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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 :“算 人间知己吾和汝”

单劲松

“快去办”

1972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正在逐字逐句地审阅着一份报告。从拿起报告的那一刻起,他的眉头就一直紧锁着,脸上呈现出一种极少见的、异样严肃的表情。看完报告,毛泽东的心情看起来极为沉重,陷入沉思之中。很显然,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让他牵肠挂肚,委实难以决断。

犹豫不决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他所看的是一份怎样的报告呢?

这是一份病情报告,报告说患者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膀胱癌?切了它就是了,还值得毛泽东亲自过问,难以决断?这是因为这位患者极为特殊,他的名字叫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人。回望过去,他们曾一起并肩战斗了近50年。这样的战友,毛泽东怎能不牵肠挂肚?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对于当下中国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实在是太重要了,可以说须臾不可或缺。

对周恩来治疗方案的选择,是毛泽东难以决断的事。原本手術切除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两件接连发生的医疗事件让毛泽东不得不格外谨慎起来。1971年1月,陈毅元帅因患结肠癌入院手术治疗,术后不到半年复发,1972年1月即告不治。1970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患胃癌入院手术治疗,1972年3月医治无效死亡。刚刚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两位党内重量级人物先后离世,让毛泽东对于手术治疗癌症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认为开刀危险。另外,年龄与身体状况也是毛泽东需要考虑的问题。陈毅去世时年仅71岁,谢富治则更为年轻,去世时年仅63岁。而此时周恩来已是74岁的年纪,常年繁重的工作让周恩来的身体健康严重透支。这样大的年纪、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否经得住手术,术后的恢复情况如何,毛泽东心中没有底。

更为严重的是,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太沉重了。从那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了。3个多月前,即2月12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休克。幸好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在他身旁。当她发现毛泽东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也没有反应时,判断毛泽东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抢救。

获知消息的周恩来立即赶来。正所谓“关心则乱”,一向冷静沉稳的他“失态”了。周恩来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以至许久都下不了车。后来,他进入毛泽东卧室,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发颤。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抢救,毛泽东才慢慢清醒,从“鬼门关”上转了过来。

毛泽东知道,在他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当下,偌大的中国是承担不起“失去总理”这样一个意外的。确定周恩来的诊疗方案可是一件不容出错的大事呀!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提议,暂时“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向医务组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半年后,医务组将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再次报告中央,毛泽东在报告上当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经过多次检查,在反复了解比较之后,中央最终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给周恩来治疗膀胱癌。手术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即安排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专家组成员,对他们表示感谢,认为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每次的病情报告都很关注,审阅得格外认真仔细。在因患白内障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他要求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对于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毛泽东都能熟记在心。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将报告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直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看后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快去办”仅仅3个字,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无比焦虑的心情和希望发生奇迹的期盼。一再迟到的相识

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青年才俊,按常理推测,他们的相识应在建党前后。但事实却是,在建党近5年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好事多磨”吧。命运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相识一再推迟。毛泽东是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1923年在“三大”上更是被选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而此时,周恩来尚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巴黎,任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从事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来到风起云涌的广州;但同年2月,毛泽东就已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局承担各项工作。1925年1月,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党的四大,毛泽东则在1924年12月因过度劳累,请病假回湖南休养。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刚刚率领广州革命政府军队开始第二次东征,在潮汕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均出席,两个人这时才彼此第一次将名字与人“对上了号”。但毕竟是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毕竟各自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两人此时还远谈不上深入的交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此发起对中国共产党的“突袭”,展开他对国民党控制权的争夺。不得不说,这是蒋介石政治军事生涯的一次冒险。此时国民党的“老大”还是汪精卫,蒋介石未掌握党权。同时,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中,蒋也只掌握有第一军,而且第一军中的政治骨干大部分还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虽是黄埔军校校长,但黄埔军校却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和国民党左派联起手来,蒋介石可能输个精光。

对于这次事变,周恩来在3月17日就有所感知。这天,周恩来奉令回到广州。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周恩来敏感地察觉他的神色不对,继而发现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来往密切。周恩来立即把这一反常情况告诉了当时兼任苏联顾问翻译的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却对这一重大问题未引起重视。

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敏锐地判断出事变的性质,紧急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向季山嘉建议:立即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但遭到拒绝。心急如焚的毛泽东随后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在这里正好碰到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好个“不能破裂”!害怕破裂所带来的只能是破裂。中国革命的事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辩证法。

