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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亲密战友

王桢


毛澤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大个子”和“小个子”从相识到相知,彼此之间结下了真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邓小平则评价毛泽东“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中,他们始终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上互相支持。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亲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都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实事求是坚持正确路线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谈到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反复告诫“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中央苏区抵制“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那是1932年夏天,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根据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加强政权建设,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就在此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邓小平则实事求是地向“左”倾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和“左”的土地分配办法等提出质疑,在具体工作中坚持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路线、方针、政策,用实际行动为毛泽东辩护。同时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还有公略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谢唯俊和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古柏。

“左”倾冒险主义者曾经讥讽地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将矛头指向毛泽东。邓、毛、谢、古则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南部苏区空虚之际,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兴兵发难。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左”倾领导人借机指责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给邓小平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等帽子。1933年3月中旬,邓小平被调离会昌,到中共江西省委作宣传部长。


此时的毛泽东也已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在党和军队里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与毛泽东比较接近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而遭受批评和打击。

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全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集中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此时,接受审查的邓小平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但他不仅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让步,反而决心在“检查”上阐述自己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客观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样的“检查”更像是一份毫无悔意的“抗议书”。他们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责令邓小平立即写出申明书,做一次彻底坦白。

邓小平仍然没有妥协,他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显然,这样是无法过关的。“左”倾领导者再次责令邓小平:必须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写的都是真话”。此后,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这是邓小平在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邓小平在受到不公正批判时,始终坚持真理,从未违心地承认他与毛泽东等人有过什么不正常的派别活动。邓小平这种坚持原则、忍辱负重的可贵品质,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实事求是搞调查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对调查研究提倡最给力,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调查研究理论的领导人。关于调查研究,他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指示和要求,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

在调查研究工作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扬过邓小平。他曾风趣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在他对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也常见“此报很好”“非常好”之语。毛泽东认可邓小平所写的报告,与邓小平在报告中坚持实事求是不无关系。在调查研究中,他们一个希望得到地方最真实的情况,一个诚实、详细地上报材料,配合得十分默契。

1947年7月,毛泽东专门给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10个问题,目的是了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毛泽东此举既有调查研究之意,也有考察领导干部的作用。

此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包括大别山地区的不少地方,出现了急于发动群众、扩大土改区域等过急的情况。邓小平在1948年3月8日报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如实地反映并系统归纳了大别山地区在土改工作等方面出现的情况。邓小平面对复杂局势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大为赞许。在1948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说:“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

1951年1月8日,邓小平在报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西南局1950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工作的综合报告中,就西南地区减租退押中所出现的失误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的干部多为青年学生,骨干很少,故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乱子。”这一年的5月9日,邓小平在报送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1951年3月、4月两个月工作的综合报告中,又一次深刻反思了在镇反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他说:“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

对这两份报告,毛泽东批示:“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对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直面错误的风格,毛泽东很是欣慰,说:“所有这些都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

邓小平在地方工作时,与毛泽东的电报交往非常密切。回到中央担任要职后的邓小平,仍然注重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呈送了许多好的调研报告。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反复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因此也成为了中国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和彭真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到京郊顺义、怀柔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在当地,公共食堂问题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起初,邓小平倾向于把食堂办好。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更直接地了解到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意见后,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月10日,他们联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着重指出了当时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公共食堂、所有制等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对这份“调研报告”十分重视。几个星期后,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給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实事求是抓整顿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到场的中国领导人之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个子不高,身穿深色中山装。是的,他就是邓小平。重新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首次在公开政治场合露面。

邓小平复出后,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

1973年12月14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上,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毛泽东还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1973年1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他把邓小平拉到自己的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同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军队、经济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经过9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已陷入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邓小平选择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认为:当前薄弱环节是铁路。邓小平在同万里等人反复推敲后,由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在由邓小平亲自审改,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看完文件后,欣然画圈。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显得特别重要。铁路的整顿,成为了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铁路整顿初战告捷,经济整顿随即全面展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在1975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3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的着重点尤其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经济形势好转。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可以说,1975年的整顿,是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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