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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长征中的“编外”女红军

刘丽丽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对生命的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的一次大挑战,是对人类意志力的一次大考验。它突破了人类生理、心理乃至生命的极限,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仰望生命高峰的界碑。

对于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可能是她们生命中最悲壮也最光辉的一页。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她们承受着比男人更为严峻的考验。她们有的用一双“三寸金莲”式的小脚走完了长征;有的则是凭一双“解放脚”走过了雪山草地;更有的一路上和男人一样抬担架、背行军锅。但更为悲壮的,是分娩与行军相伴、产床与战场相连,成为了长征中的一大奇观。

长征中,女红军分娩后即不得不放弃对新生儿的养育。分娩与放弃养育、新生命降生与为此付出战士们的生命,二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难读懂它们共有的真实内涵: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意义上的尊重和敬畏。正是这种尊重和敬畏,使红军既爱革命,又爱孩子。革命和孩子,长征与未来就这样交融在了一起。在当时的条件下,女红军的选择,付出了人世间最崇高的牺牲。

曾玉,就是在长征路上第一个生孩子的女红军。

姓名不在长征名单中

曾玉的家乡是地处湘南的宜章,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湘南起义的源头。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即使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两天后起义军南下发展革命力量。在南下途中,经历了多次战斗,最后保存下来的起义军约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1928年初来到湘南宜章——曾玉的家乡。

起义军队伍中,有一个名叫周子昆的年轻军官。在部队驻地,情窦初开的曾玉与年轻英俊的周子昆相识后,曾玉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中,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途,有了一定的革命觉悟,同时也坚定了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意志。

在宜章,起义军不仅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了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湘南第一支农军——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反扑和湘南特委的错误政策,致使工农革命军无法在当地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不得不率部撤出湘南地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秋收起义余部会师。不久,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追随革命,也是跟随周子昆而来的曾玉,成为上过井冈山的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还在井冈山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周子昆结成革命伉俪。从此以后,曾玉跟随工农革命军和丈夫周子昆开始了既心潮澎湃又动荡不安的战斗生涯。

尽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但周子昆、曾玉夫妇仍然聚少离多,周子昆在前线指挥作战,曾玉则在苏区开展妇女工作。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

曾玉的姓名最后没有出现在随大部队出发的名单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此时有孕在身。就连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怀孕3个月体检出来后都被劝留在了苏区,何况她已怀孕7个月,大肚子显而易见。

虽然自己不在名单之列,但当曾玉听说自己的丈夫就在出征的行列中时,从长征开始她就追随部队,挺着像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悄悄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路走了下来。她的随队出征,只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她是“编外”,一路上没有口粮,没有被装,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她只是凭借着坚强的毅力,紧跟大部队不离开半步。这位性格倔强的女红军,深深打动了蔡畅等人。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对她一路照顾,吃饭时大家一同匀出口粮给她吃,宿营时大姐们就拉上她挤在一起睡。一路上,她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痛楚,但她一直是一个乐天派,从没有抱怨过。

与丈夫重逢在湘江边上

部队过了湘江,由于伤亡惨重,部队序列被冲乱。行进中的莽莽大森林就像一张张层叠的大网,罩在了这支浴血的队伍的头顶。在这里,曾玉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周子昆。夫妻相见,尤其是在那样的岁月,在刚刚经历了那样的一场浴血战斗之后,能够见到对方,该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啊!他们互相拥抱着,互相抚慰着,互相倾诉着,也许不止这些。他们忘记了这是在行军之中,他们忘记了敌人还在不远处追击,他们更不会想到的是身后会有一双愤怒的眼睛。

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可以说是中央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这一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

骑在马上的博古和李德,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全军指战员交代这次战役的决策、经过和结局。他茫然地坐在马背上,不知是在思索前行,还是在后悔当初,但那一脸的沮丧很明显。李德也是悻悻地,但他并不是自责,只是感觉上帝没有站在他的一侧而已。他让马紧走了两步,追上了博古。他刚要对情绪不佳的博古说点什么,一抬头却看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根旁倚坐着一对男女。看了一阵,他辨认出是周子昆和他的夫人曾玉,就径直朝着他们两人走过去。

