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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

陈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无疑将以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新论断载入史册。习近平同志提出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新特点,深入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这3个“新”,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是形成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前提,值得深入研究和领会。

极不平凡的五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回顾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站到了更高层级的新的历史方位。

具体说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从10个方面概括了5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变化,包括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雷霆之势力挽狂澜,消除了党和国家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极大地激发和彰显了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来的3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世界发展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大体说来,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大程度上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多大程度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参照坐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将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新时代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新的历史方位。从这个历史方位看新时代的内涵或者说它的历史使命,在时代主题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国家层面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人民层面上,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民族层面上,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层面上,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的这些内涵和使命,是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主题来说的,是紧扣中国梦包括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内涵来说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新时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努力奋斗,更具体、更宽阔、更深入地贴近中国梦的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从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讲的,不是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这样一些大历史变迁。进入新时代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总体上来说,新时代的“新”之所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征从而站到了新方位,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而要求我们去解决新矛盾,在于制定了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从而踏上了新征程,在于明确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使命从而肩负起新责任,在于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在我们的理论旗帜上抒写了新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是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在确定性的时代,国家战略层面的确定性势必将转化成社会各领域的从容、乐观和主动创造的奋斗精神。

全面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关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还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了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意识日益增长起来了。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吃饱穿暖,更是吃好穿好行好住好,在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后,人民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需求,是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供给、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确实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还比较大,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在新时代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所谓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从发展各领域来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的“短板”。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还有4000多万。

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续的情况。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产品更精细,供给更有效方面发展;这就要求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變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关系全局的变化,说明它不只是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提出了新要求;历史性变化,主要指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当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意味着历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物质文化需要相对比较具体,主要还是一些硬性的需求;而美好生活的需要,则不仅要以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和前提,还包括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常常从自己是否感到“满意”来理解美好生活,而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理解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我们党的勇敢承诺,也是一个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高层级的努力方向。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会更复杂,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遭受的挑战会更大,需要的努力更为艰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怎样理解这里说的“变”与“不变”的关系?

这首先涉及到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说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我们这些年就经常说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所发生的变化。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这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比较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的几个阶段,依据的就是不同的历史方位,依据的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这3个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凸现特征和变化。

据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比如,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仍然靠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是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变”与“不变”的关系,要求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在于它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和时代一道前进的过程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新目标及其新内涵

制定、调整和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领导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体现鲜明时代性的标志。习近平同志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是和确立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新时代必然要体现在拥有新目标上面。

关于中国的发展目标,我们党一直在与时俱进地构想。新中国成立前,讲得比较多的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化的工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讲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20世纪60年代讲得多的是实现现代化,从1964年底第三届人大到1978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于具体时间,有不同设想。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个远景设想,事实上成为我们党后来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渊源;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要在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后来逐步演变为我们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远景目标。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就具体谋划这件事情。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我们将来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小康”,后来又觉得“小康”还不能算现代化,于是邓小平在1987年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一步战略任务在1987年已经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任务从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看,在2000年也超额实现,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为了让小康成为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得到并充分认可的小康,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牢固基础的小康,我们党并没有宣布第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现,而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目标。此外,从党的十五大开始,我们党就分别把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作为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时间节点。党的十八大明确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期。再有3年便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整实现邓小平提出来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便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怎样规划第三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党的十九大要完成的一项任务。

对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分两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形成了“新三步走”的重大发展战略安排,完整地构画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

这个战略安排,深化和提升了党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其中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把原来确立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完成。这是因为,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已远非当初设想的模样。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人均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便进入小康社会;我国现在人均已达到8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3年,才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小康社会,不仅在经济上使中国实际上进入世界中等水平,其他方面的发展成就,也超乎预期。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迸发出来的强大创造力,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而快速地改变中国各方面的面貌。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也没有预料到。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邓小平回答说,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当时人们确实没有料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带来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

二是既然当初邓小平提出来的“小康社会”这个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已经大大升级了,那么第三步即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也要升级。于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目標。其中“升级”的表述有两点:第一,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相比,这个新目标增加了“美丽”的定语,主要是为了对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强化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的要求;第二,增加“强国”的定位,意味着我们的新目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强”之所在,是更深刻更全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世纪90年代,我们又提出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加了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又加了生态文明。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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