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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了周恩来的东京“妨碍采访事件”

中国记者在日本东京遭遇“故意妨碍采访事件”

1969年5月,我作为新华社和外交部联合派遣的记者赴日本履新。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我是根据双方民间渠道达成的互换记者协议去东京常驻的。那时候的日本社会很不平静,学生组织和农民、市民团体反美、反越战、反体制斗争此起彼伏。他们除了采取静坐、集会和游行示威等和平方式外,有时采取激进的暴力行动,与武装警察部队发生激烈冲突。

l971年6月17日,日本人民在进行反对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的斗争时,遭到日本机动队(即武装警察)的阻拦、谩骂和推搡。当晚10时50分许,激进派学生和武装警察部队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前的大街上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我和我的两名助手赶到现场时,只见大街上火光闪烁,盔盾闪动,双方激烈对阵,打得不可开交。

为抢拍镜头,我跟许多日本和外国记者一起猫腰越过路障时,警察虽然看到我戴着写有“Press”(报道)字样的袖标,仍然故意把我拦住,并使劲儿用盾牌推撞。不可理喻的是,当我出示日本外务省发行的记者证,说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时,一个警察请示他的上司后竟口吐狂言,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未承认国”,“这是日本的国土,不准你们随便行动”,“滚出去!滚出去”。这样,一场“妨碍采访事件”便发生了。

我当即进行严正交涉,指出:“我是中国记者,是前来采访的,你们没有任何理由进行阻挠。”这时,8个武装警察手持盾牌,横排在我们面前,反复多次地野蛮地向我和我的助手身上撞击,把我们推后好几步。当我的一个助手向他们提出抗议时,3个武装警察立马扑上来,对我们进行威胁。我们多次向武装警察发出警告,让他们让开,但他们仍横排在我们前面,挡住我们的去路。后来,警方又把我们推到路边。

我一面与现场警察交涉,一面将此事报告我国驻日民间机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负责人赵自瑞,又通知日方的窗口单位——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请他们赶到现场处理。

当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事务局长大久保任晴和两名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向他们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我还表示:“日本警察故意阻挠中国记者采访,是佐藤政府露骨地敌视中国的表现,是日本当局违反关于中日互换记者协议的行为。我向日本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并保留继续追究责任的权利。”

赵自瑞到现场后,代表驻东京联络处向大久保等人作了同样的表态。

大久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神情紧张地对我们驻日人员说,这是日本当局对中国记者进行的歧视和迫害,并表示日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将向日本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还承诺将负责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凌晨回到办公室后,我们立即将此事报告国内。

外事无小事。外交部接报后十分重视,立即写了一份报告呈报周恩来总理。报告称:我们分析,这一事件是在日本进步青年和警察激烈斗争的现场,由警察中的现场下级指挥人员挑起的事件,还不能说明一定是佐藤政府蓄意制造的。佐藤政府在政治上敌视中国的同时,仍愿同我维持备忘录贸易和交换记者等联系。但是,我们认为,这次事件的性质比较严重(过去我驻日记者活动也曾遇到过一些阻挠,但一经交涉很快得到解决),为保证我驻日记者今后采访活动和安全,有必要严正表态,特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由我驻东京联络处赵自瑞同志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一)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日本政府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竟然用武装警察来阻挠我驻日记者正常采访活动。(二)作为中日双方交换新闻记者协议的当事者,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向日本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日本警察当局必须正式向我驻日记者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王泰平同志和两名华侨职员可出席,说明事实经过,对日本警察的野蛮行径表示愤慨。

二、在通知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同时,在北京由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约见日方驻北京办事处代理首席代表宫本治男,就此事件按上述口径表态,要求日方迅速妥善处理。在约见宫本以后,可向日本驻北京记者透露我态度。

三、目前暂不在我报刊上公开报道此事和采取其他措施。采取第一、二步骤后,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再考虑下一步对策。

周恩来总理接到此特急件后,即批示:“拟同意,即送康生、江青、春桥、文元、永胜、先念同志核批。退外交部办 。”

这样,我驻东京联络处奉命于21日晚在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日本媒体说明情况,谴责日本警察歧视中国记者和妨碍采访的行为,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消息传开,在日本各党派、团体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但日本政府却迟迟未就此事作任何表示。22日,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事务局长大久保任晴给我驻东京联络处来电话,说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到日本外务省和警视厅提出过抗议,负责人川崎秀二也找内阁官房长官谈过此事,另一位负责人古井喜实一直在家乡搞选举,23日才回到东京。当时,我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赵自瑞对大久保说,有话可正式到我处来谈。大久保解释说:我打这个电话,是想先把目前的情况向你们讲一下。他的言外之意是未得到政府满意的答复,尚不能登门。

过了两天,传来了日本警察当局诡辩和抵赖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6月23 日报道,当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到警视厅抗议时,该厅警备部长赤木泰二竟反驳他们,说什么没有说过歧视中国记者的话;没有用盾牌推撞王记者(本文作者王泰平——编者)的身体,向中国记者施暴;也没有妨害中国记者采访的意图。据说,警视厅在听取了武警部隊报告后,还发表了一份歪曲事实、推托责任的所谓“中间报告”。

