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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的唐群英

徐嘉

“一代女魂”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她1871年出生于湖南衡山新桥,自幼在湖湘文化浓厚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浸润中成长,耳濡目染一代代湖湘子弟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事迹,养成了尚武豪爽、侠肝义胆的个性,被称赞有“咏絮之才、阳刚之气、钧天之志、爱国之情”。作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她践行自己“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的誓言,参与组织“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北伐队”,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被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大革命前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唐群英作为一名老国民党党员,热烈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配合衡山白果岳北农工会开展革命活动。为适应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需要,她创办新女校——岳北女子实业学校。该校以鲜明的面向实业的特色,为当地青年妇女走上社会、投身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白果妇女敢于斗争、追求解放的事例,后来还被毛泽东写进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象征。大革命失败后,唐群英不顾个人安危,保护、转移被搜捕的共产党员,充分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气与侠气。

1937年,66岁的唐群英在家乡与世长辞。在她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为女子参政权付出的不屈抗争。那是民国成立伊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唐群英矢志“犹在沧浪中,誓作踏波人”,带领许多不愿“奴颜婢膝,任人驱使”的女界精英,绝“依赖之心”,破“自卑之感”,点燃了震惊全国的熊熊烈火。“烽烟看四起,投袂自提兵”

1912年2月1日,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的孙中山,在大总统府接见了4位特殊的客人。她们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代表“上海女界协赞会”和“女子后援会”,向临时大总统递交为革命军募集的两万余元义款。为了筹集军饷,保证革命战事的胜利,她们认为“集腋成裘,众擎易举,军费虽繁,咄嗟可办”,号召“富者速输巨款,贫者亦当节衣缩食”,以确保“最后胜利必在吾族”。她们是唐群英、张昭汉、陈鸿璧、程颖。

过去的数月里,唐群英她们不逊男子,怀抱同样的家国情怀,足迹深入千家万户,以“有进无退”的拳拳之心募集军饷,筹饷活动开展得颇具声势。孙中山对她们的义举深表嘉许。在认真听取完她们的发言后,孙中山热情地称赞道:“你们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啊!”会晤结束后,孙中山还专门致书表示谢意:“有此巨款,皆由贵会员不辞艰苦,沿门劝募所得,深为嘉尚。以此补助军饷,益可作三军之气。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

在4位客人中,孙中山与唐群英相识最久,将其视为同盟会的老大姐。她不仅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而且在辛亥革命前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参加革命武装起义。1911年4月,她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立志效仿《民报》,宣传妇女解放,唤醒女子告别数千年的“浑浑噩噩”,在“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危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

武昌首义前夜,唐群英奉命从东京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南、湖北等地活动,筹建女子军队,联络各方,蓄势待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回荡起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随后,全国各地此起彼伏般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起义。值此之际,唐群英先是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后援会”,筹集军饷粮食送往前线,随后又组织年轻力壮的女子参加“北伐军救济队”,“随淞沪军队出发”,开赴前线抢救运送伤兵。

当起义部队准备攻打南京时,唐群英更是主动请缨杀敌,组织“女子北伐队”,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的南京攻城战。在女子北伐队的誓师大会上,唐群英迎风而立,慷慨激昂,号召在场女战士们勠力同心、和衷共济、痛歼敌军、共创伟业。战事中,唐群英率队参与攻打玄武门。她精心挑选战斗力强的战士,身藏短枪利刃,伪装成难民混入玄武门内,乘敌不备,杀死守兵,大开城门。守敌顿时乱作一团。唐群英抓住良机,高举双枪,趁势率领全队战士率先杀进城中,帮助南京顺利光复。从此,“双枪女将”唐群英的美名便传遍了神州各地。民国成立后,她也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成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中华女界第一人。同盟会老友张继为此盛赞她道:“烽烟看四起,投袂自提兵。”这成为她在那个光辉年代的最好写照。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

辛亥以前,唐群英曾在《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自信地宣称:“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可断言也。”因此,她不遗余力地率领革命女性舍生忘死,为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认为:女性为革命尽力,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果实,取得自己的应有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华女子改变卑微地位,称为国家主人,已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潮流。

