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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对邓力群的影响

霞飞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70多年了。邓力群参加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作为亲历者,他每次在和笔者谈话时或者在记述延安整风的文章中深情回忆延安整风的岁月时,总是感慨万千,认为延安整风意义重大,不仅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而且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自觉学习和接受毛泽东思想

邓力群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1937年经组织批准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先入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参加革命后即担任学运和地下党基层领导人,经历过斗争考验,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而延安具有这种经历和文化水平的人不多,因此,他很受器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时,即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1938年,中央成立马列学院,正好邓力群也结束了中央党校的学习,组织上便将他调到马列学院,担任教育处长,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延安能担任这样的职务,在同龄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了。但是,邓力群毕竟是在北平从一个爱国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对于20世纪20年代建党初期的情况不甚了解,对于 20世纪30年代初期党内和中央苏区内部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他没有参加过长征,对于长征和当时已经在陕北扎根的中共中央内部状况,更知之甚少。因此,整风一开始,邓力群对于它的重大意义理解不是很深刻。邓力群曾经回忆道: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我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开始很肤浅,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而且可以說,时间愈久远,我们愈理解它。只有深深地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确切地感觉它。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身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那个时候造就的。

延安整风,关键是学习,主要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根本目的是真正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来说,邓力群与在延安的绝大多数干部比,算是读得多的。他早在北平读书和参加革命运动时,就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并且有很深理解,据邓力群回忆,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大部分时间也是读马列著作,参加革命活动时一有空就读马列著作,到延安后又进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著作。

但是,参加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很快就觉悟到,光是有自己此前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远远不够,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了解很少,理论水平还差得远,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的著作,自己读得还不算多。延安整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整风,就是要求干部从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下了很大功夫研读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邓力群的特别之处是,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他不仅认真阅读当时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毛泽东著作,而且读毛泽东著作,有自己的重点。他反复学习、重点研究、下功夫最深的,是毛泽东在整风各个阶段发表的报告稿。他对这些报告稿,不知读了多少遍,阅读中深思,深思后再阅读,下了真功夫、大功夫。

邓力群生前回忆,延安整风大致分3个阶段,3个阶段中毛泽东都发表了重要报告。第一阶段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阶段,以1940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回顾党的历史为标志。这次会议分清了路线是非,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文稿随即印发延安干部。邓力群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深入研究,着力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第二阶段是整风发动阶段,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为标志。这个报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邓力群对于毛泽东这份报告的研究十分深入,体会深刻。第三阶段是1943年9月至10月,抢救运动停止后,整风开始进入对《两条路线》这本书的学习阶段。这本书既收入毛泽东的文章,也收入王明等人的文章,让大家在学习中对比。邓力群反复研读这本书,两方面的文章都仔细阅读,结合党的历史实际和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以求获得真知。

真正使邓力群思想发生转变的,是延安整风第一阶段的后期,即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而使他的思想觉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迅速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则是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邓力群生前回忆,在延安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识到,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由于此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直处于艰难转战之中,没有时间和条件坐下来总结经验,讨论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因而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认识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到了延安,略微安定下来,但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到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从苏联到延安后,又宣传了许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他的思想一时在延安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理论思想上存在错误认识,党中央内部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就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某种适合的条件下,我们党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鉴于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就酝酿解决这个问题。

1940年9月,中央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这个时期,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各个根据地的一些负责同志,往来于延安与各根据地的时间较多,毛泽东与他们接触、谈话也比较多。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也有计划地分批地将各个根据地的一些负责同志召集到延安,一方面听他们汇报前方工作,另一方面在听他们汇报中间,和他们一起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和高级干部们有许多谈话。毛泽东和他们谈到了此前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总结过去党的历史经验,并且在与这些领导干部们的谈话、探讨中,逐步和高级干部们形成了共同认识。由此,党的高级干部思想基本统一。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例如彭真、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最后,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把听取的意见,以及他们发表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再经过中央认真讨论,对政治路线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集中反映在毛泽东1940年所写的《论政策》中。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说明,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而王明代表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这个时候,担任中央马列学院教育处长的邓力群,对于《论政策》以及毛泽东的一些报告、中央下发的文件,是认真学习和思考的,但对于过去党内政治路线问题还没有更多了解,也不了解毛泽东与党内高级干部谈话、与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的内容,更不知道党内对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形成的共同认识,因而对于毛泽东与“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分歧,认识还不十分深刻。邓力群生前和笔者及几位同事谈话回顾这段历史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毛泽东和陈伯达、邓力群等5位同志谈话时说道:“左”倾教条主义的东西,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能肥田,而“左”倾教条主义的东西只起坏作用。当时邓力群听了这个话,还感到很刺耳,不十分理解。

到1941年5月,情况不同了。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思想基本统一,集中并升华了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前方根据地领导干部们经验的基础上,于1941年5月底在延安干部报告大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邓力群参加了这个报告会。邓力群回忆说,他参加了报告会,才使他领悟到,延安整风针对的是什么人,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毛泽东作这个报告,就是针对王明的,就是要解决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问题的。邓力群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这个报告,思想受到很大教育,加深了对教条主义危害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经过会后对自己所记录的毛泽东这个报告稿的反复学习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入理解。因此,他对于传达贯彻毛泽东报告十分积极。他说:“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

