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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创建

蒋建农

政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随着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制定,根据民主革命任务的要求,中共致力于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国共合作后,中共的策略着重是通过“国民会议”运动来实现其政权建设的目标。毛泽东是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才比较深入地接触政权问题。随后,他在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了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逐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式、步骤和方法,奠定了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基础。

在新政权问题上表现出的独特之处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前后,毛泽东即开始了关于政权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他以发动和支持广大农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专制统治的基础,作为政权建设的出发点,显示出其卓尔不群的真知灼见。

筹划发动秋收起义之前及其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政权问题的见解,与他关于必须高举共产党的旗帜的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已经变質的武汉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运动”,重新建立一个“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而毛泽东则是依据他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坚决主张放弃国民党的旗子,改用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这是毛泽东在政权问题上的最核心的见解。由此而来,毛泽东在新政权问题上表现出一些独特之处。

其一,或许是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毛泽东这时对起义后建立政权的设想基本上是区域性的,比较多地强调的是可操作性。比如由他起草并经中共中央通过的《湘南运动大纲》就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再如,他在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探讨的也是在湘中一地发动秋收起义,还是在湖南全省发动的问题。他似乎没有登高一呼就能一蹴而就建立起全国性中央政权的奢望。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于建设工农政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论述,但也不能因此而把他当时的这种作为简单地归结为他还不是中央层面的领导地位所致。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主张是有别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考虑的建立中央政府或对政权的通盘设计的,反映出毛泽东务实的工作作风。

其二,具体就湖南的秋收起义而言,毛泽东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关于领导者。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是主张由中共独立领导;中共中央则是要以中共与国民党少数左派联合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其次,关于政权建设的目标。毛泽东、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毛泽东他们的表述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则将起义的目标确定为“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意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再者,关于建立政权的步骤。前者主张在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后者强调“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权的性质”,从宣传的角度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此外,关于依靠力量。前者认为“主要战斗者是工农”,所谓“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辅助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份”“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后者则是要求从组织和政治上加强对湖南国民党下级党部及其左派党员的领导,与他们共同斗争,“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十分看重正规武装对新政权的拱卫作用,认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而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是漠视或重视不够的。可见,二者关于暴动后政权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步骤和方法的差别却是非常明显的。

其三,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时曾与苏联驻长沙的领事马也尔会晤,十分认可他传达的关于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共产国际最新训令,并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1905年,这是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事实上,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假,但1917年的革命也不只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包含有不同性质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工农兵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也能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说那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肯定是极其牵强和罔顾史实的。但是,他在革命转变时期酝酿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共产党的独立领导,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的正确方向,力主依靠工农大众为主力的方针,以及争取一部分为中共掌握的正规部队为依托的策略。这些都为下一个阶段如何开展政权建设点亮了指路的明灯。

建立具有开创意义的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以茶陵建政为开端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是否由中共独立领导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复存在。中共中央根据南昌起义以来国共斗争的实际,调整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已经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子,并且明确“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那时,在发动秋收起义和率领起义军转战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打下醴陵后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这样具有政权性质的临时机构,但因为存在的时间很短,除在当地一度发挥过鼓舞工农群众的有限作用外,基本没有发挥政权的职能。因此在总体上来说,毛泽东那时没有机会实践他关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落脚井冈山后,此问题才成为当务之急。

茶陵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革命政权。其开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是中共独立领导建立的政权,而不是像在酝酿秋收起义时中共中央提出的由多数的共产党人和少数的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的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按照中共前委书记毛泽东指示信的要求建立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中共党代表宛希先会同中共茶陵县委等具体筹划组织的,县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等均为中共党员。

其二,它是工农兵民主政权。占领茶陵后,工农革命军依旧例派谭梓生为县长,组成县政府。有些论著对谭梓生的不作为等,有不少的责难。客观地看,谭梓生是著名的革命烈士。他1925年参加中共,北伐军占领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县时,他就被任命为国共合作的旌德县县政府县长。1927年8月21日湖北通城县武装起义胜利后,他又出任通城劳农政府的副主席兼民政科科长。因此,就资历、从政经验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言,由谭梓生出任茶陵县新政府的县长,应该说是一时之选。他当时所具备的治县理政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强于后来接替他的谭震林。但是,由于他的县长职位在产生的程序上是由工农革命军指派的,而且他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不知道新政权究竟应该如何出“新”,只能是一切按惯例处理县务。毛泽东则不同。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十分推崇湖南农民自发的乡村自治,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他在酝酿发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就熟知中共中央關于“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的指示;而且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本人对如何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当他接到宛希先反映茶陵县政府和驻军存在一系列问题的来信后,立即复信要求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宛希先接到指示信后,马上组织茶陵县工会、农会和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分别选举出一名代表,然后由这3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大会,进而推举工人代表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工农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革命军的士兵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权力机构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而不是由上级政府委任,也不是由哪支军队或某一个党派组织指派的。因此,它是民选的,是代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是真正的工农兵民主政权。

