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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智慧

李振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在机场,尼克松大步向前,向前来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主动伸出了手。后来,这位美国总统在回忆这一场景时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個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而这一天,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过去了22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开国大典的当天,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明确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在较短的时间内,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这当中,既有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等,但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中国的成立,遭到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美国的敌视。政治上不承认,军事上威胁,经济上禁运,美国试图通过“遏制孤立”政策,编织一张困死新中国的封锁包围网。

面对封锁包围,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上演了一出成功突围的大戏。在1956年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诉这位老朋友: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第一是坚决斗争。

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反复权衡,甚至几天几夜的不睡觉,最终拍板:出兵。他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5次大的战役,将美国拼凑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重新打回到三八线,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又经过2年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为中国东北地区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政治上不承认、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在有限的经贸空间内,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倡导以义利相交,积极探索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经贸活动。1952年中国与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签订的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开创了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则是始于民间,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日之间就有4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

1954年4月,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政府接受邀请后,派周恩来参会,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登上多边外交舞台。在听取周恩来的会议情况汇报时,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做出了新的估计: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如果说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那么1955年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1954年,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间隙访问印度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确为: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包围网的最好注脚。“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

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意味着 20世纪50年代美国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坚持的“遏制孤立”政策走到了尽头。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准备对“遏制孤立”政策进行调整,却因被刺身亡而未来得及实施。

为了避免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的一幕,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将对华政策调整为“遏制而不孤立”,试图通过放松贸易限制、进行信息和人员交流,换取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的让步。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变成了议题设置的积极的一方,特别是,从1964年以后,几乎在所有的会谈中,美国都要向中国表明:美军在越南战场的举动,无意对中国造成威胁;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

美国的“示好”,换来的是中国的“冷脸”:美军在越南是侵略行径,应该撤出;中国不会与美国合谋干涉他国内政。

其实,有了朝鲜战争的交手经历,毛泽东同样不愿与美国再度交战,但是中国也并不惧怕战争,更不会消极避战。毛泽东之所以对美国的“示好试探”兴趣不大,是因为:在两国关系中,越南战争并非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要害在于台湾问题。

自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以来,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症结。在1955年开启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开始新中国力图通过谈判缓和中美关系,但是美国政府的不配合,特别是提出以“中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进入实质性议题谈判的前提条件,让毛泽东逐渐判断出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因此,从1958年9月起,新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申明了新的谈判原则,由此前“分别提出种种争议问题再到台湾问题”转为“一揽子解决”,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具体来说: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

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他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

显然,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约翰逊政府关于台湾问题没有迈出更大的步伐的情况下,中美接近的时机,还需要等待。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5 年开始到1972年被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取代,延续了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作为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即使会谈时断时续,没有解决中美双方实质性问题,但无疑有了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有助于双方互相试探、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限制和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对抗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小球推动大球转

当时间来到1969年,中美接近的时机出现了。“小球推动大球转”,成为毛泽东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破局一招。

在中苏的“蜜月期”,北京和莫斯科的新闻报道喜欢用“牢不可破”来形容两国关系。然而,随后几年,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裂痕,夹杂着国家利益的战略冲突,使得中苏分歧发展到了战争的临界状态。

1969年3月,珍宝岛的枪声,触动了毛泽东。6月,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一个任务,请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提出建议。在中南海武成殿,4位元帅连续开了6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最后形成了3份厚厚的书面报告。

在报告中,4位元帅提出:对美苏的斗争,要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正急于拉中国,我们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4位元帅的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宣传、与中美关系长时期紧张对抗的态势很不协调,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不合常规”,但却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一次与外交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样有着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强烈愿望。在美苏争霸中,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为化解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美国需要拉上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同时想在中国方向寻找到从越南战争脱身的突破口。

此后,美国的“示好”开始升级。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外交人员主动找中国外交人员搭话,传递美国想要同中国修好的信息。1970年10月26日,尼克松宴请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正式称呼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对新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個正式的称呼。此外,尼克松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递口信:想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

然而,美军入侵柬埔寨的行为,让中国对美国的“示好”又一次选择了拒绝。

在1970年的国庆活动中,毛泽东也向美国发出一个含蓄的信号。他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他一起观看国庆游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两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遗憾的是,这个东方式的含蓄信号并没有被美国人理解。

谁也没有想到,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一招,竟然是由一个直径不足40毫米的乒乓球提供的。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接到外交部的报告,毛泽东考虑了3天,最后关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称这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和一群随行记者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对美国队员们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尼克松从这场“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传递口信,表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认真商谈,并提议由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基辛格此行是秘密的,在北京只停留了48个小时。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与中方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

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各自表述的方式,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则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湾的力量,逐步减少其对台湾的影响。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毛泽东用“猴子变人”的例子,定下了解决方案的共识基础。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如期访华。

当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尼克松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涉及世界局势的走向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位。

会见持续了近1个小时。对于时年79岁的中国最高领导者,尼克松的感受是:“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两国关系新的一页打开了。

心情舒畅的尼克松即将离开中国时开怀畅饮,在即席讲话中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至此,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非凡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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