然而,現实却给了唐群英和她的战友们当头棒喝。挟携革命雷霆、冲破帝制阴霾的辛亥革命,赶跑了几千年的皇帝,树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透露了民主共和的曙光,却没有给中国女性参政打开一扇窗户。1912年1月,由旧官僚和立宪派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致书孙中山道:“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否?虽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众议。”他们甚至对孙中山向女界代表林宗素作出的口头承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大为不满,说道:“乃闻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古人有言,慎而出言。愿大总统思此良箴也。”他们甚至直接攻击女性参政:“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碍于内外各方压力,孙中山转向委曲求全,改口称:“至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众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慎言之箴,自当佩受。”

孙中山的退让,打破了唐群英和战友们的美好期待。她们正准备挥动起来的庆祝临时大总统对于女子参政支持的双手,不得不改成握紧拳头,向“专制时代鄙夫陋劣男子厕足仕途者”发起新的抗争。一时间,10多个女子参政团体,在各省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唐群英顺势而动,准备“联络全国女界,各举代表来宁组织统一机关部”,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起请愿,“给还女子参政权”。

1912年2月20日,在唐群英等人的努力下,“女子后援会”“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召开 “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起大会,发出声明:“参政权为男子份所应得,亦即为女子份所应得,无待于要求;今日之所以不得不出于要求者,则以4000年来此权被彼男子劫夺,我女子放弃耳。”她们要求在“宪法改订之际”,从根本上解决女子参政权的问题,并誓言“决心势必达此完全目的而后已”。

此次大会,无异于一次宣言书和动员令,表明中国的先进女权分子,不仅掌握了较强的理论武器,而且具备了坚定的斗争意志,并向着寻求统一的组织力量而努力。上海《天铎报》因此称赞大会:“漪欤盛哉,洵为我国4000年来未有之钜观也。”

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发起成立大会召开后,唐群英等人一面忙于组织的建设,一面迅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抗争之中。

1912年1月28日,南京臨时参议院成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女界随即上书,正式提出将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使“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大总统正式公布。其中第二章第五条,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后,接“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唯独没有“无男女之区别”,试图逃避对男女平等的明确规定,在女子参政议题上模糊处理、敷衍过关,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大为后退。

对此行为,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当然不依不饶,极力抗争。她们绕开深陷男尊女卑思想的临时参议院,于3月18日,向临时大总统发出《女子参政会上孙中山书》,抗议道:“参议院显欲与吾侪女子为意气之争,而不暇求义理之正。”同时,请求“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公允”。

随后,临时参议院讨论了女子参政权案审查报告,并于19日否决了女子参政权请愿案。女界顿时哗然,唐群英、张汉英等女子20多人,以“武装的状态”闯入临时参议院的议事厅,进行抗议,“至提议女子参议案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她们“坚执议员衣袂,禁不听前”,使得议员难以开会。议长无奈,只好请求守卫军兵干预,迫使女子退入旁听席。20日,唐群英等再来临时参议院,求见议长,要求列席旁听,伺机据理力争。因遭受警卫阻拦,唐群英等人推倒警卫,撞破玻璃窗户,涌进议事厅。众人与议员再起争执,情况一度紧张,最后不欢而散。

当日,唐群英等再度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婉言相劝道:“此事未有一经提议即行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唐群英等遂表示将有组织地进行请愿,对过激行为加以疏导。

21日,请愿女子60余人,排队至临时参议院,被持械军人挡在门外。请愿女子遂拿出所携武器,直入参议院,与军人再起冲突。议员们惊恐而逃,议长急忙之下电请孙中山派兵保护。待到总统府200名近卫军来到后,唐群英等愈加义愤填膺,随即转道总统府,请求孙中山接见并解决问题。孙中山允诺代向参议院斡旋,准许她们具呈重议,“各女子乃整队,得意而返”。

与此同时,唐群英等还向各省提督、报界郑重声明:“南京参议院所布剥夺女权的《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而且继续为男女平权开展不懈的斗争。1912年4月8日,她们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召开“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唐群英主持大会,并被选为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会议还通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简章草案》,确定“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女子参政”的宗旨和11条纲领。

