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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和他的历任政治委员搭档

水新营


杨得志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一生为人襟怀坦荡,豁达大度,善于团结同志。在不同时期3次给杨得志当过副手的杨勇曾深情地谈到:“凡是和杨得志同志在一起工作过的,没有搞不好的。”回顾战争年代,杨得志同历任政治委员搭档都能密切合作,较好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更为难得的是,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杨得志依然和曾经的政治委员搭档战友情深,初衷不改。从陕甘支队第一大队到红二师的政治委员搭档——萧华

在杨得志走上红军团长的领导岗位后,符竹庭、黎林等多位同志和他搭档,担任团政治委员。从杨得志晚年的回忆里,人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早年政治委员搭档的战友情深。可惜,他们大都过早地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从萧华开始,杨得志的历任政治委员搭档,可以说都是党内军内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杨得志同萧华并肩战斗,是从1935年9月在长征途中的哈达铺整编开始的。当时,为了适应北上抗日的新形势和战斗需要,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团编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红一团原团长杨得志任大队长,红二师原政治委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在严酷的岁月里,在频繁的战斗中,他们在一起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结下了亲密的战斗友情。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部队重新整编,第一大队恢复了红一团的番号,杨得志任团长,萧华任政治委员。1935年11月,他们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圆满完成了所承担的战斗任务。红军东征时,杨得志到恢复组建的红一师任副师长,萧华调红二师任政治委员,他们暂时分手。西征时,杨得志调红二师任师长,萧华继续任师政治委员。战友相会,分外亲切,杨得志又与萧华在一起工作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11月,在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杨得志和萧华率红二师参加了这次战斗。在战斗中,他们配合得非常好。

西安事变爆发时,红二师正在陕北井家沟一带休整。当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到部队后,指战员们群情激愤,都认为应该把蒋石介杀掉。萧华和杨得志耐心向部队做宣传解释工作,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迅速统—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1937年1月,杨得志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依依难舍和萧华分别。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开始在冀鲁豫,后转战华北。萧华先在山东,后挥师东北。他和萧华虽远隔千里,战斗在不同地区,但他们的心始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每当他们得悉对方所在部队取得不断胜利的时候,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和萧华都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重要职务。这期间,他们经常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相遇,互叙别情,切磋工作。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在一个难得的机会里,他们又共同度过了难忘的40多个日日夜夜。那年,他们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成员,一道应邀访问了东欧及蒙古八国。彭德怀任代表团团长,萧华是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他们一路考察学习,借鉴外国的建军经验,思索如何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其间,杨得志和萧华经常在一起交流,有许多共同话题。

1975年8月,萧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1977年4月调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后为第一政治委员)。1980年初,杨得志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和杨勇副总参谋长一道去西北调研部队情况,萧华陪着他们走了大西北的很多地方。一路上,他们回顾历史,畅叙友情和未来。

1985年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萧华病重住院期间,杨得志多次去看望他。在病房里,萧华同杨得志谈国家和军队的改革,展望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程,却很少谈及他的病痛。杨得志第二次看他的时候,他还谈笑风生,精神很好。在谈到红军时期并肩战斗的情景,萧华深情地握着杨得志的手说:“你是个好师长啊!”杨得志最后一次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的病情已严重恶化。萧华拉着杨得志的手,凝望着他说:“身体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资本,你要好好保重!”在这样的时刻,萧华心里想的还是老战友。此时,杨得志既感动,又难过,忍不住热泪盈眶。

8月12日,萧华不幸病逝。随后,杨得志在《人民日报》撰文《深切怀念老战友萧华同志》。文中,他痛感“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我失去了一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从八路军三四四旅到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搭档——黄克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得志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他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后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杨得志接替徐海东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


当杨得志从山西介休赶到第三四四旅旅部所在地高平县安昌村时,旅政治委员黄克诚对杨得志是热情相迎,态度诚恳又坦率,在向杨得志介绍部队的情况时,如同老大哥对小弟弟一样耐心、周到、细致。

