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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核心人物的墨家思想渊源

郑林华


1918年8月,受新民学会委托、正在北京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提出:“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此时距离俄国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年,蔡和森就明确表示了学习列宁的意向。人们往往因此而注意到他在新民学会会员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但很少注意到他在这段话中提到的另外一个古代人物:墨翟。

为什么蔡和森在思想已经明显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时,还向知己毛泽东坦陈心迹,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思想与列宁学说相提并论呢?原来,新民学会的“新民”二字虽然源自儒家经典“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作为学会核心人物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其学术思想早已“逃儒归墨”了。“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的思想天然地会受到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

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其电照风行、名满天下者,首推曾国藩。青年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他当时服膺曾国藩,也不是因为曾国藩是理学大师,主要是因为曾国藩集“圣贤”与“豪杰”于一身,符合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志向。而曾国藩并不是单纯的儒家,他是融合儒墨道法于一身的人物,他总结自己是“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其立身持家之勤俭,也是以墨家精神为标准。曾国藩认为墨家精神不止可以用来处身治家,还可以用来“救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表述。

至于为变法献身的谭嗣同,对毛泽东、蔡和森的影响更是巨大。毛泽东曾经感叹:“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他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写道:“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当他读到《新青年》杂志里头陈独秀那些新颖热烈的文章时,又将谭嗣同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现在的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

而谭嗣同也非常推崇墨家思想。谭嗣同所谓的“仁学”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儒家学说,而是他糅合了墨学、佛学、西方基督教思想而自创的思想体系。他将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爱”融会贯通:“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者,则曰墨。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于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足相消。……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至于谭嗣同的人格理想,显然深受墨家影响,他自述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他本来有机会逃走,却自愿为变法流血牺牲,真正践行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宗旨。“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墨家侠义精神。

蔡和森也非常景仰谭嗣同。据时人回忆:“和森早期思想受近人影响最大者为湖南浏阳谭嗣同。”可见谭嗣同也是他的偶像。在本文开头那封信中,蔡和森非常赞赏墨子“兼爱”学说,认为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要让天下人人人皆饱暖安乐,不受各种恶势力的伤害。他赞同墨子提倡的“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主张为了天下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他把墨子的“兼爱”思想同谭嗣同“冲决罗网”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为了“普渡众生”,可以“入地狱”“入恶界”,敢于“打恶仗”“争恶权”,并认定俄国的列宁也是这样“大仁大勇”。正是有了这样的觉悟,他才能从一个青涩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勇往直前的职业革命家。“其奈长沙后进何”

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大多来自湖南第一师范。一师这段学习经历,对于毛泽东与蔡和森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非常重要。不过,人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到他们的老师杨昌济身上,对于其他教师似乎重视得不够,比如国文教师袁仲谦、国文和历史教师易白沙。

国文教师是一师的教育主体。袁仲谦字吉六,为船山学派巨子。当毛泽东还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袁仲谦就是毛泽东的老师。袁仲谦教了毛泽东数年,是教他时间最长的老师。后来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生平时,特意点到了袁仲谦:“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袁仲谦偏重先秦诸子学说,而诸子之学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毛泽东受袁仲谦之教导,所以对中国古代各家思想能见其大概,因此很得袁之器重,袁也经常给他“开小灶”。1918年冬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杨昌济介绍下,得以结识李大钊,并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职员。毛泽东利用在北大的便利,经常去旁听一些课程。当时李大钊等人已在北大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常举行座谈,毛泽东也去旁听,有时还发表意见,他将中国古代各家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学说融会接引,很受大家重视,于是与会人士开始注意他。这无疑得益于他在一师期间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研读。

