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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前后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郑林华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重要的几位领袖无疑是“毛周刘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他们4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党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朱德关系最亲密,“文革”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最紧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抗战后期的1943年到“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是党内最重要的一对同志关系,在这20多年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这两位家乡仅仅数十里之隔的湖南革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中造就了人民的辉煌事业。

风格迥异两伟人

人们仅仅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两位领袖的不同。毛泽东面如满月,线条柔和,身材丰厚,民间常用“男生女相”来形容;刘少奇面部棱角分明,线条硬朗,个子瘦高,颇有威严。毛泽东是个豪迈的诗人,只抓大事不抓细务,喜欢嬉笑怒骂,书法纵横捭阖,行卧坐立也是不拘一格;刘少奇更像个严谨的工程师,更喜欢按照设计蓝图去做事,平时不苟言笑,举止一板一眼,书法也是硬气而不出格。从早期主要工作来看,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大革命时期以从事农民运动著称,随后更是直接领导工农起义,领导创建了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刘少奇则是“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战士”,入党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时期主要在白区工作。

西方人士对毛泽东有生动的描述。斯诺形容看到的毛泽东留着浓密的长头发,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说话平易,生活简朴。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而“毛周刘朱”四人中,似乎如一些外国观察家所说,“刘少奇是最无色彩的”,是“一个声名显赫却毫不引人注目的人。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彭真那样的领导人,即使站在毛泽东的身旁,也能显示出自己是强有力的人物,而刘少奇则显得含蓄的近乎羞涩。也许他受了过多的‘组织高于个人的训练,以至他的个性也在其间陨灭了。当他23岁至24岁的时候,一度曾是他的上级的张国焘第一次遇到他,张国焘评论说,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多情绪激昂、充满热情,而刘少奇‘很少显得激动。张国焘对刘少奇的概括是‘有些书生气、深沉、少语寡言,但显然坚韧不拔;从气质上讲不以苦乐为意;他一步步升上去,不是由于显而易见的才干,而是靠工作上切切实实的努力”。

刘少奇确实是把自己视为党组织中的普通一员,例如他坚持让别人喊“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对自己他只让大家喊“少奇同志”,而不称呼“委员长”或“刘主席”。“少奇同志”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党内称谓反而成为他的特色。至于张国焘说刘少奇不是靠才干而是靠努力上位,这恐怕是张国焘没有知人之明。西方学者评论说,“刘曾长期在城市和工人中间工作,主要是在敌占区。他显露出并发展了组织工作的才干,这种才干就连政治上的对手也不能不承认。”“刘最主要的特点显然是专注。锲而不舍的态度使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物登上了顶峰。然而他的显赫是受之无愧的,他有相当的才干。一位印度驻华大使对埃德加·斯诺说,‘一开始刘少奇给人一种平庸的肤浅印象。5分钟的交谈就反映出他的思维逻辑性强,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作出简单然而却是有力的和透彻的回答。”

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周恩来貌,刘少奇才。”对于周恩来风度翩翩、英气逼人的面孔,人们都很熟悉。而对于刘少奇的过人才干,恐怕人们就没有那么多了解了。

唯英雄能识英雄

在“毛周刘朱”四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渊源最深。他们之间的渊源可以从1920年算起。那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漂泊四方的青年刘少奇在长沙的报纸上获悉湖南有一个“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当即报名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实际组织者就是毛泽东、何叔衡等。当时,他们尚未直接交往。

