕一辆新式坦克,双方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我方参战部队利用反坦克地雷炸断了一辆苏军T-62型主战坦克的履带,使其动弹不得。为了防止这辆坦克落入我方手中,成为侵略罪证和造成技术泄密,3月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5辆坦克、70多名步兵登上珍宝岛,妄图拉回这辆坦克。我方岸上炮兵猛烈开火,击毁击伤其坦克2辆,毙、伤其步兵30余人,苏军无奈,只好撤退。此后,苏军又先后多次试图拉回坦克,但均被挫败,其试图直接炸毁坦克的尝试也被遏制。无奈中,苏军只好用炮火炸开冰层把这辆坦克沉入江底。不过,我方随后从海军旅顺基地调来潜水员,冒着严寒潜到江底把钢缆系在坦克上,最后靠绞车把坦克从水下拖回了我方阵地。

T-62坦克是苏联二战后研制的第二代坦克。1962年研制定型,1964年开始装备部队,累计生产了4万辆左右。1965年5月,这型坦克在苏联红场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先进的性能令世界侧目。这型坦克拥有防弹性能良好的卵圆形炮塔,全重37吨,乘员4人,配备了大功率发动机,最大时速约50千米。它的火力凶猛,采用了115毫米口径的滑膛炮,使用高速尾翼稳定穿甲弹,可在1000米的距离内击穿450毫米厚的装甲。此外,这型坦克还拥有红外夜视、夜间瞄准装置和火炮双向稳定操作系统,是夜战和运动战的装甲“悍将”。

在遭受西方和苏联技术封锁的形势下,这辆苏军的先进坦克无疑是我国坦克升级换代绝佳的技术参考对象。为此,被俘获的T-62型坦克先被拉回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参加珍宝岛反侵略展览,以实物的形式向人民公开苏军入侵的暴行和我军英勇奋战的战绩。展览结束后,它被送到相关的科研单位和工业部门,进行技术剖析和仿制。最终,这型坦克“戴罪立功”,为我国坦克技术水平的进步立下汗马功劳。它的设计理念和新型装备给我国带来了很多启发,使我国的坦克炮从线膛炮转向大口径滑膛炮,并让我国成功研制出了利于夜战的红外大灯,还仿制了测距仪等先进装备。在此基础上,我们研制发展出了第二代的69式坦克。该型坦克成功出口到了伊拉克、伊朗和泰国等国家,成为我国出口数量最多的地面装甲兵器,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换取了大量宝贵的外汇。今天,这辆记录苏军侵略行径,并为我国坦克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T-62型坦克静静地停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毛泽东不怕核讹诈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由于我军一线官兵的周密组织和英勇奋战,苏联边防军的人员和装备在冲突中损失惨重,明显吃了亏。这让自詡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家长”的苏联倍感脸上无光,也削弱了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声誉和形象。因此,苏联高层十分震怒,围绕如何反击中国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以军方为代表的主战派态度尤为强硬,认为只有让中国感受到切实的核威胁,中国才会屈服。因此,他们计划对中国的酒泉、罗布泊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北京、鞍山等重点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核打击,一战摧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彻底清除中国对苏联的隐患。但是,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代表的一方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还是要坚持与中国沟通,通过谈判的方式化解危机。为此,柯西金启用了已经被冷落很久的中苏高层热线电话,想和毛泽东直接沟通相关问题。电话接通后我方接线员一听是来自“苏修”领导人的电话便大骂柯西金,没有把电话接给毛泽东,也没有按照柯西金的要求把电话转接给周恩来。

电话受辱事件让柯西金十分恼怒,开始支持主战派的观点。不过,除二战期间对日本进行过核打击外,人类还从未进行第二次实战性质的核打击。由于此事事关重大,苏联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便派人将此事通知了美国,希望与中国尖锐对立的美国能保持中立。不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谋求改善对华关系,需要中国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为此,他们把苏联计划核打击中国的消息通过一家小报透露了出去,从而把苏联的计划公之于众。同时,美国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苏联核打击中国。

面对传闻中的苏联核威胁,毛泽东举重若轻,并没有被吓倒。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怕过核武器。他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在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对话中,曾有一个震惊世界的论断:“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是纸老虎。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因此,对于传闻中的苏联核打击计划,他依然稳坐钓鱼台。

为了挽回在珍宝岛丢失的颜面,苏军1969年8月13日策划了偷袭我边防部队的铁列克提事件。中苏关系再次紧张。周恩来与柯西金虽然进行了改善关系的首都机场外交会谈,彼此表明了不扩大战争的立场,但并未消弭苏联对华核打击的传言。当时,全国马上要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照计划要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一向周密谨慎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说:“主席,四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认为今年国庆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想了想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进一步问道:“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答道:“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毛泽东什么时间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69年9月28日和29日,我国在西北某地成功进行了核爆炸。美、苏两国的地震监测站以及太空侦察卫星几乎同时检测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不约而同地判定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不过,与以往中国都公开报道和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做法不同。这两次核试验中国媒体却集体保持缄默。对于这种意外情况,外电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两次神秘的核爆炸,给苏联传递了中国已经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的信息,使其知难而退,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毛泽东运用高超而精妙的战略威慑手法,避免了一场因珍宝岛冲突引发的核战争。

★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20世纪60年代,因为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又爆发了反战运动和人权浪潮,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苏联则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并处于在全球扩张势力范围的有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采取守势,对抗苏联必须借助第三方。中苏珍宝岛冲突,使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也使两国和两党彻底陷入对抗。这让美国看到了争取中国对抗苏联的潜力。为此,1969年美国向华试探性地抛出了橄榄枝,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等方面的限制,主动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示好等。这些友好措施,为中美缓和关系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我国也遭受苏联的压迫和威胁,同样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珍宝岛之战后,毛泽东对于中苏关系破裂和中美关系紧张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产生了顾虑和担心。他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重新审视、评价美苏的作用,借助美国的力量挫败苏联领导集团的扩张的想法开始萌生。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曾直率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后又指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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