其三,它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政权。首先,新的茶陵县政府不仅是由中共独立领导建立的,而且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行使权力。除去领导茶陵建政的驻军党代表宛希先的指导外,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都要请示中共茶陵县委。其次,自中共中央于1927年9月19日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彻底放弃国民党的旗子以来,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政权建设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意即“工农兵代表会议”。茶陵县的新政权命名为“工农兵政府”,而没有用一般群众十分费解的“苏维埃”之名。茶陵县政府门前的对联“工农兵政府”和“苏维埃精神”,十分传神地演绎了该政权的实质。再者,按照民国旧制,各县的主官为“县知事”或县长,而茶陵为县政府主席,并且发布告或行公文时又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榘联名,凸显新政权的权力之所在和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本质特征。此外,在民国初年,县政府下辖民政、建设、教育等科。1929年以后南京政府规定县下可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4个局,必要时可增设卫生局及土地局。茶陵的新政权没有沿袭旧的设置,而是根据工农兵政府的实质,下设民政、财经、妇女、青工等工作部门,并且都是由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牵头负责,反映出其人民政权为人民的新使命和新特点。

其四,它是毛泽东关于工农民主政权理论探索的结晶。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中,茶陵工农兵政权不是最早的。1927年5月1日建立的广东海丰、陆丰、紫金县临时政府,8月21日,湖北通城建立的劳农政府和湖南秋收起义过程中建立的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等,其创建时间都早于茶陵工农兵政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那些政权都是在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创建的,其宣传号召意义远远大于政权职能的实际运行。而且,那些政权有的是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政权的主张而设立的,有的是执行中共中央起义时建立革命委员会命令的结果,折射出革命转折时期党中央在政权建设目标上的发展变化。而茶陵工农兵政府是在中共中央已经确定必须由中共独立领导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之后创建的,是在秋收起义队伍已经扎根井冈山后为开辟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而创建的,是毛泽东在贯彻中共中央相关指示的过程中依据他自己对政权建设的探索和见解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比如注重发挥革命军队在建立政权和拱卫政权中的作用等)。并且,与广州起义建立的城市苏维埃政权以及为夺取中心城市创建的新的陆丰、海丰等苏维埃政权不同,茶陵工农兵政府是在农村根据地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其直接目的是巩固和扩大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其五,它奠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与政体的雏形。茶陵工农兵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把中共的领导、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国体)和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政体)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总结茶陵建政的经验与不足,继续实践和发展他关于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思想。他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打土豪和发动群众。1928年1月,在建立遂川工农政权时,他对制定《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提出具体意见,并逐条修改。该政纲首先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进而明确“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和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这就把茶陵工农兵政府的实质和框架具体化,并以具有地方法规的意义的施政纲领形式予以公布。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工农民主政权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工农民主政权行使民主革命阶段的专政职责,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联系为一体,夯实了工农政权的执政基础,切实保证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

在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普遍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基本形态已初具之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系统地总结了创建工农民主政权过程中的经验。他列举了几种存在的问题:一是乡级政权初创时被小地主富农钻营把持的问题;二是一些县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走形式或被以群众大会代替的问题;三是工农兵代表会与经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之间的权力脱节问题,及其权力被政府机关和其组成人员滥用的问题;四是以党代政的问题。毛泽东逐一阐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比如关于党与政府的关系,他说:“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再如针对工农兵代表会这一新的政治制度缺乏宣传和教育,以及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对工农群众和一般党员的影响等问题,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指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一方面使我们对工农民主专政的提出和在中国的确立之来之不易,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中体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争取工农大众当家做主地位的坚定执着和良苦用心。同时这段总结还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民主集中制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核心和灵魂。总之,毛泽东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开创者,茶陵工农兵政府是其伟大实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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