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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萧何”杨立三

夏明星 高桃源

杨立三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长期以来,他奋战在我军后勤保障工作战线,为我军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毛泽东称为“红色萧何”。“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指挥”

杨立三,字咏南,号名世,1900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一个佃农家庭,自幼即遭受地主的残酷压榨。青少年时期,通过长期的半耕半读,他从艰苦自修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曾任过小学教员。为了寻找光明,年方19岁的杨立三投入了湘军,曾在湖南军阀张辉瓒部当文书、司务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平叛战争。司务长一职,是杨立三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起点。1925年底,因看不惯旧军队的黑暗,他愤然离开湘军回家务农,重新思考自己和劳苦大众的出路。

1926年夏,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声势席卷全国。杨立三从中看到了穷人的希望。他在家乡积极组织农民协会,任过国民党长沙县第五区监察委员,长沙县第十四农民协会委员长。杨立三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宣讲革命真理,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1927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初,他即奉命率一批农运积极分子到武昌投军,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排长。

1927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共产党人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9月9日,杨立三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副官兼经理处处长,负责起义军后勤事宜。起义前夕,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示,他和师部参谋何长工在江西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起义后,他亲历了毛泽东的文家市决策、三湾改编,后随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1928年初,因长于筹划部队钱粮,杨立三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长、会计长。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杨立三参与了新型人民军队后勤的创建工作,内容包括废除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和经济民主制度、打土豪筹款子、建立根据地财政、开展红军后勤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1928年4月,朱毛两支革命军队会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由于朱毛的器重,杨立三先后担任了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辎重队队长、第二纵队辎重队队长兼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先后负责团、纵队的后勤供应工作。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由邓子恢出任政委的红十二军,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把红十二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毛决定杨立三调任该军军需处处长,以加强新型军队所必需的新型后勤建设。

1930年6月中旬,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按地区分片集中,组建正规军团。据此,朱毛率领的红四军、邓子恢率领的红十二军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杨立三负责军团的后勤事宜。同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境内会师,合组为总兵力达3万之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10月,杨立三担任方面军副官处长兼总经理处处长,负责这支全国红军绝对主力的后勤事宜。到任后,他主持制定并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为红军供应正规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三次反“围剿”,杨立三协助朱德、毛泽东指挥作战。当年9月11日,朱德、毛泽东发出《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其中提到杨立三曾负责指挥总直属队:“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指挥,着于明晨五时由现在地(富足)出发,经龙上、钓鱼台到浪川之石灰窑宿营(石灰窑之房子由总部杨副官处长分配,总直属队住完后剩余归四军)。”“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频繁‘围剿的艰苦环境中,领导后勤部门保证了部队的运输和供应”

1932年春,红军进军福建漳州后,杨立三调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总兵站部部长、政委,负责领导中央苏区所有后方军事机关、医院和工厂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其任务的繁重,客观条件的困难,是一般没有参加过当时斗争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在农村的落后条件下,在不稳定的、没有后方的战斗情况中,全靠军队自行筹粮、筹款,自己建立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依靠人力和畜力组织长途的前运后送,一手做地方居民工作,一手做直接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困难的任务。”这一时期,杨立三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杨立三对红军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颂,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杨立三”词条中高度肯定了他的贡献:“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频繁‘围剿的艰苦环境中,领导后勤部门保证了部队的运输和供应。”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杨立三历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粮秣队队长、总医院院长、陕甘支队后方办事处主任等职,为解决中央红军的人、财、物供应朝夕奔忙。

1935年11月3日,为打开西北革命局面,毛泽东等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杨立三担任了西北军委的兵站部部长。12月,刚刚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打击山西国民党反动势力,扩大我党影响以利抗日。东征的关键之一是克服黄河天险,保持东征部队与陕甘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要杨立三负责。1936年2月21日,毛澤东就保持渡口、组织担架队问题致信杨立三:

立三同志:

一、作战命令一份付上,可了解红军行动方向及任务。

二、……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四)保持主要渡口。

三、已下令从绥德、清涧、延水三县动员三千人当担架队……首先集中一千,看前方需要情形等候命令再集中二、三两批。办法:(一)有适当组织,有好干部带领;(二)有支部组织;(三)有伙食组织;(四)带衣毯碗筷;(五)服务期一个半月;(六)每四人一付担架;(七)均到河口你处集中,待命前送。

……

五、你须与清涧县委及河边各区区苏(区苏维埃——引者注)密切联系。

六、周副主席(周恩来——引者注)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请示。

东征期间,杨立三亲自去延水、延川、清涧、延长四县抓落实,如期完成了担架动员和渡河器材的准备,保证部队安全地渡河东征,并及时地把兵站线延伸向山西境内。1936年5月,在红军回师陕甘边区前,他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勘察河道,侦察敌情,在东岸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从无定河口放船下驶200余里,准确无误地到达清水关,接毛泽东、彭德怀及东征红军西渡黄河,安全顺利地撤回陕甘边区。为此,杨立三受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专电嘉奖。“杨立三同志是我们部队里面最有后勤工作经验的一位同志,也可以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杨立三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的同时,还兼任过中央军委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部长叶季壮)、八路军兵站部部长兼政委,在后方帮助运筹前线后勤大计。1939年4月,应朱德、彭德怀、左权的联名电请,杨立三奔赴晋东南(后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主持八路军前方后勤事宜。在这一岗位上,他创造了令敌人都感到震惊的后勤奇迹。