在延安整风的第一个阶段,邓力群已经通过听毛泽东的报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开始自觉学习和接受毛泽东思想了。通过自我改造确立实事求是的作风

当延安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即整风的发动阶段时,邓力群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自觉努力学习并且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了。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对邓力群影响巨大,对于党内干部特别是到延安不久的年轻干部影响特别大。邓力群生前回忆道:毛泽东两个报告的发表,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报告的重大意义,自然也没有认识到延安整风的意义。邓力群回忆道:当时,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虽然有的听过报告或报告的传达,但对两个报告的深意,甚至对报告的字面意义都是不很理解的。他们中不少人受着自己经验的局限,误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用什么来整领导呢?他们也不清楚,于是就拿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领导提意见,他们认为这就是整风了。由于有这种认识,他们当时的言论和行动就表现出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邓力群在同笔者和几位同事谈话回顾这段历史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领导干部的窑洞窗户,用了花玻璃,而其他同志窑洞的窗户都是用纸糊的,于是很多年轻干部就认为这是搞特殊化,是重大作风问题,需要整顿,提的意见很激烈。这些年轻干部在思想中认为,反对这种窑洞窗户用花玻璃,就是延安整风的内容。

后来,经过整风领导小组的引导,经过对于“学风”问题的分析,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开始认识只重书本、轻视实际的错误。邓力群是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中觉悟得比较早、认识比较深刻的人。他的思想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他写的一篇文章。邓力群在认识学习毛泽东讲话、学习整风文件中认识到,整顿学风,关键是要改掉只从书本上照搬马列主义、理论不能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解决教条主义问题,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而达到这个目标,根本的是要自我改造思想。有了这个认识,他就把自己的体会写成一篇短文《把箭向自己射》,登在政治研究室的墙报上。正好,这个发表在墙报上的文章,被胡乔木看到了,他就找到邓力群,要来原稿,读后决定拿到《解放日报》的“学习”版发表,发表之前,胡乔木经过思考并且征得邓力群本人同意,把文章题目改成《我来照照镜子》。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延安青年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大家都自觉检讨自我,寻找自己在学风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端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从世界观方面寻找原因,反省了自己的缺点错误,端正了个人和党的关系,从道德品格上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树立实事求是的好学风、好作风,切实增强了党性。


邓力群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认为自己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自己那篇文章虽然是肤浅的,“但确实表明我的思想认识已有了转变”。他認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真正认识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重大问题,而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则是能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问题。在“货比货”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延安整风进入第三阶段时,邓力群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价值认识得更加深刻了。1943年9月至10月,抢救运动停止并且纠偏,由于进行得顺利,因此抢救运动开展的时间不长。紧接着,延安整风进入实质性阶段,就是解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央编辑了《两条路线》这本书。编辑这本书,中央采取的是公平原则,既编进了正确的文章和文件,也编进了错误的文章和文件,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引导大家重点学习这本书,让大家自己进行深入思考,组织干部讨论,自由发言,由参加学习的干部自己去分清是非,自己去提高认识。

参加《两条路线》学习的,主要是中央各单位和领导干部,几个人编成一组。邓力群因为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是中央单位的干部,因此有幸和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与一些中央领导干部一起参加学习和讨论。当时他们政治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和财贸部的李六如等同志合为一组,先是集中学习《两条路线》那本书,然后定期开会讨论。邓力群全身心全投入这次学习活动,《两条路线》这本书,他反复阅读,认真思考,并且把自己的体会写成笔记。每次讨论会,他都积极参加,认真听其他同志发言,自己也谈个人体会,进行认真而深入的思索。

经过延安整风第三阶段的学习,邓力群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完全应该也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力群特别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是在学习《两条路线》并且联系党的历史时得到的这种认识。他说:“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過了然。在党的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经过对《两条路线》这本书中不同文章的分析,邓力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他认识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才能走向胜利。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

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毛泽东的认识,对邓力群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邓力群特别谈到了陈云对他的影响。他回忆:“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但是,邓力群对于毛泽东革命家的品格的认识,主要还是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得到深化的。他回忆说:《两条路线》的学习过程中,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井冈山斗争为中心,围绕毛泽东来写党的历史。后来有些同志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正确不仅是上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主席在党内起到的重要正确作用,还应当往前算。比如,周恩来同志讲,广州中山舰事件时,按毛主席的意见,应该抵制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把蒋顶回去;而陈独秀不接受,一味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又比如,大家读到新印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都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写这个报告时,已经是富有创造性的、高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高明,不是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一种潮流恣肆而来的时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谓“反潮流”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他对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

延安整风第三阶段的学习,也使邓力群体会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学习到了毛泽东广泛团结同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学习和讨论《两条路线》时,大家都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每个同志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对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在批评中,那些受过“左”倾路线打击的同志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的批评,言语上难免尖锐,批评也出现了过火的问题。有的还把思想认识问题上纲到政治问题。

邓力群与研究国史的同志们谈到过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批评过程中,多数批评是指向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的;有的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在大会上被批评后,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后又被揪上台,要他说清楚问题,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表示,会不能再开了,开下去非“炸”了不可。毛泽东对于历史问题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着重于进行党内教育,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不追究个人责任,他于1944年4月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话。他通过讲话向大家说明,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人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弄清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彻底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要实行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毛泽东采取的这个方针,在当时对于增强党的团结起到了极大作用。正是在这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才得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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