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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国乒乓球队停训后复训

钱江

1966年夏至1966年底,受“文革”影响,北京龙潭湖畔的国家体育集训队陆续停训,乒乓球队是其中最晚停训的队伍。这年12月6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归国时,惊讶地发现体育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全部停止了。此后,国家体委系统遭到严重冲击。

善良而又茫然的人们以为,中国运动员再也不会出国比赛了,中国不再需要竞技体育了。这时候,是周恩来总理首先做出姿态,示意中国乒乓球队恢复日常训练。

循序渐进,乒乓球选手参加外事活动

1967年底,周恩来总理指示,请国家体委讨论,是否参加1969年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世界冠军容国团立即提出,应该组队参加。但是体委的造反派坚决反对,宣称“革命运动高于一切”,想参赛是为了个人名利,由此否定容国团。

1968年5月12日,全国体委系统实行军管。军管前后,造反派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更加粗暴。周恩来闻讯即予指示,对著名运动员要保护,不能关押拘留。这样,庄则栋等一批著名运动员从“牛棚”里被放了出来。

1969年春天以后,国内秩序有所恢复。这年10月4日晚,周恩来总理宴请刚果(布)总理拉乌尔。体育界由当时的国家体委军代表刘义亭和当了教练的徐寅生、李玉环、张光禄、蔡集杰参加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他们站在宴会入口处迎接周恩来和贵宾。

周恩来陪同拉乌尔来到宴会厅时,看到了体育界代表。周恩来径直走过来询问李玉环:“你是哪里的?”当他听说面前这位年轻女性来自中国乒乓球队时,周恩来问:“你们还能不能打(乒乓球)?”

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又问:“老的能不能打?”他指的是那批老运动员。

李玉环回答:“能打。”她对周恩来说:“徐寅生也来了。”

周恩来发现,曾是1965年第28届世界锦标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力选手的徐寅生就站在一旁。他笑着上前和徐寅生握手,问:“徐寅生同志,你还能不能打呀?”

这位前世界男子单打第三名选手迟疑了一下,告诉周恩来说,自己当教练了,如今不大打球了。

周恩来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庄则栋还能打吗?李富荣、张燮林、周兰荪都能打吗?还有林慧卿?”

这时,军代表刘义亭向周恩来敬礼。周恩来一边与他握手一边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打球啊?

军代表说,徐寅生已经当教练了。

周恩来点点头说:“过一会儿我再找你。”

果然,回到贵宾身边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询问刘义亭:“乒乓球队还有多少人?”

刘义亭报告,还有60多人。

周恩来又追问:“都能打球吗?”

刘义亭报告,除了少数几人改当教练外,大多数人都可以打球。

停顿了一下,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多少人想看你们打球啊!”这句话出口,全场都静了下来,人们注视着周恩来。

周恩来扭头问徐寅生为什么不打球了?徐寅生说:“年纪大了。”

周恩来说:“你现在多大?”

徐寅生:“31岁了。”

周恩来对他说:“31岁就大了?那像我早就该退休了。”

周恩来吩咐刘义亭:“你组织组织,叫他们打球。”

4天以后的10月8日晚,周恩来为欢迎前来中国访问的越南南方临时共和政府主席阮友寿举行盛大宴会。这次,前世界冠军庄则栋被选上了,他作为4名运动员代表之一跟随另一位军代表王福勇参加宴会。

周恩来走进宴会厅时一眼就认出了庄则栋,向他打招呼:“庄则栋。”此时的庄则栋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闻此一声,激动得泪花直闪,连声说:“总理,我代表运动员向您问好!”

对着庄则栋和军代表,周恩来再次表达了他希望观看体育表演的愿望。

周恩来观看体育表演,与选手谈话

两天以后的10月10日0时42分,周恩来来到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由国家体委军管主任曹诚和副主任符志行陪同,观看了田径、体操、女子排球、男子篮球和乒乓球表演,一直看到2时40分。表演结束时,他走下主席台,接见了参加表演的运动员。这是“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首次长时间地观看体育表演。

走进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周恩来与曹诚等人,还有几位运动员代表谈了话。

体操运动员尹锡南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体操队以后还要不要和外国人比赛?”

周恩来回答:“如果本事好,毛泽东思想又挂帅,为什么不能比?可以比,看和谁比。”周恩来又说:“和友好国家还是可以比的。”

这时,周恩来阐述了他对体育运动代表队如何发展的思路:“专业队要精。多派人到工厂、农村去指导,总得有体育运动。现在大家都忙,以后工厂、农村也还是要搞体育运动的。主要的是以业余为基础,是群众性的。少数尖子提高还是需要的,但不要搞特殊化。”

周恩来在这天指出:“围棋仅与日本有来往,搞得绝了种也不好啊!”