易白沙本名易坤,长沙人,是近代著名学者和民主革命家,深得孙中山等器重。易白沙1916年下期至1918年上期在一师担任国文和历史教师,成为当时正在该校读书的毛泽东的老师。他好治先秦诸子,尤其喜欢墨家,为人喜豪侠,力图弘扬墨子的“尚同”“非攻”“兼爱”等主张,特别是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渊博学识,更受学生敬仰。他的学生回忆:“历史教师易白沙先生是一位爱国心极强的老师,他利用上历史课的机会,满腔怒火地痛斥了袁世凯反共和、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他态度激昂,声音高亢,吸引来了许多人在教室外的过道上听他讲课。他讲到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更是声泪俱下,悲愤不已。我们深深感到日本灭亡朝鲜,使韩人三家共一把菜刀的命运即将在我国实现,当时教室内外一片同仇敌忾之气。我们时常结队分组上街游行、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吞并我国的阴谋,唤起同胞的爱国心,共同抵制日货,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毛泽东无疑也深受感染,对易白沙非常钦佩,还经常到距离一师仅一两里路之遥的白沙井旁的易白沙寓所请教,与他相交甚笃,易白沙甚至戏称毛泽东为“平民天子”,在他蹈海而死之前,还把自己批判历代专制帝王的著作《帝王春秋》赠给毛泽东。

易白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批评孔子的先锋之一,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在于历代专制帝王“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专制思想,他在《新青年》发表《述墨》《广尚同》等文章,极力宣传墨家思想。易白沙在一师任教的时间,恰恰也与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时间重合。因此,他完全会向学生讲述他最为推崇的墨家思想。1918年3月26日,他还为一师全校学生演讲。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对学生的思想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易白沙一生特别推崇墨子,因此而影响到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崇尚墨子,也是毋庸置疑的。

易白沙认为墨学是救治中国的灵丹妙药。他在《述墨》一文中提出:“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今者四邻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展禽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以备城门、备梯、备高诸篇之义,固吾土宇,此非攻之说不可缓也。……国人日用饮食衣服之需,仰给邻国,称贷外债,以土地主权为质,富与贵更据私财,深缄縢扃鐍之藏,一食万钱,一裘千镒,而人民啼饥号寒,遍于四境之内矣。此节用之说不可缓也。人类之立,舍爱莫由也,今者父子夫妇兄弟,各不相爱,社会中皆不慈不友不孝不悌之人耳。……弊之所积,不爱社会,不爱国家,不爱祖宗,不爱子孙,不爱廉耻,不愛名誉,且不爱其身。此兼爱之说不可缓也。……读庄生之言,可以窥见墨学精神矣。兹篇稽其本末,拾其精英,缀为篇章,扬此绝学,志士仁人,起而行之,斯国家无疆之休也。”“墨学救国”这种观点在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


1921年端午节,易白沙感叹国事日非,决定像屈原那样以身殉国,以唤起国民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他在南海跳海而死。毛泽东此时正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闻讯悲痛异常。返回长沙后,他在一师大礼堂为易白沙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并亲写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杨公就是杨昌济。可见毛泽东将易白沙与杨昌济相提并论。“其奈长沙后进何”一句,颇能反映学生们当时那种失去导师惶惶然的悲痛之情。“今欲救亡,厥惟学墨”

墨子是替下层人民说话的思想家,正如张闻天在抗战时期所说:“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尚贤、尚同、非命等主张,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战国时期,墨学兴盛到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的地步,但由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打压,墨学长期衰落,几乎衰绝。

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的中国人重新审视墨学,大多认为“墨子学说与西洋古代学说及现代学说颇有类似之处”。而逐渐加深的民族危机,特别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一步注意到墨学的思想价值,纷纷主张“墨学救国”,于是墨学随之得以复兴。比如鲁大东认为墨学是“先民之瑰宝,堪为救世之良药”,孙诒让也指出墨子“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弊,殆非韩(非)、吕(不韦)诸子之伦比也”。严复也认为当时之世国家和社会“至今已如寒疾之四体皆冰,真火不绝如缕,苟欲起死回生,固非参苓中和之儒教所能,必得乌头姜桂(引者注:参苓、乌头与姜桂均为中药名)之墨教”才能救世。这样的观点在汉代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代嘉道时期,几乎是空谷足音。墨学复兴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今人多好墨学”,“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拒墨之非”。