对于部队来说,武器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八路军兵工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到职后,杨立三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他召集后方勤务部下属的军工部部长刘鼎及技术人员反复研究,结合我抗日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資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1940年8月1日,当杨立三带着新枪样品向彭德怀汇报时,彭德怀非常满意,亲自将枪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仅1940年下半年,杨立三主持的后勤部门就生产了3300多支“八一式”步马枪,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火力。

地雷、手榴弹既威力大,又构造简单,杨立三决定把它普及为对敌斗争的利器。1941年初,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杨立三、刘鼎联名向八路军总部建议: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所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帮助培训骨干,普及造雷技术,开展群众性爆破运动。彭德怀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在太行地区进行了动员。1941年3月,杨立三指示军工部,在山西武乡县温庄、黎城县东崖底村分别开办了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训练班上,根据杨立三要求,军工部长刘鼎亲自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并编印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分发给学员。以这些学员骨干为基础,杨立三又指示军工部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运动,炸得日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安。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在抗战史上,提到“地雷战”,不能不提到杨立三和刘鼎。

据我军后勤史记载:抗战时期,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门共造枪9758支,修枪近1万支,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1000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手榴弹58万枚。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

1940年12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召开规模空前的后勤工作会议。在开幕词中,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杨立三对我军后勤工作的贡献:“你们今天主要是听杨立三同志的后勤工作报告。杨立三同志是我们部队里面最有后勤工作经验的一位同志,也可以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3年抗战,我们的后勤工作曾经做出不少的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任劳任怨、艰苦工作的后勤干部。许多友军直到今天没穿上棉衣,我们早已按时穿上了。3年来,我们的卫生工作人员使许多伤兵、病员恢复了健康,兵站运输了大批的资财,兵工方面也补充给部队不少武器弹药。我们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3年来后勤工作各同志的努力,我们是不能想象能这样顺利支持长期战争的。”

1943年9月起,杨立三历任八路军“前指”副参谋长兼后方勤务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和经济部部长,全面参与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工作。“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指杨立三、杨至成)责无旁贷”

1946年6月起,解放战争开始后,杨立三历任晋冀鲁豫军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总后勤部部长兼华北军区后方勤务司令。其间,他既主持全军的后勤保障,又谋划华北我军的外线出击,更要操心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及支前工作,并曾协助刘少奇制定华北兵工生产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那时候,杨立三真正是‘能者多劳。”

解放战争后期,杨立三是周恩来处理后勤问题的最主要助手。在回忆录中,杨尚昆这样写道:“到西柏坡后,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恩来同志,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政军大事,都集中由他组织实施。他面对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却始终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最初,他每周召开一次党政军各部门头头的联席会议,地点在军委院子后面的一个庙里,由他传达书记处的指示,各部门有什么问题都在会上提出来,有的他当场回答,有的记录下来再研究,这叫‘大办公,从晚饭后开始,常常开到深夜。……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他把问题归归类,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3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经过研究后,恩来同志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杨立三先发表意见。”

1948年12月26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点出了杨立三在我军后勤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指杨立三、杨至成)责无旁贷。”会前,杨立三主持起草了会议重要文件《各级后勤暂行组织大纲》。《大纲》在会议上通过后,全军建立了统一的后勤指挥组织,实行统一体制,统一计划,统一调度,集中使用一切人力、物力,这不仅有利于统筹各解放区之间的物资调配,还为三大战略决战中实施统一的后勤保障提供了组织保证。

淮海战役中,由于后勤工作涉及到华东、中原、华北三个战略区和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五省,组织工作异常复杂。于是,杨立三又被毛泽东亲自点将,到山东参与部署战役后勤计划。他统一协调组织华东、中原、华北三个战略区的后勤支前,一手组织了从大连到胶东的海路运输,使东北和华北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往淮海前线我军。

1949年6月,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火速训练一批军械人员”的指示,总后勤部在北京通县创办了军械训练大队,杨立三亲自兼任大队长,为我军培养出了第一批军械人才。 “你們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和全国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因此,杨立三既操持人民大众的食品供应,又致力于统一我军供给制度和后勤工作建设。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杨立三的一举一动事关军计民生啊”。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形势吃紧。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后勤保障工作日显重要。11月5日,周恩来召集陈云、薄一波、聂荣臻等有关负责同志商谈,协商并解决志愿军后勤供应的若干问题。杨立三带病参加,并当面向周恩来提交了《志愿军后勤工作几个问题报告》。会上,《报告》深受周恩来重视,他当即对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逐一作出批示。

杨立三在我军后勤工作的地位,全党、全军皆知,毛泽东更是看重他。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既不无幽默又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讲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是怎么加在一起的呀?你们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刘邦有萧何搞后勤,立三就是我们的萧何!红色萧何!”

毛泽东对杨立三非常垂青,但有时对他也有保护性的批评。1951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上郑重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12月13日,倍感压力的杨立三致信毛泽东,对自己在主持总后勤部工作中产生的错误与不足进行了自我批评。第二天,毛泽东就回了信,信中既有批评又饱含同志式的关切:

杨立三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就在1951年底,杨立三主动引咎辞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任劳任怨地当起了副部长,革命干劲丝毫不减。1952年12月19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一负责同志就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供给问题的一些办法,致信给毛泽东、朱德。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杨立三、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项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请彭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并作适当的决定。”彭德怀把任务交给了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杨立三,二人立即落实。1953年1月24日,黄克诚、杨立三等向中央军委报告了1952年冬季对志愿军各种装备品、日用生活品、蔬菜、副食等的供应情况。1月30日,毛泽东在看了报告后,欣然写下了如下批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同志:此件可阅,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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