他问到了曾经创造举重世界纪录的老选手陈镜开。体委负责人说,陈镜开已经去烧锅炉了,而且“表现得不错”。

体委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说,国家体委系统原来有200余名从事运动医学的医生,现在大都赋闲,因为“文革”一开始,運动医学被否定了。

周恩来说:“不能否定一切。”

有人反映,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运动医学是搞“特殊化”。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病了才去治,谁故意去扭伤?”接着,他问起了运动员的生活待遇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国家代表队选手每月伙食费30元,其中本人交12元,其余由国家补贴。至于工资,运动员的工资和大家一样都不高。运动员工资分14档,最低14级,每月工资24元;最高为4级,可以拿到90多元。庄则栋是8级,每月工资不过70多元,已经是收入较高的了。国家级运动员们的平均工资为43元。

周恩来听后说:“把运动员教育好不容易。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总是学了嘛!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的,总还是好事嘛……为国争光,还要照顾。对孙梅英(著名乒乓球选手,乒乓球教练姜永宁的妻子——作者注)要进行教育。如果她本人没什么问题,遇到姜永宁这种事(指姜永宁在运动中含冤自杀——编者注),要进行教育。要动员庄则栋、林慧卿他们对孙梅英做思想工作。为社会主义出力,还靠年轻一代。孙梅英现在三十几岁吧,解放时也就十几岁。运动员绝大多数是我们培养的,我们要教育过来,要加强锻炼,‘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就是锻炼。”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这段话中也许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如果把周恩来的这段话放到“文革”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与其他人相比,周恩来在讲话中表述的思想,往往更贴近实际、涵盖面更广,往往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文革”中,周恩来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巨大局限性。重要的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他讲出了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话,作出了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决定。

从这天周恩来观看体育表演并与运动员交谈后,中国乒乓球队的日常训练恢复了。

周恩来说,体育健儿“为祖国争光了嘛”

时隔半年有余,1970年6月,中国南部邻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为王子比兰德拉举行婚礼,中国派出郭沫若为特使前往祝贺。该国还特意举行青年运动会,邀请中国派遣体育代表团参加,其中特别点名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周恩来即予批准,指出这是自1966年秋参加金边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后,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国访问,“应予鼓励”。此举标志着中国体育代表队在与世隔绝4年后与国际比赛恢复了关系。

6月4日晚10时,周恩来、董必武、江青、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中国乒乓球队前往尼泊尔前进行的“汇报表演”,同时表演的还有中国体操队、女篮和男排。

体育表演完已经是次日凌晨0时50分了,江青离去,其他领导人留下来,会见了领队赵希武、刘爱泉带队的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徐寅生、王志良、庄则栋、李富荣、周兰荪、张燮林、郗恩庭、李景光、余长春、苏国熙、林慧卿、李莉、李赫男、郑怀颖、郑敏之、梁丽珍、刘世庆。

在座者还有曹诚、李青川、赵正洪、田真、鲁挺、单岗、邹伯贤。

周恩来向大家问好。鲁挺向周恩来报告,说尼泊尔已经把庄则栋、林慧卿的照片要去了。周恩来闻言笑称:“啊,有名,庄则栋、林慧卿不去不行。”

徐寅生报告说,乒乓球队的训练已经比较正常,每天“政治学习”约3.5小时,训练约4.5小时。

周恩来提到了毛泽东在1965年徐寅生对女队讲话上的批语,询问还有哪些国家的体育代表队也去尼泊尔。

当谈到朝鲜乒乓球队也去尼泊尔时,有人汇报说,朝鲜男子乒乓球队在第2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亚军。周恩来说,跟他们遇到了,要是进行比赛也可能他们拿第一,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停。但是你们要争取拿到好名次。他明确地说:“人家没有间断过,这是个考验。我们训练不够,这是个弱点。”

对乒乓球队此去尼泊尔,周恩来和董必武都说了鼓励的话。

会见结束后大家离席,周恩来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得有人对他说:过去有人认为,“出国比赛是为修正主义捧场”。

听见这句话,周恩来猛地停了下来。他环顾四周,大声说:“怎么能说是为修正主义捧场了呢?就是为祖国争光了嘛!”

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周恩来将中国乒乓球队派往尼泊尔比赛,看似一着闲棋,却引出了长长的议题。原来,日本也派出了体育代表团,其中包括男女各两名乒乓球选手。女运动员之一是刚刚进入日本女队主力阵容的爱知工业大学学生今野安子。中国派出了庄则栋、李富荣这两位顶尖选手。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身上,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后藤鉀二看到了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可能;今野安子还和中国女选手说上了话,表明与中国选手是可以交往的。

中国乒乓球队的尼泊尔之行,可以看作“乒乓外交”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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