1922年春,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刘少奇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当年夏天,陈独秀派他回湖南工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正是毛泽东,他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8月初,两位伟人在长沙清水塘一座小平房第一次见了面,这似乎是一次普通的会面,当时他们估计不会料到,20年后,他们会在延安开始建立一种持续20余年的“毛刘体制”。而当时的毛泽东无疑具有知人之明,刘少奇刚回湖南一个月,毛泽东便派他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成就了刘少奇的名气,也增加了他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还成为了刘少奇与何宝珍的月老。1925年底,当刘少奇被湖南军阀逮捕时,毛泽东多方组织营救。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在河北、上海、东北等地做地下工作,他提出了一套白区工作策略;毛泽东则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他们虽然身处不同战线,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却是观点一致。这段时期也是两人备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时期。毛泽东被视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失去了兵权,在一个破庙里养病。刘少奇与毛泽东同病相怜,屡遭“左”倾路线打击,但因为他在工人运动方面具有特殊的才干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被撤去中央职工部长的职务,却又让他做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1932年冬,劉少奇进入中央苏区,与毛泽东久别重逢。他们都不知道彼此受打击的历史情形,一直到延安后刘少奇才向毛泽东吐露,毛泽东也向刘少奇讲了他的历史。当然,根本观点的一致胜过千言万语,在红军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几十年后仍然没有忘记这重要的一票,说刘少奇的支持“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阐述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初,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刘少奇冒着生命危险到华北敌占区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当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在毛泽东坚强有力的支持下,刘少奇放开手脚,仅仅半年就让北方局的工作焕然一新,中央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当他1938年离开北方局时,中共和八路军已经成为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和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对于刘少奇的工作能力,毛泽东非常欣赏。1937年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认为,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于是引发了争论。毛泽东坚决支持刘少奇:“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又说,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还经常为刘少奇鸣不平:“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

这并不是毛泽东偏袒刘少奇。王稼祥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在苏区“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也在会上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中的正确路线。”王稼祥和陈云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其评价是非常有分量的。

高举旗帜的旗手

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由于党内思想路线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特别是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教条主义一度又在党内盛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甚至与中共中央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当时的毛泽东经常感觉自己是孤立的。直到1938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会上提出要依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形成一个“党规”,这个建议无疑是针对搞宗派主义的王明,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会后,毛泽东推荐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把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交给他。

当时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在刘少奇看来,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当时中共在华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华中的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力量非常强大,毛泽东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刘少奇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华中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只能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向东发展。毛泽东也全力支持刘少奇,命令华中党政军“一切具体部署,统归胡服负责”。皖南事变后,他处变不惊,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领导中共在华中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根据毛泽东强调的要控制东北、热河、察哈尔,刘少奇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时,又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面对国民党抢占东北,他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转变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战略部署,巩固和发展了中共在东北的力量。解放战争中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华北、华中、东北三大根据地,刘少奇都为其打开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因为全面抗战这个大舞台和毛泽东的重用,刘少奇在1936年至1942年这6年多中大展身手,使全党上下看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组织能力。当时中共能人辈出,只有实际成就才能服人,这些成就为刘少奇后来居上成为中共中央重要领导铺平了道路。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与毛泽东观点一致、合作无间。这在当时并非易事。毛泽东在1943年回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自己的境遇时,说:“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5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毛泽东非常需要刘少奇的支持,而且刘少奇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能够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6个月期间,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规培训,这使他在反对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对手——他们也在莫斯科受过训——时成为毛泽东的有力同盟者。”难怪薄一波1943年春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就问他:“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为了检查土地革命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系统地批判教条主义以及改组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七大,毛泽东很需要刘少奇回延安帮助他。从1941年10月开始,毛泽东就给华中局发电报: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陈毅等人觉得刘少奇一走会使华中“失掉中心”,但毛泽东坚持刘少奇回延安。1942年2月,刘少奇准备动身,因当时国民党封锁抗日根据地,捕杀过往中共人员,他只好越过日军100多道封锁线,行程1500公里,绕道回延安。出发前,毛泽东多次致电陈毅和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毛泽东还要彭德怀等预先调查刘少奇回延安的沿途情况,并电告刘少奇:“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他密切关注刘少奇的行止,电示沿途各部队切实保障安全。当得知刘少奇抵达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他立即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刘少奇过同蒲路时,毛泽东又电示一二○师暨晋绥军区领导人:“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刘少奇的延安之行,毛泽东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发了十几封,这在党内十分少见。

10月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全文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943年元旦,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这样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延安非常罕见。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精简书记处,刘少奇提议书记处应设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工作。会议接受了这些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从此,毛泽东才在党内正式成为“毛主席”。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被写进党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当时被全党公认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他们都全票当选。七大会场的布置也突出了毛泽东,大会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如果说当时毛泽东是中共的旗帜,那么刘少奇无疑是那个高举旗帜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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