当时,杨得志虽然知道第三四四旅是红十五军团的底子,战斗力很强,但他毕竟不熟悉,对如何带好这支部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心中没底。当杨得志把这些顾虑告诉黄克诚时,黄克诚笑着说:“你有這些想法不奇怪。平型关战斗后上级派我来的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思想。这次朱总司令亲自找你谈了话,任务交代得很明确。老杨,这种时刻派你来接替徐海东同志的工作,担子蛮重的啊!关于这支部队的情况嘛,大家都信任和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根据上级关于要把冀鲁豫三省边区牢牢控制在我军手里的指示,杨得志和黄克诚研究确定,黄克诚留在原地,杨得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去河南滑县、濮阳地区与先期到那里的韩先楚率领的六八九团会合,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杨得志离开的那天,黄克诚把他送出老远,长时间握住他的手说:“你们先去打前站,说不定哪天我们都得去。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系,好在离得不算远嘛!”不久,杨得志和韩先楚率部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冬,杨得志奉命返回晋东南长治、高平一带,和黄克诚率部进行冬季练兵。

1939年2月初,杨得志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当时,冀鲁豫边区一带已经有了不少人民抗日武装,他们只带了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排,总共不足100人,到那里去扩大部队。黄克诚担心他带的人太少,工作难开展,一再要杨得志多帶点部队过去。杨得志理解他的关心和支持,但考虑到太行山区是日军“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所以不肯多带部队走,尽量把部队留给黄克诚。战友之情,同志之意,使杨得志晚年想起来,还言犹在耳,景犹在目,心中难以平静。

杨得志东进冀鲁豫边区之后,迅速打开了局面,扩大了部队。很快,他们按照中央要求成立了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不久,奉中央军委指示,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黄克诚到来不久,就遇到日军大“扫荡”,来势极为迅猛。他们根据敌人的战法特点,向部队提出了4项要求,积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胜利。不久,黄克诚又奉命率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分手之际,他们依依惜别。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先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长以及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要职,杨得志则担任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及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他们一直有着密切的工作交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黄克诚无私无畏、敢于直言,他和彭德怀、张闻天等被打成“反党集团”,接受批判和斗争。当时会议的气氛很紧张,在批判黄克诚时,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十分心疼老战友,悄悄对他说:“总长,你作个自我批评算了!”在小组会上,黄克诚作了自我批评,但仍保留自己的看法。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克诚被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之后,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端正党风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每次杨得志去看望黄克诚,听到他的直言快语,都深感时间没有磨损黄克诚无私无畏的锋芒和忠诚纯正的品格。

晚年,在黄克诚住院期间,杨得志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此时,黄克诚虽然已经看不见,但离好远都能听出是杨得志的声音。交谈中,他多次深情地叮嘱:“得志同志,你要保重身体,把工作做好啊!”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逝世,1987年1月6日举行追悼大会。遗憾的是,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因出国访问行程早以确定,难以更改,未能亲自参加追悼大会。7日,《解放军报》刊发了杨得志的文章《无私无畏的忠诚战士——悼念黄克诚同志》,文中寄托了对黄克诚去世的无限哀思。在冀鲁豫军区的政治委员搭档——黄敬

1942年12月,冀鲁豫边区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黄敬调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担任扩大了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黄敬曾经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此时已成长为一个重要战略区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黄敬和杨得志任职不久,就遇到了1943年的春荒。他们积极组织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并积极帮助群众进行春耕,很快度过了灾荒。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打了个大胜仗,而且积极率部肃清根据地内及周边的日伪顽敌,使得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也大大发展。在为时不长的搭档中,黄敬和杨得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保卫延安,中央决定杨得志率冀鲁豫军区部分主力前往延安,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1944年初的一天,刚刚主持完区党委会议的黄敬兴冲冲地找到杨得志,问:“老杨,听说上级来了指示,要你带部队到延安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真有这事吗?”杨得志说:“真有这事。几天前我就接到命令了。因为正在开会讨论制定新的一年的斗争计划,我怕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没有马上宣布。”

尽管杨得志回答的语气很平静,但心里仍然非常激动。几天来,他总是在想,就要离开战斗多年的华北了,就要和这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和父老乡亲告别了。他激动地对黄敬说:“说实话,我是不愿意离开同志们的,但是你知道,我又不能不离开。”

黄敬非常理解杨得志的心情,沉默了好久才动情地说:“去吧,到了延安,把大家的心愿汇报给党中央,汇报给毛主席!”“这次我带走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部队,你们留在这里,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杨得志关切地对黄敬说。“没关系,只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有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冀鲁豫边区还会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地区。”黄敬满怀信心地说,“倒是你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老杨,这次你们去保卫延安,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教训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

随后,冀鲁豫军区部分主力和回民支队随杨得志开赴延安。

解放后,黄敬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和杨得志多有交集。从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到朝鲜战场的政治委员搭档——李志民

