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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春天: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与体制改革

王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中的各项重大政策开始稳步推进。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中国积极抓住机遇,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随后的10多年里,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的春天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这个体制使人民普遍享有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教育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教师队伍逐渐充实,这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人才。事实证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

然而,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偏差,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

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在修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事实上否定了中国教育事业在“文革”前的发展,导致了教师群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受到压抑。

所谓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令整个教育界被迫喊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并将文化学习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立面进行批判。

违背教育规律的政策给教育质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师道尊严”被当作“封建礼教”进行批判,造成老师不敢授课,学生不愿学习的局面。教学、升学以及考试制度被彻底扰乱,中国人才培养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严重妨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出来。此时,停滞10年的教育困局亟待打破。

为进一步厘清教育事业出现困局的原因,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了6位省部级科教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对“两个估计”出台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两个估计”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阻碍,打击了教师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使教师群体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因此,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未来考虑,必须彻底否定“两个估计”。

人民日报社连夜将座谈会的内容写成文稿,并报送中央。这份文稿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高度重视。9月19日的上午,邓小平就教育界的拨乱反正问题与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进行了谈话,明确提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随后,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不同意把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说成一团漆黑的指示,揭露了“两个估计”带来的种种错误和危害。此后,全国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工作以及一些新政策落实得并不快,这令邓小平等人感到担忧。于是,中央组织了一些富有经验的同志到北京的几所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对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和拨乱反正情况进行了重点摸底。在认真审阅提交上来的报告后,邓小平专门约见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就如何办好大学进行了谈话。

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区的工作,最早就是以推翻“两个估计”作为突破口的。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全国各地教育界以及各单位知识分子的大量冤假错案被纠正平反。

中国教育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开始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恢复和调整。人们从心底发出欢呼:中国教育事业的春天来了!恢复高等學校招生考试制度

“文革”爆发后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提出“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从此,高校原有的招生制度被废止。

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招生办法提出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1972年,新的招生制度开始执行。

招生考试的废除,导致新生在文化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异。1972年,北京市对北京高校的生源进行过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在进入高等学校时,小学同等学历占20%,初中学历的占60%,初中以上学历仅占20%。

“文化大革命”对憧憬真正的知识,希望学习一身本领报效祖国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难熬的岁月。长期工作在科学教育战线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许孔时回忆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怎么教课啊?教什么?什么是重点?就是乱了,思想搞乱了。”

回顾这种状况,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所以,复出工作后的邓小平,主动请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

在教育方面,大学作为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它的招生制度的改革,可以作为撬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杠杆。

关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设想,邓小平起初是想用1977年来做准备,到1978年恢复高考,同时向应届生和社会招生,从而逐步推动招生制度走上正轨。然而,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们关于尽早恢复高考的强烈诉求,推动了形势的加速发展。

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有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据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秘书郭曰方回忆说:“邓小平希望通过座谈会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进行深入了解。科学家都有什么想法,学校的老师、教授们有些什么想法,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科教座谈会的议程中并没有安排太多的报告和讲话,大多是自由发言。在讨论中,专家、学者们很快就将高校招生制度列为讨论的重中之重。8月6日,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在其他人发言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毫不避讳地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广大参会者的赞同。见此情景,邓小平问身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问震惊了全场。大家心里清楚,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在科教座谈会之前就已经开过了,决定招生的办法仍然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套路。1977年的招生似已成定局。

刘西尧本人后来回忆说:“我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小平同志便问我,报告送出去没有?我说刚送出去,还来得及追回来。小平同志便让赶紧追回来,下决心从今年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在场的专家、学者们也纷纷表示,宁可晚几个月招生,也要改革,高校推迟到1978年年初开学都行。如果高校招生不实行高考,收进的学生中有很多并非良材,反而是一种浪费。

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此后,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的招生工作延期到第四季度,录取的学生于第二年的2月底入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77年的冬天,共有570万考生进入了憧憬已久的考场,27万人被高等学校录取。第二年,有610万人报名参加了高考,40.2万人被高等学校录取。两年之间的招生仅相差半年。77级学生在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在1978年秋天入学。

为使各领域人才快速涌现,1978年1月和2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全国重点高等学校88所。12月,国家又批准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1978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发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教学制度。学校教育秩序逐步恢复。

当莘莘学子走进考场,为中华崛起而奋笔疾书时,整个中国教育界与沉寂多年的大学校园一样,聆听着春天到来的脚步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对中国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入发展的高度概括,明确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关于“三个面向”的实践,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

教育要有好的质量,离不开好的教材。对于渴望知识的中国学生,教材既是他们了解基础知识的来源,也是他们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和成果的重要途径。而当时的中国,却“一书”难求。为解决好教材稀缺的问题,邓小平在1977年7月29日就专门指示:“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自然科学的),要结合本国的国情编写教材,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要进口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以后就按新教材来上课。”

很快,教育部获批了10万美元专款,着手从一些教育大国、强国引进教材作为参考,以加快中国编出适合本国国情教材的步伐。到1978年2月,从国外进口的教材就已高达两千余册。其中主要是大学教材,占了总数的一大半。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从全国抽调了200多人参加中小学各科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还聘请了叶圣陶等许多国内知名专家担任编写各学科教材的顾问,并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1978年9月,全国中小学开始使用新编教材。

建立学位制度和学术、技术职称。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中国教育怎样提高质量、进一步完善科学文化的教学、稳固校园纪律、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等问题。4月28日,教育部批准北京景山学校3名小学教师为中国首批“特级教师”。这一举动很快传遍了中国大地,极大地调动了教师们的教课积极性。借着这股东风,高校逐渐恢复职称评定工作。

在此基础上,1979年11月初,邓小平提出:“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他明确指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为之后我国初步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法律保证。

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中国耽误了几十年,中国的教育水平同世界的一些國家拉开了差距。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他提出,要引进一些研究手段,更新一些研究方法。

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是实现中国教育“走出去”“引进来”的一个大政策。当时,有人对这样派遣留学生出国心存顾虑,担心出国学生在思想上受到“腐蚀”,也担心学生学成之后不回国服务。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作了一个著名的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他说,不要怕派出回不来。要大胆地派,不是派3个、5个,而是要成千上万地派。要学人家的所长,不要怕跟人家搞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在这方面多花点钱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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