“你倒好,一个师长把整个师都丢光了,竟然带着老婆自己跑到这儿来了!不可思议!”还未走到跟前,李德已经控制不住他的火爆脾气。

还在丈夫的怀抱中的曾玉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两个人下意识地分开站了起来。看到洋顾问的一脸不高兴,曾玉低下头不言语,周子昆忙说:“李德同志……”

李德根本不容周子昆辩解什么,大着嗓门,叽里咕噜地叫起来:“你,该为三十四师的覆灭负全部责任!你应该上军事法庭!”

除了曾玉,其他在场的人到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洋顾问把周子昆当成了在战场上指揮红三十四师与敌浴血奋战的师长陈树湘。周子昆曾经是当过红三十四师师长,但那已是老黄历了。这一次是陈树湘,而非周子昆。而且,此时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就是这次战斗,陈树湘腹部受伤,在突围的时候被敌俘获,但在押解过程中,趁敌兵不注意,用自己的双手扯断了肠子,壮烈牺牲。

曾玉在一旁一直默不作声。她心里非常清楚,无论她说什么,也无论她怎样说,这位洋顾问都不会理睬她。因为她平时对李德对萧月华大打出手的事情有所耳闻,她很害怕这样的男人。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德对她的丈夫大发雷霆。她听不懂李德说的话,但她能够看懂他的表情。李德真是气坏了,叫警卫员把周子昆捆起来关进保卫局。曾玉吓坏了,她不明白李德为什么要把她的丈夫带走,她甚至以为是自己的出现害了丈夫。直到毛泽东走过来劝走了李德,曾玉才庆幸这只是一场虚惊。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但红军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同时,中央红军的全部兵力和部署也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丢掉了大批辎重的中央红军从此开始了日夜兼程的急行军,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过老山界

老山界对于当代的青少年来讲,并不陌生,陆定一的文章《老山界》很早就被选入中学课本。老山界,又名越城岭,五岭之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与湖南新宁边境。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1月越过老山界向贵州方向前进。老山界现在已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与红军长征以来所翻越的群山相比,老山界算得上是一座陡峭险峻的大山。山上山下住的都是瑶族,所以大家称这座山为瑶山。山里的瑶民因为听了当地军阀的不实宣传,说红军每到一处便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到处张贴布告,宣称如果有人给红军带路、做挑夫,或卖东西给红军,就要杀死他的全家。在当时,住在大山的瑶族同胞自身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听闻红军队伍要经过这里,那些年轻力壮的瑶民都躲了起来,粮食也被藏了起来,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在家看守。

老山界森林蔽日,怪石突兀,青苔长满了每一块石头。冬季的夜晚寒意凛冽,那几天偏偏又下起了淅淅瀝沥的小雨。马匹把本就泥泞的道路,踏得越发坑洼不平。在这座瑶山筹不到粮食,大家就只能把米袋子里的米凑到一起节省着吃。曾玉是一张嘴吃两个人的饭,她常常饿得眼冒金星。吃不饱饭又要走这么难走的路,整个队伍的士气有些受影响,大家开始走走停停。

为了鼓舞士气,加快行军的速度,红军取消了夜行军的一些禁令,比如照明、唱歌等。如果是皓月当空,在队伍之中会响起此起彼落的歌声和说笑声,那是各班排之间在拉歌;如果赶上云层遮住了月亮,火把和油灯会在山野间晃动。就像陆定一在文中所写:“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由于山陡,常常有垂直角度的山崖,雷公岩就是这样的一段峭壁。几乎是90°的垂直的石梯,而且,只有一尺多宽。在这里,部队被迫放慢了速度。悬崖下留滞了许多马匹,大概是在等待战士们过去之后,再慢慢牵它们过去,有几匹马已经从悬崖上摔下来,断了腿脚。担架也不能抬了,伤员们只好由他人搀扶着,连拉带拖一点点挪上石崖。贺子珍、陈慧清、曾玉等这些有身孕的女人,攀登这么险峻的山峰,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