毛泽东、周恩来在共同应对“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交往日益密切起来。是年夏天,周恩来应邀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做《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讲课,毛泽东则于9月来到黄埔军校进行讲演。正所谓相见恨晚,两人此时皆有惺惺相惜之感。不打赣州打漳州

毛泽东、周恩来的再次相见,已是4年多之后。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此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中共中央任命的苏区“当家人”。

中央苏区虽是由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险一手创办的,但他并不因此居功自傲。周恩来到达苏区后,毛泽东即按照党的分工,心甘情愿地辅助周恩来开展工作。

军事问题是处于敌人包围下的中央苏区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毛泽东擅长的工作。关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案,毛泽东曾向周恩来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但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并不赞同。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数电指示苏区中央局,要求夺取中心城市。电报说:“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电报甚至把要占领哪些中心城市明确提出来,指出:红军应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数次开会讨论中央指示。经过激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去攻取赣州。毛泽东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在会上发言说: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墻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毛泽东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精神是明显不符的。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只能采纳会议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兵发赣州。会后不久,毛泽东因病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中的他一直挂念着赣州的战事。

3月上旬的一个早晨,项英突然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一个他一直担心的问题: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此时,中革军委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冒雨飞马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启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直接参与指挥。红军虽最终脱出险境,但伤亡却达3000人之巨。

随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以“出击求巩固”转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但是失利的教训并没有让一些人警醒,他们仍然认为红军攻打赣州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现在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到湖南去夺取较大城市。

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对于把队伍开到湖南的意见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毛泽东率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北上。

毛泽东看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设在南昌,中央根据地向北发展的空间很小。向西发展,因有赣江梗阻,也不可行。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军阀发生激烈冲突,发展困难。目前阶段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而此时恰是向福建发展的良好时机。福建除张贞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师是正规军外,其余都是地方保安部队,战斗力不强。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直下漳州。

要知道漳州可是福建的大城市,攻打漳州是远离根据地作战,一旦久攻不下,中央根据地也可能不保。对于毛泽东的建议,一些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毛泽东作了如下分析:一、“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此为攻敌所必救;二、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1万人,孤立无援。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漳州很有把握。

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人,他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率部到长汀做“后卫”,负责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

果然,红军进攻漳州很是顺利,仅两天就夺取了漳州,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300多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枝、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近5000发、无线电台1部、飞机2架。此外,红军还在漳州筹集了100多万元的款项,动员近千名群众参加红军。这真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胜利。

但这一胜利,并不符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胃口,他们对苏区中央局的军事策略接连提出严厉批评。毛泽东受到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靠边站”了。

但通过这次战斗,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深切地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红军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为人谦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的能力也有了亲身体验。他们彼此的了解更进了一步,为此后合作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倾力协助毛泽东开展各项工作。反保守、右倾“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只要是合作,分歧与冲突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合作也不例外。1956年的八大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确定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就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1955年底,原计划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仅用了不到3年就基本完成。面对这一喜出望外的结果,毛泽东决定加速推进工业化。他在1955年12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指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写道:“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因此,对于即将于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周恩来最初是同意毛泽东反右倾保守主义主张的。他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举行的座谈会上检讨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存在着保守”,“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反保守主义造成的逼人形势,使不少部门“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高指标的远景计划也带动了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冒进。各方面自下而上地提出的要求不断加码。据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的报告,各省市区、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以后又增加到180元、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以上,但财政收入预计只能增长9.29%(实际只增长了5.7%),各部门的要求与国家现有财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进入4月,经济建设“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比上年增长62%,但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4月,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占同期计划开工项目的20%。

党内对当前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此时并不一致,毛泽东的想法仍是反右倾保守主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胡乔木回忆说:“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为了进一步摸清“家底”,周恩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铁厂、天津钢铁厂、太原钢铁厂、唐山钢铁厂等作实地调查工作。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反冒进的想法更加坚定。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周恩来投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去。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在中共八大上获得通过。

毛泽东对此是举了手的,但显然也有不同意见。他反复强调:“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认识上,此时坚持认为反冒进就是泄了6亿人民的劲。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1958年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反冒进。他说:我是反反冒进的,“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

周恩来对毛泽东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思想,周恩来多次进行了检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甚至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此后,“左”的错误迅速发展起来,“大跃进”席卷全国,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在1960年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曾感慨地说:

“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救火队长”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周恩来来说,这场运动是他不能理解的。但出于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他对毛泽东作出的决策,仍努力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希望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种思想下,周恩来选择了“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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