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解读

朱志雄 李正宇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会后,中共中央委任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指定彭公达为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派遣两人回湖南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具体执行中共中央制订的《湘鄂粤赣秋收暴动大纲》相关计划,发动秋收暴动。1927年8月中下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等地数次开会,进行中共湖南省委改组及秋收起义策划,史称“沈家大屋会议”。

沈家大屋会议的主要议题与相关决定

沈家大屋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旗帜问题、政权组织问题等方面。这些问题上,与会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会议的最终决定,也与中共中央的原计划不完全一致。

——关于打什么旗帜的问题

在秋收暴动的原定安排中,中央的原计划为:(一)中国共产党要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工农暴动;(二)暴动成功后,在革命委员会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变成临时革命政府。

对此,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最终,沈家大屋会议讨论决定“湖南的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国民党的旗帜,要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关于政权组织问题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

对此,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二)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最后,沈家大屋会议决定“起义后在革命力量发展的地方‘立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不再使用‘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至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才渐趋一致,决定“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成立苏维埃”。

——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

八七会议决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土地”“对于小田主则减租”。对此,毛泽东在沈家大屋会议上,再次重述了自己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而未被采纳的意见:“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要农协或革命委員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

沈家大屋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多数意见,对八七会议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提出不同意见:“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

会议同时拟出了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

——关于军事策略问题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然而并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

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重新提出并强调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以搞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去打仗,这是自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以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策略。”

另外,对于中共中央原定的发动湖南全省暴动的计划,沈家大屋会议提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放弃其他几个中心。”并最终决定:“依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七县镇的起义,其他地区先作力所能及的准备,暂不直接组织起义。”

沈家大屋会议争论的本质是中国革命的主导权之争

沈家大屋会议上,湖南地方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差异的本质问题是:中国革命应当是一场输入性的革命还是一场内源性的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和社会性质进行了一次重新判断和评价,随之调整了对华方针和政策。共产国际召回了鲍罗廷、罗易等人,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一把手职务,改由瞿秋白代理。与此同步,莫斯科开始有计划地派出军事顾问以及情报人员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计划当中国共产党占领沿海省份后,从海上运输军火支援,一举夺占数省,进而漫卷全国。这本质上是要在中国发动一场以苏联为主导的,从外向内的输入性革命。

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后首要目标是占领广东),还是中共中央制订的《湘鄂粤赣秋收暴动大纲》(原本暴动重点在湘南和海陆丰),以及稍晚发动的广州起义等,都带有明显的占领港口,依靠外援,等待世界革命,依赖复制苏联经验和模式来推动中国革命的特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立足于中国本土实际的革命者,一方面赞同并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系列举措中的正确部分,比如赞同对鲍罗廷、罗易等人的处理意见、赞同建立武装力量、赞同发动暴力革命等。另一方面则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主张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发动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这才是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共中央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和本质归属,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等人最终没有被苏联经验所束缚,独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的深层次原因。

沈家大屋会议的历史贡献

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关于秋收起义的各项决定,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秋收起义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从而为起义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的周密准备。

这次会议上各项问题的讨论对人们思想的触动、启发和解放,直接影响了随后的秋收起义最终走上了一条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开展革命斗争的道路。因此,不应将沈家大屋会议仅仅看成湖南党组织的一次地方会议,而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问题的高度来全面认识。

——承上与启下的历史定位

由于形势危急,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且筹备工作十分仓促。作为一个紧急会议而不是原定的全会,只能顾及紧迫问题中最紧迫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能暂时搁置或浅谈辄止。

而时隔不久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在长沙召开的沈家大屋会议上的讨论,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八七会议一些未完议题的继续,尤其是关涉中国革命向哪里去和如何去的讨论,更是直接承继着八七会议上的有关争论。不同的是,八七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某些意见,多被边缘化,未予重视,而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上,毛澤东兼具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湘区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前身)创建者、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多种身份,以自身的能力和影响,主导了会议的讨论和决定。

尽管中共中央会议与中共地方组织会议并无太多的可比性,然而两个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任务与主题上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会议,在会议主导上却有着如此明显的不同是不应忽略的。两次会议主导者的差异,使得沈家大屋会议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抵制“左”倾右倾两种错误,从某些方面突破了八七会议的一些局限。会议的不同意见、相关争论及其决定,更是对之后秋收起义于挫折中迎来转机,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直接的极具实效的思想铺垫和启迪。

——突破与开启的历史作用

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在一系列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迫问题上提出的一些不同于中共中央的意见,其鲜明特点就是这些意见是从中国尤其是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从而发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声。

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的不同意见、相关争论及其决定,实质上也正是在“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的情况下,对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批评和非难”,甚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某种抵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已经证明,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的不同意见、相关争论及其决定是当时最为切中肯綮、最为接近正确方向的意见、争论及决定,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有关革命前途紧迫问题及时局认识水准的一个新的标高。

正是得益于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上和中共中央的不同意见与争辩及会议“没有教条地照搬中央的批示,而是坚持从湖南的实际出发,经过民主讨论,正确解决了秋收起义即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随后的秋收起义实践中开启了中国革命发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崭新方向,并最终成功地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照亮与引领的历史功勋

如果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上的一个起点,那么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会议,则是毛泽东具体军事生涯和军事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开端,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土地政策、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沉淀、丰富、深化和提炼的关键时间节点。

可以说,正是从长沙北门外的沈家大屋会议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90年的岁月沉淀,让我们今天可以对1927年8月中下旬在长沙北门外召开的沈家大屋会议的历史贡献有清楚和全面的认识。它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具体策划所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是以在旧中国的黑暗中引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辉煌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辉煌火炬。

打赏本站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