“墨学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呼声,墨学复兴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启蒙的手段,首先归功于梁启超。梁启超自幼好墨,自称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他醉心墨学,因《墨子》中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故自号“任公”。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子墨子学说》,以西方学说与墨学互相比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影响甚巨;1920年前后,他又完成了《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著作。王桐龄在1922年这样评论:“今人新会梁启超复汇集历来学说,参以近代新知识,作《墨子学案》,用科学的眼光,以解释墨子。凡墨子学说,与西洋古代学说有何种联系,与西洋现代学说有何种联系,墨子理想影响于现代思潮者何若,影响将来思潮者何若,一一加以解析。于是墨学遗骸,遂如神女再世,灵光普照大地矣。”

梁启超是从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墨学的,他大声疾呼:“今举中国皆杨(朱)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有了梁启超的先导,后来者受此崇墨风气影响而响应道:“墨家同情心的深厚、义务观念的坚强、牺牲精神的伟大,实在值得吾人崇拜,值得吾人研究,更是值得整理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心时局,墨子思想却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如何不快快的整理,快快的宣传。”

一心想拯救国家与人民于水火的毛泽东读了《新民丛报》后非常崇拜梁启超,对梁启超有些文章如《新民说》更是熟到可以背诵。他早年曾取名“子任”,明显是因为梁启超号“任公”。在《毛泽东选集》里,也能找到梁启超式的句法。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提出促成中国进步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这一观点也为毛泽东继承,他后来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无血革命”和“有血革命”,明显有《新民说》的影子。有人说新民学会的名字也是来自于梁启超的《新民说》。甚至有毛泽东加入的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是来自梁启超广为传颂的《少年中国说》。凡此种种,都说明梁启超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而梁启超此时提倡的“墨学救国”主张与易白沙等人互为呼应,不可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墨学复兴达到高潮,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胡适直到1925年还如此描述:“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这种学术潮流的转变无疑对喜欢先秦诸子学说的毛泽东、蔡和森等新青年影响深远。墨子的主张“就是列宁的劳农主义”

虽然毛泽东说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就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他的新偶像,然而历史是不能抽刀割断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梁启超的文字而受到启发。另外,将新文化运动视为全盘反传统其实是简单化了,与其说五四反传统,不如说五四反正统,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恰恰是通过推崇墨学等先秦诸子这些“异端”学派来“打倒孔家店”这个正统学派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推崇墨学是有深意的。陈独秀认识到:“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并且将伦理觉悟定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从伦理对立的角度寻求理论武器,著名反孔健将吴虞敏锐地意识到:墨子“更要废去儒家所主张的阶级制度,把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礼教,一扫而空之”。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来的新一代先进青年,往往尊崇墨子,鄙夷孔子。比如蔡和森就“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发生强烈的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流行着一股将墨学与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文化思潮。人们将墨家主张的“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人人劳动;将“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等同于财产公有、社会主义互助精神;将“兼以易别”看作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私有制;将兼爱、博爱等同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健将吴虞断定:墨子的主张“就是列宁的劳农主义”。严复也认为:“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m。”墨学专家张纯一认为墨子的“劳农主义”包括平等观、互助论、尚勤劳、均贫富四要点,“此即近世马克思主张之要义”。还有人认为:“墨子之意,以为欲打破重重之阶级,不可不提倡兼爱主义。兼爱主义者,社会主义也。”还有人指出:“倘若我们要在中国思想史上,找出一种很类似近世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发之远在2000年以前的,那么我们一定推举墨家学说了,……墨学的出发点,与近世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相同。”

这种将西学与中学对接、融会贯通的做法,非常符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口味。他们对于古今中外各种学说既不迷信盲从,也不自我设限,而是认为不论新书、古书、中学、西学都应该学。毛泽东“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当然,学以致用,因此无论读古书还是西洋的书,必须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毛泽东提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在答复周世钊关于为何不出洋留学时,毛泽东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蔡和森也认为:“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回忆说:“最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在中学时代就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籍,可说是博览群书,有些书他还可以背诵。他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这在以后的毛主席著作中可以反映出来。”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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