曾玉和大家一起使出了浑身力气,总算爬上了老山界峰顶。她长出了一口气,又马不停蹄小心翼翼地往山下走去。

老山界因为山陡路滑,又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下山的时候确实给大家出了很多难题,更有许多战士不慎失足,丧身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

枯草上诞生的小生命

正当女人们互相搀扶着下山的时候,曾玉悄悄地告诉她身边的钱希均,她肚子疼得厉害,怕是要生产了,让钱希均帮忙找一些草纸来准备接生。看着疼得直冒大汗的曾玉,钱希均忙去向团长董必武汇报,并找来一副担架,把曾玉扶了上去。可刚走不远,又遇到了敌人的袭击,民夫扔下担架逃命去了。钱希均不得已又把她扶上了马背,可下山的路马儿走起来一颠一颠的,羊水破了,血也随之流了出来,湿透了马鞍上垫的被子,实在不能再骑在马背上了。董必武叮嘱李坚真,让大家搀扶着她徒步行军。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钱希均几乎是架着曾玉在小跑。突然,曾玉的身子沉了下去,低头一看,她的脚下流了一摊血。经过这一路的颠簸与惊吓,孩子的头已经冲出了母体——她是想看一看外面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可怜的孩子,她哪里知道外面世界的凶险!她哪里知道,一旦离开了母体,她即将永远地失去那给了她血脉的母亲!

女人们架着曾玉往前走,为的是要找一个可以生孩子的僻静的地方。但莽莽山林中没有人家,更没有草纸,钱希均只找到了一把枯草。几个女人把曾玉围在中间,就在这把枯草上,母亲的一阵阵剧痛伴着一声啼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这是在长征途中女红军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刚刚生下来,就失去了母爱的孩子。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的母亲狠心将她留下,留在她出生的地方。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甚至连件小衣服都没能留给孩子。就在母亲用来生她的那把枯草上,一个连眼睛还没有睁开、连口母亲的乳汁还没有吮吸到的可怜的生命,仰天悲鸣。她当然不会知道部队的纪律,她更不会知道部队所面临的处境,她一声高似一声的哭叫,撕扯着母亲破碎的心。小生命顽强的哭声,永远停留在了曾玉和姐妹们的记忆中。

女人们架起曾玉继续赶路。生孩子对女人来讲无疑是过鬼门关,所以在中国有个风俗,女人生孩子是要坐月子的。

但在长征那样一个环境中,曾玉不仅生孩子时没有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就连生完孩子以后,给她休息的担架和马匹也没有。不久,队伍来到了山谷里的一条小河边。隆冬时节,南方的河水虽不结冰,但冰凉刺骨。没有办法,曾玉只能和其他战友一样,蹚水过河。由于体质虚弱,刚刚爬上河岸,曾玉就晕倒了。姐妹们想尽一切办法,才找来了一张方桌,将方桌倒过来,扶曾玉躺在上面,几个人轮流抬着桌子赶路。

不知过了多久,曾玉苏醒过来。姐妹们赶紧去给她找吃的。但此时部队已经断了粮,没有一点吃的东西。有人送来一碗豌豆汁给她充饥。这件事,被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知道了,蔡畅拿出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曾玉。这一包奶粉,在那个非常时期,特别是在部队断粮的关头,显得弥足珍贵。蔡畅情愿自己忍饥挨饿,把仅有的一点吃的东西让给了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难怪同志们总是亲切地叫她“大姐”。

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多么险峻,曾玉都和大部队一起,也和自己丈夫周子昆一起走了下来。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周子昆则随红四方面军再次南下,三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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