我驻东京联络处24日见此报道后,立即提出交涉建议,请示国内。内容是针对日本警察当局这种诡辩和抵赖,我驻东京联络处要不要采取行动,即向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表示:一、要求他们敦促日本警察当局, 像我处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那样,正式向我记者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揭露日警察当局的“中间报告”完全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请示中还说:“如口气再强硬些,能否说“如警察当局继续进行诡辩和抵赖,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他们负责”。

正在等待国内对请示的答复时,《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日本的各大报于6月25日都报道了如下消息:日本警察厅长官后藤田正晴6月24 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后藤田说,日本警察厅于24日向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报告对日本警察阻挠中国记者正常采访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不存在像抗议(指我驻东京联络处6月2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抗议)中提到的那些事实,因此,不打算向中国方面作出回答。日本政府作出公开答复及承诺

鉴于事态有了新发展,我驻东京联络处于25日又向中国外交部请示,建议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真相,澄清事实,驳斥日本警察当局,并坚持24日向国内请示中提出的两点。

这次请示又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第二天即26日,国内就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3点指示:一是要求日本警方承认错误,向我记者赔礼道歉;二是要求日方保证我记者的人身安全;三是要求日方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驻东京联络处负责人赵自瑞接此指示后,立即向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提出正式交涉。日方很重视,不仅立即向日政府转达了我方的3点要求,而且还敦请政府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以免因此影响中日间交换记者的继续。

事件发生后,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冈崎嘉平太都很焦虑。他们知道,既然周恩来都说了话,要想不了了之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难说会对他们历经艰辛才实现的记者交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最担心、也最不愿看到的。因此,连日来他们四处奔走,努力推动政府给中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中方巨大的压力之下,日警方的态度终于出现了软化的迹象。他们通过日本的电视、报纸自找台阶下,辩称“这是一场误会”,“王记者穿着一件风衣,现场的警察以为是一个日本人职员” , 又说“这是为了王记者的安全”,云云。

6月30日下午2时,日中备忘录办事处冈崎嘉平太、川崎秀二、大久保任晴和安田佳三来我联络处,传达了日政府对日警察阻挠我采访一事作出的正式回答。内容如下:

“6月17日夜,中国记者在日比谷公园附近采访时,因为围绕核实新闻记者身份问题而发生了纠纷,带来了妨害中国记者及时采访活动的结果,对此表示遗憾。本来就没有因为承认国、未承认国而进行歧视的想法。今后充分注意,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冈崎嘉平太告称,以上是他和川崎秀二、田川诚一6月28日会晤日内阁官房长官木村俊夫后,木村给他们的回答。

据川崎秀二透露,上述回答中的“遗憾”一词,他们(指木村和警方)原来不肯用,后经说服才表示同意。我们对日本政府的答复表示满意

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一离开我联络处,即于3时30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向日本和各国驻日记者公布了日本政府的上述回答。

事情至此,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7月23日,我在办公室接到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打来的电话,说内阁官房长官兼临时代理外相木村俊夫想见我,当面谈一谈。我当时未自报姓名,对此要求也未置可否,主要考虑是不宜同日本政府直接接触。不直接同日政府接触是当时我们驻东京人员的一条大原则。因此,我向赵自瑞汇报后,他也同意不予答复。

又过了两天,即7月25日上午10时45分,《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局长新井明给我打来电话,为木村说项,说木村俊夫想见我,以便就前些日子发生的日警阻挠我采访事件表示歉意,而主要是想谈一谈两国关系问题。

新井明是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的弟子,与我们中国驻东京的人员交往密切,对我们在日本的工作提供过许多帮助。他说,如只由木村和我两个人见面可能不方便。因此,拟由他提供见面的场所,3个人在一起谈。如认为可以,就在8月初安排见面。

我接到这个电话后,于上午11时50分将此事通过国际电话报告了中国外交部。

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新动向,十分重视,于7月29日上报和请示周恩来总理。除报告情况外,还分析称:中美《公告》发表后,佐藤受到很大冲击,处境十分被动。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自民党内部分反主流派已开始形成反佐藤首相的联合战线,日本各大报估计佐藤可能被迫提前下台。佐藤为摆脱困境,一面积极摸美国底牌,一面向我做些姿态,试探我态度。木村是佐藤的亲信和智囊,有“佐藤派中的鸽派”之称, 他要求见我记者,显然是出于上述意图,并可借此进行渲染,欺骗群众。

基于上述分析,请示报告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记者不宜见木村,不让佐藤捞稻草。如对方催问,可以‘没有必要为词婉拒。报告还特加如下说明:日警察阻挠王泰平采访事件,日本当局已经通过日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向我方表示过歉意。”

周恩来总理在收到报告的第二天即7月30日就做了如下批复:“拟同意,措词稍加修改,即将可以‘没有必要为词婉拒,改为可以‘没有得到国内指示为由婉拒。”8月3日上午9时半,我接到中国外交部的电话通知,就按此口径回复了新井明。木村借机与中方人士进行政治性接触的企图自然告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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