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封建传统势力坚决斗争的、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的妇女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宗旨和纲领,于平和通俗之中立意深远,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对妇女参政问题作出了有益的理性探索,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北上继续抗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任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也随之迁往北京。誓死争回女子参政权的唐群英和女子参政同盟会,也计划前往北京,直接面对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和集结在他旗下的诸多反动势力。

4月10日,《大公报》登出消息:“前要求参政之女子团,已结合团体,亦拟伴同议员北上,继续要求,以期必达完全之目的”,“将来北京参议院,必将重演一出改良新剧矣”。袁世凯听闻后,十分紧张,向国务总理唐绍仪交代:“请即询诸南京该女子等确否有来京之意,如果确有此事,应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

面对日益困难复杂的局面,唐群英丝毫不惧。来到北京后,她和战友们走访女子学校、报社、团体,联络女界知名人士,广交朋友,反复宣传女子参政、男女平权的口号,很快便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们瞄准迁到北京后进行过改组的临时参议院,希望在制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法案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然而,关于议员选举人资格的问题,临时参议院于7月3日、8日,在第31次、35次、36次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争论的议题包括议员的年龄、财产、纳税额、教育程度等多方面资格限制,唯独未将性别议题列入其中,断然将女子参政问题排除在外。

唐群英等听闻后,立即提交请愿书,要求“于国会选举法条文内申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若干岁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临时参议院接书后,故态复萌,一味敷衍了事,将唐群英等人的请愿书搁置。唐群英随即召集众人,“连日开会,讨论进行方法。宣言如参议院不赞成其议,即以兵戎从事”。8月6日,她们再赴临时参议院,“大有不达目的不肯甘休之势”,但议长仍旧“含糊敷衍,并不敢表示赞否之主见”。

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明确只有男子享有选举权利。唐群英等“会同女界再三会议”,再上《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呈递临时参议院,表达众人“闻命之余,深为惊骇”的义愤,要求“速将女子选举案提出,遵照约法颁布实行”。然而,庸碌不堪、对妇女参政怀有恶意的参议员们并无所动,或斥责“妇女程度之低下”,或推诿妇女行为之偏激,始终不愿推翻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承认女子参政的权利。

不惧挫折的唐群英,深知女子参政之路荆棘密布、坎坷不断。但是,她从未想过放弃。

为适应全新的形势,唐群英筹划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重设领导机构,成立“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10月20日,在“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大会上,唐群英被选为总理。

在数百来宾注目之下,唐群英缓缓登上讲台,慷慨陈詞道:“……女子既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一分子,国民所有的责任,是应该担当的,国民所有的权利,也是应该享受的。难道国民两个字,划开女子单就男子讲的吗?……既不甘心,便要组织团体,坚持到底,上书参议院,要求女子的参政权。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以至无数次,不达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

可见,唐群英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者,不是把争取女子参政权作为一场斗争,而是当作一项长期事业来奋斗。因此,她随即创办《女子白话旬报》,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该报以普及女界知识为宗旨,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论述女子参政、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道理,呼吁全国女性觉醒抗争、自求解放,是女子参政运动中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

在此起彼伏的声浪催促之下,11月6日,临时参议院终于开始讨论女子选举权案。令人失望的是,参议院最终以“此案在南京已经被否决”“如赞成此案,当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请愿书有辱骂参议院之词”等理由,使“此案终被打消”。

请愿案被否决,使请愿女子愤恨不已,怒斥参议员是“民国的妖孽,女界的蟊贼”。12月9日,唐群英召集数人前往参议院,向议长强要参政权。议长避而不见,唐群英彻底被激怒,愤怒地吼道:“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性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临走时,她还“声色俱厉”地说道:“3日后当再来参议院,为最后之解决。”

然而,尽管唐群英等人一次次地作出努力,掌握北京政权的袁世凯却彻底走到了女子参政运动的对立面。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政府以“法律无允许明文”的理由,正式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1914年,袁世凯查封各个女权报刊,悬赏通缉唐群英,给了女子参政运动致命一击,使轰轰烈烈的女子参政运动归于沉寂。

被通缉后,唐群英逃往天津,经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辗转回到老家衡山。此后,她仍将女权、救国、女教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并将斗争重心由领导女权运动转向专门从事女子教育。她坚信,“母教贤而国民良”,经过长期不懈的妇女教育,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的理想必然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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