在战争年代的历任政治委员搭档中,杨得志和李志民的搭档时间是最长的。1946年12月,杨得志从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调第二纵队任司令员,李志民也奉命调第二纵队任政治委员。到任之后,他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掌握部队情况。由于他们分工协作,互相支持,部队军政素质提高很快。1947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野战军领导机关,杨得志任司令员,结束了和李志民半年多时间的首次愉快合作。


1949年4月,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与杨得志再次成为搭档。不久,根据中央决定,第十九兵团转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7月下旬,第十九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追击“二马(马步芳、马鸿逵)”所部。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季节,部队行军速度又快,指战员们十分辛苦,加之这里是回族群众聚居区,国民党军长期散布“共产党要灭族灭教”“进驻清真寺”等谣言,给第十九兵团的进军造成了许多困难。李志民和杨得志要求各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大力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回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使国民党军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

8月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会师兰州城郊,包围了兰州城,打响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宁夏马鸿逵父子见大势已去,先后乘飞机逃跑。杨得志、李志民代表第十九兵团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的代表签订了《和平协定》,宁夏全境解放。

1949年冬,杨得志和李志民奉命率第十九兵团机关进驻西安。从战争转入相对和平的环境,部队一些指战员中出现了斗志衰退的情况。李志民和杨得志深感这种情况对部队建设有很大危害,他们组织部队认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积极投入战备训练。在西安居住的一年时间中,杨得志和李志民两家各住在两间简陋的小平房里,过着战时一样的生活。

1950年10月5日,杨得志、李志民接到中央军委的急电:第十九兵团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第十九兵团入朝后,李志民和各级政工干部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基层困难,进行战场鼓励。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和李志民将冀中地道战的经验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重兵进攻,既保存了自己又消滅了敌人。

“文革”中,曾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的李志民先是挨整,被下放江西劳动,后来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任职期间,他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年弱多病,他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回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在京期间,他并没有过多地休息,而是积极撰写回忆录,领导编写、修改各种战史。其间,杨得志曾多次去看望他,劝李志民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李志民总是笑着说:“我要干完这几件事,就算尽到了历史赋予我的责任!”

1987年11月6日,当久病的李志民去世的消息传来的刹那间,杨得志仍感到突然和震惊。11月26日,杨得志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悼念李志民同志》,文中他回顾了战争岁月和李志民相处的日日夜夜,最后深情地写道:“明天,我要向他的遗体告别。我将好好看看他。再最后一次看看他。也许,看到他时我又会流泪,那就让我的泪水当作给他送行的祝福。”从晋察冀野战军到第十九兵团的政治委员搭档——罗瑞卿

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重新组建野战军,杨得志任司令员,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担任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对有机会和红军时期的老领导罗瑞卿合作共事,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央苏区,杨得志担任红十一师特务连连长时,罗瑞卿是师政治委员。从那以后,杨得志较长时期在罗瑞卿的领导下战斗和工作。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等战役中,无论在制定作战计划,还是研究兵力部署的过程中,杨得志和罗瑞卿等领导都思想一致、步调一致、指挥一致,顺利地完成了歼灭敌人的任务,为华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1949年3月,杨得志和罗瑞卿率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兵临太原,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太原战役。太原战役是解放山西也是解放华北的最后一战。在太原前线,杨得志和罗瑞卿有时住在一间房子里,床挨着床,说起话来无所不谈。太原战役取得胜利后,中央决定调罗瑞卿到北平工作,李志民接任政治委员。

即将分别之际,罗瑞卿仍然一如既往,忙于工作总结和进军大西北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罗瑞卿来到杨得志屋里,看到杨得志正在埋头看西北地区的地图,便说:“怎么还没有休息?”“你不是也在忙吗?”杨得志回应。“下面的同志舍不得你走啊!”杨得志继续道。罗瑞卿接过话:“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了,走还是要走的。不过我们是在胜利中分手,应该高兴!”他们谈到当前的工作,谈到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谈着谈着已经东方欲晓了。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部长,杨得志先入朝作战,后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由于工作原因,他们交往不多,但也都很关注对方的情况。1959年9月,罗瑞卿重返军队,接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们的接触增多了。罗瑞卿还多次深入济南军区部队指导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组织领导了1964年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杨得志在济南军区积极响应军委的号召,组织所属部队投入到大练兵的热潮中。这一年6月至10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罗瑞卿两次亲临山东,在杨得志的陪同下检查部队和民兵的训练情况,观看军事表演,指出:“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世界上任何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他还针对练兵中出现的问题,指示杨得志:要“搞普及”,“要注意劳逸结合,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要滥用群众的热情,滥用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大比武,有力地促进了济南军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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